EKC理论假说提出后，实证研究不断，结论呈多样化，有的支持倒U型，也有结论为U型、N型、单调上升型、单调下降型等，并且不同污染物的污染与收入间关系呈现差异形态。耿强、蔡琦玮对1991—2003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后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矿产资源比较贫乏，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养育较多数量的人口并支撑庞大的经济体系，使得生态系统超负荷运转，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N型EKC特征，环境质量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提高而波浪式不断恶化，不同于以往的经典理论中倒U型的形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变迁不同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特征，环境质量有一段时间的改善后又趋于恶化。这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密切相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环境保护投入要占GDP的1%~1.5%才能有效控制住环境污染，超过3%才能使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上海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环境保护和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环境保护投入占GDP3%以上，而浙江省规划的2001—2010年污染治理投入采用国家规划的下限值为1.48%。杭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04〕169号）提出3%的目标，但实际执行不了。因此，倒U型EKC这一分析工具不能盲目套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改善的答案肯定不是最优选择，环境质量改善的中段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越过，未来经济的高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高标准难以抵消现实环境的破坏成本。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环境退化便不可逆。EKC不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借口。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和谐兼顾，一定要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实现集约化的增长模式。[7]
从总体的实证研究来看，EKC一般是存在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拐点为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拐点为5000~7000美元。杭州市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公众意识已非常强烈。政府在主观上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短期内又难以舍弃工业，左右为难。但是在各项工作中已经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步子会更大一些。
（三）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和丰富化的新时代开启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指出，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城市的丰富多样性承认公民社会的优先意义，这是自由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城市才被认为是存在着的。[8]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认为，区域不仅仅是独立的地理单元、社会单元和文化单元。区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是既定的，而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则是人类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的体现，因为这里的区域也可以称为人文区域，它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综合体。[9]
杭州是一个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因此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大众文化也发展得较充分。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文化视野更趋于开阔，审美需求更多样易变且高层次化，娱乐选择更加自在自主，思维变得更加复杂活跃，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则更具有现代、后现代色彩。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也日益为市民接受和倡导，各种地域化、分众化的文化形式存在的合理性被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全面发掘与保护，各类学术或艺术团体得到较快发展。
但是直到现阶段，杭州仍没有完全实现文化转型。市民对生活的感知总体上是经验性的，对生活的时代特征还缺乏真正的理解，缺乏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和辩证的思维。思想观念总体上倾向于保守，对新思想、新观点的兼容度不够，没有形成“大气开放”的思想环境。缺乏思想家，缺乏读书和学习的风气，缺乏思考的耐心与勇气。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更为缺乏，不仅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富足和安逸，更不能从文化的、时代的、宏观的层面认识与把握自己的方位。文化交流的基本方式仍是地域性的，没有构建有效的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平台，高等级的学术、演艺、展览等文化活动还难以引入。对于未来的发展缺少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缺乏吸纳新技术、新理念的思想准备，缺乏建设现代、后现代产业体系的勇气与气魄，极为缺乏战略研究和战略设计，在行动上有较大的盲目性。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偏于形式和程序，形成某种屏蔽作用。
上述情形正在日益成为杭州发展的巨大障碍，已是杭州必须破除的难题。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市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多的自觉。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和市民有可能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从而开启一个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四）解决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变为社会建设的主题性任务
社会保障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指的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通常国家依据法律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构成，其中社会保险又分为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政策性保险根据法律或法令统一实施，是带有强制性的基本保险；商业保险则在自愿基础上以契约的形式实施，是基本保险的必要补充。此外，也有人把住房保障列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范畴。国际劳工组织组织编写的《21世纪社会保障展望》指出：“社会保障的目标不应限于防止或减轻贫困，应该更为广泛。它反映着一种最广义的社会保障意愿。它的根本宗旨是使个人和家庭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尽可能不因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测事件受很大影响。这就不仅是在不测事件中或已出现不测事件时去解决困难，而且也要防患于未然，帮助个人和家庭在面临未能避免或不可避免的伤残和损失时，尽可能做到妥善安排。因此，社会保障需要的不仅是现金，而且还有广泛的医疗和社会服务。”[10]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可以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是否适度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家生产力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是否相适应。杭州和其他地方一样，改革开放3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GDP、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没有形成改革开放成果社会共享机制。尤其是1999—2008年10年间，不计价格变动因素，GDP、财政收入和规模企业利润分别增长4.2倍、10.5倍和10.6倍，而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增长2.8倍和2.7倍。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仍不适度。[11]近几年杭州出台了《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市委〔2007〕42号）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市委〔2007〕43号），围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目标，在全国率先推出城乡统筹、全面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政策。2008年，全市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18.11万人，城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02.41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74.5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245.82万人。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分别为93.2%和99.4%。城镇登记失业率由上年的3.21%下降为3.02%。尽管这样的保障水平在全国是比较高的，但与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仍是不相称的。因此，继续提升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将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焦点问题。
目前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单一，要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由于经济危机、失业率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非生产性人口比例上升等原因，各国社会保障均出现财政支付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民间保障制度来化解社会保障的危机便成为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探讨社会保障的制度效率问题，逐步将民间制度引入社会保障领域。从财政角度考虑，非政府的或非纯粹政府的保障领域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除去政府和商业经营机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是第三支主导社会的力量，在缓和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结构方面甚至可以成为现代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些民间组织可以为政府和营利机构提供准确的调查报告和社会情报，帮助政府和营利机构更好地行使社会责任，甚至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我国香港的经验看，社会福利外判的公共服务改革是不错的选择。其好处包括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容易开办及结束、减少官僚架构、提高专业性、形成人事制度弹性及增加市民选择性等方面。
（五）形成公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现实基础
在城市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建设民主政治的社会诉求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但是由于公民素质、现有政治体制的坚固等因素的局限，在中国建设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却可能会早一些发育。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类定义：一类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和原则；另一类建立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之上，指介于国家与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以三分法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定义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英国学者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定义颇具代表性：“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12]他主张将企业或经济机构同公民社会分开来对待，前者作为经济社会或经济系统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定义是：“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公民社会、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复杂、模糊的，并且是可商榷的。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并非一开始便形成独立的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和政治制度在近代才逐渐从市民社会中分化出来：“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13]
在现代国家，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保有活跃、强大和具有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这样，公民社会意义上的人才具有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才是由农民蜕化后转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民主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公民社会在推动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化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强大的公民社会将使政府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作出更快的反应，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会团体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加强公民社会成为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公民社会及与之相关的第三部门，已经同时进入当代民主及民主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之中，并构成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