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御街自观桥转西部分，自余官巷之西，沿途为礼部贡院、千佛阁安福院、军器所、祥符寺和杂作院，过新庄桥又是“景灵禁御”，因此店铺之开设，仅能到观桥下今余官巷以东而止，因此，御街的商业繁华只能“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因此，南宋御街仅到观桥下为止，便转西经新庄桥至三宫观止。
南宋之后元、明、清三代，又皆以南宋的“景灵禁御”旧址作为军事教场，“西倚城，乐南北三面缭以塘垣，周地广三百一十六丈，东南为门二”。由于交通继续阻塞，所以观桥、新庄桥之间的这段南宋御街，即后来所称的“清字街”（“清字”，当是“钦至”之转音，二字之音转讹而成）。到了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陈善纂修《万历杭州府志》时，它终于由“街”降格为“宝极观巷”。[11]
三、关于斜桥、观桥的记录
南宋时的普宁坊，俗呼清远桥巷，在小河清远桥之西，属环御街东、北二侧，南起朝天门北清平坊（今打铜巷），去北转西至祥符寺西同德坊即灯心巷属“右二厢”。因其自余杭门内斜桥迤东折南，与御街过观桥转西之弧径相合，又东通清远桥，所以旧“志”撰者，按当时之“桥道座标”，依其在御街之巷口，记之为“在观桥之北”，或“观桥东北”，及谓其“在御街东首一带”，以使读者觅得其所在。其西端“斜桥”之名，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它系傍道支路的含义。
清远桥小河与“右三厢”西界大河间的地带，不属普宁坊。此按旧“志”对小河清远桥的叙述：“小河清远桥，普宁坊东”，“普宁坊东曰清远桥”。这一点，即使持“斜桥——天水桥——观桥之径为御街”说法的《西湖游览志》，其卷20却云：“普宁坊，俗呼清远桥巷。其东宋有仁和县丞厅，又东有太社太稷坛。”也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小河清远桥，是普宁坊的东界。
小河清远桥与大河西桥之间的这段地带，是“怀远坊”。其旧方志记录如下：
《咸淳临安志》：“怀远坊、安国坊北，俗呼军头司巷。”
《梦粱录》：“怀远坊，旧呼军头司营巷。”
《成化杭州府志》：“军头司桥街，旧名怀远坊。今贡院在桥东。”又：“军头司桥，今试院在东；试院牌在西，临大街。”在这里，乃是因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夏，因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阎鼐及三司等官奏请，改徙贡（试）院于大河西桥之东，右三厢界内的今杭州高级中学校址，即南宋时“御酒库”、“卖酒局”、“煮碧香库”、“驻泊司”、“修内司纲兵营”“马军司寨龙卫指挥”旧基（《成化杭州府志》作“旧仁和仓基”，实误），并在军头司桥之西临大街处，置贡（式）院牌坊以表识，故谓。
由于昔贡院在怀远坊东侧的大河西桥之东，故“士自崇坊而进，岐纷桥隘，罔以径趋”。所谓“岐纷”者，即为军头司桥街去东至贡院前大河西桥之诸通径；所谓“桥隘”者，就是指“大河西桥”。自大街至贡院交通不畅的情形，一直迟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秋，巡按御史杨九泽易贡院南隅民居，“复且迁正门，重门而南，以宏试舍”，“自右坊折而南，则建舆梁以利涉，而直达于西衢，表识惟旧，规制惟新”。即辟建贡院南正门、“青云街”、“登云桥”、“二圣庙街”，达军头司桥合于大街的“新径”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据此大街至贡院“新径”辟建的年限可明，早纂于明成化十年（1474）的《成化杭州府志》，其所谓的“军头司桥街，旧名怀远坊”，即是北出昔仁和仓桥街（即南宋时的仁和仓巷，今之屏风街），南至军头司桥西出大街（今中山北路）的今“焦营巷”。
普宁坊，本系杭城贯城大街，从观桥至斜桥的一支旁径，南宋时大街因受“景灵禁御”之阻，不能通余杭门，于是使得它成了大街连系余杭门的主要途径。这从“斜桥”到潜说友修《咸淳志》时，它已由原来的“斜”，后来改为“中正”之名的变易可知。
南宋时，杭州城中的水运交通非常便利，大小河流几乎全通舟辑，因此不论行人远行或物资之运输，皆以水运为便。据《梦粱录》（卷12）载：“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今杭州湖墅）搬载诸铺未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办。”“宅舍府第庄舍，亦自创造船只，从便撑驾往来”，“若州县欲差船只，多给官钱和雇以应用度”。司农寺督催未斛解发朝廷，“搬运自有纲船装载”，“寺观庵舍船只，皆用红油胴滩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如无水路，以人力运之。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因此，普宁坊在南宋时，虽为余杭门连系御街之主途，但尚是乘骑与步行之巷径而已，且流量有限。
南宋后，随着杭州江岸的拓展，江水逐渐难济运河，旧上塘运河因此日益浅狭。“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从而形成了盐桥运河，北接下塘新运河为主水道的浙北运河。明洪武五年（1372），汤信国为节制杭州城内运河水倾泻下塘河，又建置了德胜坝，于是运河货船南北之往来，至杭州城北，皆需转驳换舟可行：时人为图快捷，故大多自德胜坝登岸直趋杭城，或自杭城迳此下舟起程。因此自南宋以来，由杭城观桥以南大街和普宁坊构成的贯城主途，其人流量比前有所增加。明成化十年，夏时正纂《成化杭州府志》时，普宁坊其斜桥迤东折南至观桥的巷径，已被统称为“大街”。然而“普宁坊”，因尚有清远桥西堍之一小段残剩，而仍留其名。普宁坊，其斜桥至观桥巷径名称的这一变易，因而在《成化杭州府志》及其以后的杭州方志中，由于这“桥道座标”的改变，以致它们对该地区坊巷的叙述，产生了与前不同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1）《咸淳志》和《梦粱录》所记的，在御（大）街之北，祥符寺西，俗呼灯心巷的“同德坊”，被改变成在大街之“西”。（2）御（大）街的观桥至新庄桥段，被改变成了新立的“武林坊”。
上述两个变化，佐证了杭城大街观桥以北，这种“街”“坊”的互变，是发生在南宋之后。
撰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西湖游览志》，其卷20的中正桥条，将昔时已经“截肢换叶”后的杭城大街，释为“自此（指斜桥）而南至正阳门，为宋时御街”，因此不完全正确。其实该“志”同卷的普宁坊条，将“天水院桥”、天水院桥西的南宋“草料场”、斜桥南的南宋“淳佑仓”，皆列于普宁坊名下；又谓南宋太社、太稷社，在普宁坊东。尤其是该“志”所附的《南宋京城图》，明显的表示斜桥——天水桥——观桥一径，要比御街的观桥之南部分狭窄得多，分明是条巷径；然而观桥至新庄桥一径，却是与御街同宽的。这反映了《西湖游览志》的“南宋御街说”，对其观桥以北之局部与两侧坊巷，在叙述上有自相矛盾地方。
明万历七年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时，由于旧时坊界已成史迹，唯凭着清远桥西堍而留“芳”的普宁坊，它才并入新的“清远桥街”（即今清远桥直街）而名息。该“志”云“普宁坊，今塞”，实不确，实际上它是成了昔时新称清远桥街的“西端街口”。
清同治六年补刊本《咸淳临安志》，又以移花接木之技，将《西湖游览志》的《宋朝京城图》删去“宋朝”二字，嫁接于《咸淳临安志》卷首，作《京城图》。因此图中田氏的若干误处，得以广泛流传，影响至今。然而《京城图》中的斜桥——天水桥的一桥一径，已改为与御街同宽，观桥至新庄桥一径，却被改成了略狭于南宋御街的样子，这显然是补刊者受了“田氏南宋御街说”的影响。[12]
四、南宋御街的宽度
南宋御街，是在吴越国北宋时期形成的一条杭州“大街”。从州府衙署起始，至杭城中心，可以称为州城大街，路面较宽；同时，两侧坊巷鳞次栉比与店铺林立，又是一条商业街。
宋室南渡，以杭州为行都，于是“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遂成“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尤大街“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但因杭城之“大街”，系以“州城”大街改造扩建、整治而成，作为行都御街。
绍兴十三年（1143），赵构下诏临安府与修内司，在城西北隅、新庄桥之西，以故刘光世赐第地营建景灵宫后，又在该宫之南继建万寿观、东太乙宫；后又增扩景灵宫，尽徙新庄桥以西原有民居市屋，僻为宫观前之开阔地，置南、北二“车马门”，掇宫观前之大街于“景灵禁御”内，由皇城司兵守卫之，严禁平民进入往来。于是原先通贯杭城之大街，遂因“景灵禁御”之阻隔，而不得与余杭门、钱塘门直通。据《中兴小纪》卷31载，绍兴十三年三月，遂建景灵官，“庚戊，上曰：‘将来郊祀景灵宫，可权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这充分表示了赵构因这大街规制较狭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在这里，所谓的“辇”，是指“逍遥辇”（又称“逍遥子”）和“平辇”（又称“平顶辇”、“平头辇”）。“逍遥、平辇小舆轻，金龙闲饰彤霞彩”这两种辇，实际上只是分别有一定装饰的小轿而已。
景灵宫建后，南宋皇帝凡逢“四孟”，都要“先期禁卫所阎门牒临安府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男子并令衫带，妇人裙带。仍先一日封闭楼门，取责知委、不许容著来历不明之人。殿步三司，分拨统制将官军兵六千二百人摆龊诸巷（大礼则倍此数）。至日五鼓，地分头项沿门驱逐杂人外”，“数万人随驾”，“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激赏诸酒库并三学学官、前廊诸僧及在城寺观僧道、两县耆老，各立起居幕次、香案、花瓶、麻炉、香烛、迎圣驾起居”，兴师动众地去朝拜祖宗和拈香。其乘舆所经之路，即是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景灵宫前的“大街”。昔人因此依各自之见分别对此大街，大呼之为“御街”、“天街”、“御道”、“御路”、“大街”等，于是遂成了多称并存、混称不一，且各自所指路段有异，甚至有涉他路的情形。据《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所载，自赵构以后的历代南宋皇帝诣景灵宫，皆是登逍遥辇前往，乘平辇返回的。遇明禋、郊祀年，自景灵宫返回至太庙后，才可登辂去丽正门内明堂或郊台行礼。《咸淳临安志》亦云：“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乘舆所经之路，岁久弗治”，“旧铺以石，衡从为幅”，至咸淳七年，其太庙以北，“阙坏者凡二万（幅）”。
按上可知，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乘舆所经之路”除“内（其中）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遇大札别除治外”的街面，始终没有拓宽过，因一直如“旧”，故而不能通辂。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由于自太庙北至观桥间，袤13500尺有奇的大街“岁久弗治”，以致其总共“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幅石板，“阙坏者凡二万”，破损率竟几乎已达2/3。街面破损到如此程度，显然已严重影响皇帝驾诣景灵宫其乘舆仪卫队形，至此南宋朝廷才不得不命临安府知府潜说友进行缮修。潜氏受此朝命，仅仅对该段的街面作了一次易其阙坏者的修补，使其恢复完好状态；同时又在乘舆所经的全线街面上，加涂了“九轨”示为跸道，于是就官定这乘舆所经的，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景灵宫前的大街为“御街”。从而使御街之称，才有一个正式的标准阐述。
潜说友在咸淳七年，虽只是对杭城大街的太庙北至观桥段，作了一次易其阙坏者的缮修，却是南宋王朝在它长达150多年的统治时期中，唯一的一次对杭城大街的“大治”。
因此，南宋御街，无法与北宋汴京完全按规制营筑的御街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