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七十三世孙孔庆仪，身处动荡不已的晚清时期，他审时度势，力图维新。不仅在孔氏南宗家族史，而且在衢州近代史上，孔庆仪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孔庆仪“性蚤慧，气象英伟”，“少长善读书，小试辄冠其曹，前后督学案临，均以大器目之”。孔庆仪的作为是多方面的，在南宗宗族事务管理方面，“聿新家祠，更建公署，经营祀产，百废俱举”。在教育方面，“慨旧学之不足以图存也，力与维新”，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孔庆仪“倡立孔氏中学校，培植族内寒畯”。宣统二年（1910），孔氏中学堂改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又改称“孔氏完全小学”。孔庆仪为衢州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经济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8），衢州商界推孔庆仪组织成立商会，并被推任为总理，可见其威望之高。在社会事业方面，他“督堰工以兴水利，董率巡察，编查船舶，整理公租，厉行烟禁，咨议局开，始筹办初选事宜”，所有这些，“莫不得风气之先”。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孔庆仪能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着手于水利、巡察、烟禁等方面的事务，从中充分反映了他充满睿智的才干、敏锐的洞察力和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实干精神。在政治倾向上，孔庆仪顺应时势，赞成共和。辛亥（1911）九月十五夜，杭州宣布独立，衢州人心惶惶。在此情形下，“陈怀玉谋幽大鳌，越日假座商会开衢民大会，宣传新共和，推怀玉为军政长，李道龙元为参谋长，孔博士庆仪为民事长。协议既定，市悬白旗，顺应省城”。孔庆仪在这过程中，因“猝膺艰巨，处理井然，闾里藉之安堵”，不久“奉省委襄办江山清乡，多所保全，事竣，洊署太平知事篆，几有刑措之风”。史实表明，在衢州光复以及保证地方治安中，孔庆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除孔庆仪之外，孔氏南宗士人中“得风气之先”的还有和孔庆仪一起创立孔氏小学的孔昭晙、求学于早稻田大学的孔昭仁等。他们深受近代教育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锐意维新，走在时代前列，对浙西南地区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文明教化
“忠”与“义”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所提倡的“忠”并非愚忠，而是要求从内心的价值判断出发，为天下苍生谋利益，对社稷负责。孔子将“义”视作君子的立身根本，他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南宗族人继承发扬了先圣倡导的“忠”、“义”精神，并使其文化内涵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延伸。
孔端友和孔传率族人扈跸南渡这一重大事件，本身就体现了孔氏家族的忠君精神。罗璟所撰的“家庙记”认为扈跸南渡和赐庙于衢是君臣“两尽”的大事：“端友之从高宗而南，可谓忠矣。高宗为之立庙赐田，助其为孝也。君臣之间，可谓两尽。”叶淑欧所撰的“家庙记”更将其提升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高度：“圣人之道如五纬经天，四渎匝地，故日月有晦蚀，山泽有崩竭，而孔子以昌平布衣，阐微言，明大义，而垂无穷，固历千劫而不隳者。以故当播越之余，其子孙躬历崎岖，远窜荒茅篁竹之间，以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义，其于忠孝大节不爽毫发，非圣人之后而能然欤？”长期以来，南宗族人一直秉承和弘扬忠义精神，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忠臣义士，前文所提及的孔传、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隐、孔应得、孔淮、孔洙、孔涛、孔克仁、孔贞时、孔贞运、孔庆仪等等，都可谓是忠义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下，孔氏南宗也涌现了许多志节凛然的忠义之士。如孔传曾，“咸丰八年（1858）三月，贼至其乡，妻妾子妇女孙俱投水完节，传曾以母在，未死。未几，贼再至，缚之去。迟明逸归，见母已自缢，敛尸藁葬毕，告门人曰：‘母死，吾何恋？且为贼缚，岂可再辱？’沐浴具衣冠，亦自经焉”。“母死，吾何恋”体现其“孝”；“为贼缚，岂可再辱”则体现了其“忠”，从中体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可谓忠孝两全。孔广升在城陷之时，“朝服朝冠，北面再拜，自缢于先师大成殿侧”。咸丰十年（1860），孔广椿在督战中阵亡于嘉兴，世袭云骑尉，三代以后世袭恩骑尉。
南宗族人中，出仕者往往恪尽职守、尽忠效国，未出仕者则体现了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传统美德，在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发挥应有作用。孔玠之孙、孔持之子孔文，“以防护乡井有功补官，监温州平阳酒税”。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衍鸾在****之际积极捍卫乡里：“好读书，不求甚解。时遭多故，且承家政，因弃举子业治生产，而忠义之念甚笃。际鼎革时，贼氛尚炽，里党未宁，公率乡勇捍卫左右，乡曲恃以无恐。”孔子第六十七世孙孔毓周积极维持地方治安，使当地免遭寇患，其作为和贡献深得时人称道，赵衍所撰的“孔郁之赞”中说：“御寇患立功所在多有，而乘机秉权势专生杀，听其属用强掠，取人家财物，其行事有甚于寇者。而郁之惟保安地方，为事无过举，余独以此为难”；孔子第六十七世孙、衢州翰林院五经博士孔毓垣对孔毓周“文韬武略，可以捍患，可以安民”的品德给予了高度肯定，赞其为“南宗之伟望”。孔思敬、孔思谦为孔端隐之后，“元季同以义兵保障乡里，为义兵长”。孔毓雾为永康支族人，设陷阱为乡里消除狼虎之患，为一方百姓创造了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钱穆先生认为：“孔子论政，常以政治为人道中一端，故处家亦可谓有家政。孔门虽重政治，然更重人道。苟失为人之道，又何为政可言？”的确，在儒家看来，人道是为政的根本，人道中“孝”、“友”等德行的推广对政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从政一定要做官吗？在家里孝顺父母，对兄弟姊妹友爱，一样可以影响政治，因为任何行为都会有推广的效果”，所以儒家思想对社会风俗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南宗族人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思想，不但在家能够“孝”、“友”，而且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行仁好义、敦行礼仪的道德风范，对周边士民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了当地民风民俗的改善。在此，我们就孔氏南宗族人对当地教化中的积极影响作重点分析。
永康支为孔氏南宗的一大支脉。南宋以后该支分出众多支系，其后裔广泛分布于今浙江磐安、永康、仙居、缙云等地。其始祖孔端躬笃学明经，登进士第，“宣和三年（1121），授任承事郎、大理寺评事，持身清白，谳狱恕平，吏畏其威，人怀其惠”。建炎年间（1127—1130），孔端躬寓居榉溪（今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子孙繁衍，耕读相融，为当地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去官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地，昔日荒芜人烟的榉溪两岸，升起了袅袅炊烟”，“在榉溪落脚后创办了书院，传播儒学，教化乡民，寂静的山谷终于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有学者认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不仅是一般士子的人生追求，也是有志于济天下苍生的儒家信徒的人生理想。儒家以农为本，田舍郎是人生大本所在，它与天子堂之间在逻辑上是贯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士人的人生指向，因为耕读结合的传统与“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永康孔氏族人自觉传承耕读之风，他们深明耕与学、农事与修身之间的相通之处。孔毓良为孔子第六十七世孙，永康支小盘派族人，他曾有这样的精妙譬喻：“田犹心，然以沃土为虚灵，以町畦为径寸，植嘉禾犹存仁抱义，去私欲如薙草芟荑。人如仁义不蓄，若嘉禾之怠植；苗或稂莠不刈，譬私欲之日萌。”农事的丰收得之于辛勤的劳作，不勤劳则杂草丛生；修养的提升则得之于不断的修炼，没有持续的心性培植则会“私欲日萌”。孔毓良的譬喻精辟地概括了孔氏南宗文化的重要内涵，揭示了孔氏南宗族人“以治耕而治其心”的人文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使孔氏南宗族人即便身在陇亩，依然勤于求学，严于修身，依然心忧天下，志节卓然，一旦出仕，则能尽经世之才，展报国之志。永康支孔氏族人作为孔子后裔、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者，他们未必志在“天子堂”，然而他们始终胸怀忠义、心念苍生。他们在偏僻的榉溪生活、繁衍，将物质支撑和精神追求寄托于耕读之间，诗礼相传，注意人生修养，充分体现了“为人第以治耕之事治于心而已”的精神风貌。由此，永康支形成了鲜明的耕读传家传统，“榉溪‘婺州南孔’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孝悌为本，耕读为生’的祖训”。
不仅如此，永康支孔氏族人以躬行仁义著称，经常为乡里排难解纷，在地方文明教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衍生为乡人所荐，“推以为一社之长，往往排难解纷，剖是非断曲直，一无所取”；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衍璩，“为人刚方慨慷，急于义而厌猥屑，事伯仲兄奉命唯谨，析产无少较量，善创置，能恢拓先业。平生好礼文士，久而不衰。躬行积善，不饰虚文，乡评多推重之。天启中，邑侯郭公高其行，征为乡饮宾，道台给扁屡旌表焉”；孔子第六十七世孙孔毓云“言不尚华，交不弃旧，重然诺，恶背约，见人有难力为排之，见人有善乐为道之”；孔子第六十七世孙孔毓鸾“见人有难则排之，有纷则解之，闾里咸推为祭酒焉”；孔子第六十七世孙孔毓天“惟以敦伦饬纪，乐善好施为念。洎乎年近杖乡，乃考终命，而其芳声常藉藉于闾里之间”。
永康支孔氏以其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培育了无数涵养深厚、躬行仁义的士人，他们乐善好施，名声素著，对当地教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永康支孔氏之外，孔氏南宗的其他支派也多有亦耕亦读的优良传统。金溪、新城等地孔氏“虽散居民处，皆以耕读为业，不敢暴弃以贻先玷”。金溪、新城孔氏派衍三衢，系孔传之孙孔琬的后代。即使是始终牢记自身嫡长孙身份、以衍圣弘道为己任的衢州孔氏，也传承着优良的耕读之风。孔传曾珍藏先人的耕读遗照，并请时人杜堮题词，杜堮欣然赋诗：“我家本东海，所务耕与桑……孔生三衢秀，家世金丝堂。溯从南渡来，奕叶流芬芳。负郭事农耒，摄袂观国光。隆冬践岩壑，从我于括苍。袖出耕读图，切切语徬徨。读者固其本，耕也计之良。二者相倚托，贻泽一何长？对图忽叹息，抚案翻迴徨。北风震户牖，飒飒吹大荒。”孔传曾为孔子第六十八世孙，民国《衢县志》有传，他对先人耕读遗照的珍藏与请人题词之举，不难看出其对耕读之风的重视与传承。杜堮“读者固其本，耕也计之良。二者相倚托，贻泽一何长”之语充分揭示了孔氏南宗耕读传统的深厚内涵，和孔传曾可谓志趣相投。
萧山支河东克江公派族人孔传鋏讲信好义，德行为人所推崇，“年少时，永夜诵读，立业成家，敦信修睦，洽比亲朋，不轻然诺，排难解纷，罔弗钦服”。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德性教导，曾告诫继配来氏说：“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是训尔子，使一生弗纳于邪，予志足矣。”除上述南宗人士之外，孔氏族人中慷慨好义、扶贫济世、造福百姓者确实不计其数。如，孔子第六十二世孙孔闻皋“性豪迈，慷慨好义”，每遇大灾之年，“出谷千斛以赈乡里，有司将旌之，闻皋蹙额曰：‘所济不能一郡，何侈焉？’有司贤之而止”；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衍佳为孔端隐之后，“少苦贫，力耕以养，后稍丰裕。值岁凶，出粟以食饿者，所全活不下千余人，邑令董某闻其贤，躬造其庐，尽宾主之礼而去。后为乡饮宾”。他们急百姓所急、好善乐施的义举深得人心。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孔氏南宗对耕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无疑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孔氏南宗不但传承耕读传统，而且积极将这种传统和孔氏家族特有的、富有深厚底蕴的诗礼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家族文化。这种文化在当地宗族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当地文明教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孔氏南宗作为浙西南地区的望族，以实际行动对先圣所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进行了不断诠释，以崇高的儒家人格风范影响感化了当地民众，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有效改善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在南宗族人的积极影响下，素有“难治”之称的衢州民风得到了较大改观，士风大振，百姓安居乐业，正如清代士人朱理所说：“两浙固人文薮也，三衢据浙上游，其俗尤敦朴而重节概。”再如，永康支族人聚居地之一的小盘，张肇圣称其“俗厚风醇，人多礼让”。南宗族人以其务实有为的政治活动和崇高可敬的人格风范，为浙西南地方官员和广大民众树立了良好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