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述往事”，就得“关心着天下的大事”；而“思来者”，就是“对未来抱有信心”。钟叔河读书、编书，首先并不是“思垂空文以自见”，而是想弄清楚中国历史和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我们这个伟大的、优秀的民族为什么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又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怎样的灾难？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述往事，思来者”
朱正
一九八〇年的冬天，一些新华书店的货架上摆出了一本新书：《环游地球新录》。这新书其实是一本旧书：它的作者李圭是清代人，这书也是根据清代的刻本重印的。这是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简称《丛书》）中的一种。《丛书》从此问世，与读者相见了。两年以来，这《丛书》陆陆续续地出版，现在已经出了二十余种。钟叔河给《丛书》写了一篇总序，在每一本前面又加上一篇关于该书“文与其人”的评论性导言，这样，就使这些旧籍当真成了一部新的丛书了。
这里，我想讲几桩有关这部《丛书》和它的编者的琐事。
一
当最初钟叔河建议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的时候，遇到的反应是颇为冷淡的。重印这些旧书有多大的意思呢？实在要印，也不要一下就印那么多种，先印个三四种看看反应……钟叔河申述了理由，其中一条是，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他坚决主张尽快地把第一辑十本印出来。钟叔河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湖南省出版局领导人的支持，这样，这个选题算是定了下来。如果没有领导上的强有力的支持，也许就不会有这《走向世界丛书》了。现在一些人往往把“长官意志”一语作为贬词来用，我倒以为，懂业务的、有眼光的长官的意志，常常对工作能够起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丛书》出版后，钟叔河把它陆续寄给了以前在湖南工作过的李锐同志，请他指教。李锐热情地赞赏了这一工作，他向《人民日报》推荐书评文章，并把《丛书》推荐给了曾彦修、黎澍、李普等同志，他们又把它推荐给各自熟识的学术界人士……许多前辈专家写信给钟叔河，热情洋溢地赞扬这部丛书。钱钟书的信中说：“章实斋论史学，于刘子玄所谓三长中独重识；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李普在“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写的信，建议他把各书卷首的“文与其人”辑印成册，交新华出版社出版。杨宪益在信中表示：“您写的专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是会受人欢迎的。”李侃则在信中把《走向世界丛书》称为“内容并不新奇的当代‘奇书’”，说自己近月来一直被这部丛书所吸引，“读‘总序’及‘文与其人’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萧乾、黎澍以及外国专家白霞等人，都在信中对《丛书》表示了赞赏。英国海涅曼公司也表示愿意用英文出版钟叔河写的书。今年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一次小组会议时，组长李一氓提议特邀钟叔河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省级出版社来参加这会的只他一人）。
现在，钟叔河已用他编的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论文，表明了自己的学力，使他在学术界获得了这么一点“声誉”。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现在颇为学术界推重的人，他受过的正规教育却是很不完全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多少青年学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那时，我和他都还只十七八岁，都没有念完高中，就同时告别了自己的学生生活参加工作了。“高中肄业”，这就是他所受过的全部正规学校教育。
从那时开始，我就和他同在《新湖南报》社工作，逐渐熟识起来。从平日里的闲谈中，我多少了解了一些他的过去。在学校里，他并不是一个一心一意搞好功课的学生，而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他的头部，至今还留着当年在学生运动中被三青团分子打出的伤痕。学生运动，在当年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评论中，是被称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暗夜里，人们跂望着破晓，跂望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在那一代青年学生中，深切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并且愿意为祖国献身的人是很多的。
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恐怕可算是那时钟叔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当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文史方面直到生物学和大众天文学，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二
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人员，尽量多读点书，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可以说是分内的事。而钟叔河更加发愤地读书和思考，却还是在一九五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之后。
“狂飙为我从天落”，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场政治暴风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只留下了《社会主义好》这一支进行曲作为纪念，余音绕梁，至今还在耳畔萦回。朝前看吧，我也不想再说当时的详情细节了。这里只讲一件事：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本题为《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出现，三十二开本，五号字横排，一百二十八面。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本东西被看作如山的铁证。一些人认为，有了这一本，要对钟叔河的问题进行任何复查、甄别，都是不可能的。而在不久以前，有的人又说，就凭这一本，钟叔河的改正是自不待言的了。为了谈谈钟叔河，最近我又把这本东西找来看了一遍。从它的上面，人们确实可以看见一个知识分子在怎样地思考着祖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怎样为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中存在着消极和不健康的现象而忧心如焚。举一例：那本小册子第一百一十一面上，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这一个小标题下面，罗列了八条“右派言论”，为了避免割裂和断章取义之嫌，我不加挑选删节，把这八条全文照抄在下面：
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政治观念，在共产党出现以前早就产生了，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党不过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已。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派。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派，像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它们也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但也是真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出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把它们说成反社会主义的是不合理的。
就是马列主义，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马列主义的政党，但它的路线、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不同。
究竟哪一派理论更正确，哪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正确，现在还很难作结论。比如说，苏联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确。
应该让一切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能够充分宣传、发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即使是共产党绝对正确，也应该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这是二十五年前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论点。不论是当时或者现在，不论是别人或者他本人，都不会认为这些毫无错误，它确实有些错误，至少它在表达上显然有着很不确切的地方。但尽管这样，人们在这里难道不能感受到一个年轻人探求真理的果敢和明晰的思想吗？至于这些意见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必要来为之辩解了。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一句话：“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也正是在那时候，钟叔河的一位学生时代的好友从新疆回到长沙来了。应该说，这是一位好心的同志。我陪他去看她。谈了一阵之后，她知道无法说服钟叔河改变对“运动”的态度，摇摇头，叹口气，说：“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只担心你的孩子，你将给她们什么样的影响。”立刻，钟叔河回答说：“我将以我自己为榜样来教育她们！”当时我从心底里赞赏他的这个回答。我很少能记住翻译的诗句，但是阿拉贡的《法兰西晨号》开头两行的大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能够重新生活一次，我将依然走这一条道路。”在这一点上，钟叔河和阿拉贡一样：深信自己所走的道路并没有错，即使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明白：他从来也不曾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来也不是人民的敌人。至于说，为了探求真理而不得不承担苦难，那么，他不但不是最初的一人，而且也将不是最后的一人。
是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心。黄遵宪在戊戌政变的翌年写的一首杂诗说：“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在一场空前的大变革不可避免地要来临的时刻，作为一个时刻为祖国前途命运忧虑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逆境中深信自己的正确，以二十年为期来验证自己的言论。在时间过去了八十年之后，黄遵宪的诗句在钟叔河这样一个普通人这里得到了共鸣。
一九五七年的结局是：他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从此，他被排除出知识分子的行列，中辍了文字生涯。以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叫苦的。以体力劳动生产物质财富的人至今还占我们这个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痛苦的是这时钟叔河失去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是一个叫作“现管分子”的贱民。在那些年月中，钟叔河几乎什么工种都做过。他做过仓库的搬运工，做过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员……这些都是维持生计的手段，马虎不得，他做得很认真。他画的机械图很精细，很漂亮，在“同业”中还颇有一些名气。在许多工种之中，他对于木匠的手艺后来甚至有点爱好了，就像嵇康喜欢打铁一样。钟叔河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木匠的工具。他的妻子朱纯，原来是报社的记者，等到改正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五级木模工了。
三
对于钟叔河来说，一九五七年还不是灾难的顶点。一九七〇年三月，他突然被捕了，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强迫劳动改造。那“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其实只是“反右”时的“定案材料”的摘要，末尾加上“……又不思悔改，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句。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即劳改了整整九年之后，才得到释放，旋即宣布这是一个错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当年，我也和他同在一个劳改队服刑（顺便说一句，潘汉年一生的最后一些日子也是在那个劳改队度过的）。众所周知，劳改队“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那几年的情况不必细说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那样的处境之中，不论是当“现管分子”的劳动之余，或是在劳改队，钟叔河依然是只要有机会就读书。书籍的来源比以前困难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去搜求。我当然无法确切地说出钟叔河在这些年里读了多少书，我只知道，《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的好多种史籍，以及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那些清人出国笔记，大都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之后读的。一九八〇年他提议要编印这套丛书时，就是根据自己读过的书的印象拟定了最初的书目。当然，当初他读这些书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日后还能给它们派上用场，把它们编入这么一部丛书中去。他是抱着使自己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而读书，而思考的。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方面，只不过是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思。
钟叔河在《日本杂事诗广注》的导言中写了这样一些话：
所谓“放归”，就是放逐归家，等于现在的“开除公职”。
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人民是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魇梦中醒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