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刘召兴
钟叔河先生编选的《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似乎一直广受青睐，甚至新浪读书网还推出了该书的连载。一本主要以当时人、当事者事后回忆以往大学办学特色、学校生活、学术风气的书，竟吸引如此多读者的注意，确实幽意深远。本来，之于“大学”这样一个词汇，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确能够聚集起国人太多的话语、主题、憧憬以及想象。而编选者编入的回忆性材料，多集中于当今一些著名大学，自然引来不少学子对自己心仪之大学的一种了解欲望；当然，也能满足不少读者对过去大学办学理念与精神的追索之心。
钟老先生在自己的序里说到，这本书的编选不是现在人的评说、总结，多少带有一点“以史为鉴”的意味，是要让人看看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世纪前半叶在文化传承、教育推广、学术交接的当头留有多大的遗产。常云“过去是一面镜子”，其实现在更是一面镜子，照亮编者包括读者努力去追寻过去大学线索的，不能说没有对当今大学产生参照而生的一种向历史寻求经验的冲动吧。
我关注的兴趣可能更倾向于这众多回忆性材料的汇集，在无意中所提示出的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一些比较关键的议题。比如，对于北大与清华这两所中国现今最顶级的大学，过去学界围绕两校所做的各种学术传统的总结可谓汗牛充栋。在钟叔河先生的编选里，读者会看到似乎过去的清华在理工方面天然就具有优势，包括梅贻琦在内的主政清华者对清华的工业、实利教育均相当重视；而蔡元培在北大主校之初，却力主将工科划归北洋大学，停办法科，这种办学理念在今天不少人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不过众所周知，二十年代的清华文科亦甚是独放异彩，其清华国学院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地位之高，恐非同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所能比肩。编选者对于清华这方面的材料，甚少注意，是不是意蕴为当下提供某种历史性的佐证呢？
清华是常新的，北大其实也是一样。读者会发现北大、清华在不同当事者的记忆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存在的状态是大不一样。这不仅只是一种时间飞逝而留下的传统之变迁在人们记忆中的反映，似乎这一转变本身又在折射出大学办学理念、治学旨趣以及与政治社会联系的变化。据冯友兰的回忆，清华校史上的一九二八年就如北大校史上的一九一七年那么重要，前者脱去殖民化，后者脱去封建化。自兹，两校互相学习，正所谓“清华北大化，北大清华化”。不过，即便如此，冯友兰的回忆却又提到，“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传统，其实正是通过岁月而不断延伸。
就以上言，办学理念、教授治校、学风代兴等较容易引起治学术、教育史者注意之话题，正可说是本书编者给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方便之处。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过去的大学》一书直可谓为雅俗共赏。同时，不论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主政时的北大，还是梅贻琦时的清华、张伯苓时的南开、罗家伦时的中央大学甚或竺可桢时的浙大，编选者似乎流露出不少思想上的取舍原则与不可明言的“微言”。这些，尽可由读者想象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作为回忆的过去的大学，不必是一种人生感慨抒怀，甚或不必是一种历史的定位，更多的是人们当下精神生活的思想资源。回忆，因缘于不同的记忆而独具魅力，角度的不同、立场的相异、时空的转换，在这般众声喧哗里，尽是不同的评价与图像。当然，回忆，只是回忆而已，读者切不可在材料、内容的真伪与是非上踟蹰不前。回忆材料，有意造伪虽未必有，然无意虚化却时有发生。随便举一例。沈尹默的回忆《我和北大》，提到《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七人编委：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但实际上周氏兄弟并没有参与，而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等却遭受“不白之冤”，莫明其妙地从《新青年》编委阵营中消失了。有心的读者可参看张耀杰先生的新作《历史背后——政学两界里的人和事》一书。当然，回忆自有回忆的真实，其魅力或许就存在于不同读者之不同的想象、比观与对照中。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文汇读书周报》）
读编年体《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几点感想
杨小洲
近几日京城暑气颇重，旧时江南所谓读书消夏大约正指这种季节，前天与止庵先生同往城北海淀桥附近之昊海楼海渊阁书店，取来钟叔河先生所赠《周作人散文全集》凡精装十四册，溽热里漏夜展读，老北平城西八道湾十一号苦雨斋里的清幽景色弥漫纸卷。今年五月初曾与胡洪侠、姚峥华二君同往此处凭吊，苦雨斋虽早不复旧时面貌，却依然还是让人心怀幽思的所在。那位被知堂称作“泛泛之交”的胡适先生约在五十年前曾讲：“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大抵也可算作他的小心求证之见，世人皆以此言论知堂，感佩之余，想到八道湾旧居不能藉文化意义得到保护，不由长叹。
去年曾写有谈钟叔河、止庵、陈子善所编周氏作品的文章，收在《快雪时晴闲读书》集子里，文中有几句比较三人编辑周作人作品风格的话，不妨抄录于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周作人的著译作品出版很多，参与其事者不少，若论真有贡献者，当推钟叔河、止庵与陈子善三人。概括而言，钟氏贡献在最早系列出版周氏作品，虽因故而未竟其功，一也。以‘分类’和‘编年’的方式，几乎出齐周氏散文之作，又一也。陈氏贡献在搜集整理周氏的大量集外文。止庵贡献则如前所述，一，首次出版《希腊神话》《木片集》《老虎桥杂诗》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止庵说：“我作为一个读者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二，根据原稿恢复了周氏多本译著约三百五十余万字，还其本来面目；三，首次完整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此三者为读书人之幸事。”这里说到钟叔河先生编辑周著“编年”一事，指的便是此套《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所收周氏文章起自一八九八年《戊戌日记》，止于一九六六年译作《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算来编入知堂的文章约有六十八年，可以概其一生。此“散文全集”收入的文章皆注明刊载时间与刊物名称，用意当在便于读者查询，并于写作顺序了解周氏生平交际，譬如《知堂回想录》原已成书，在全集里则需按时间拆散，分置于不同之处，其他如《秉烛谈》《药味集》《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等皆复如此。不过这样做也有不妥处，便是刊载时间非写作时间，而以周氏之大才气，常有急就章挥笔可得，见其日记载可日写三五篇文字，另还有与友朋书信往还，一生约两万余通。如此横溢之才思，若按刊载时间以计知堂写作，则未必能够看出周氏此番超人之处。《周作人散文全集》里所收与曹聚仁、鲍耀明书信，由香港版《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和《周作人晚年书信》辑得，那封“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也在其中。然收进的日记择于大象版《周作人日记》，偶或有几篇未曾结集出版的日记选入，其他日记仍不能见到，因而知此“散文全集”日记选编无多突破。
其实钟叔河所编周作人著作，带有明显的钟氏烙印，以前不曾写文谈及，正可藉《周作人散文全集》说说此事。早前钟编《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本，以文章归类为体例，收文二千九百五十四篇，统共约六百余万字，而此次散文全集则增加日记、翻译等几类，另附《索引》一卷，方便于文章查检。其实此套散文全集以编年为体例，《索引》的作用不如“文类编”来得有益，然偏偏《周作人文类编》缺少《索引》，据说为出版方减低成本而删除文类编里《索引》。若比较《周作人文类编》与《周作人散文全集》之不同，当觉得“编年体”周氏散文全集可缘周作人写作的年代发展，看出周氏文章与思想的脉络与轨迹，找到周氏文章风格的转变，评判出周氏文字在各种不同时期的特征，当知“编年体”比之“文类编”更具意义。倘使从文字上细作比较，《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文类编》多有重新修订之处，如《周作人文类编》所收《先母行述》一文缺去“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与“谒主席”等文字，在《周作人散文全集》中尽已恢复原句。然此散文全集编订于五年以前，尚有许多周氏作品遗漏掉，譬如《龙是什么》这篇约九千余字的文章未收入集内，似可再编几卷《补遗》也未可知。
不过作为散文全集，另还有不尽意处，收入集内的一些文章颇值得斟酌，如写给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的绝交信，周氏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有载，择出来收在《周作人文类编》里拟标题作《与鲁迅绝交书》，此次依旧收进散文全集第三卷里，改标题为《与鲁迅书》，大约钟先生编入此信的意思，还在尽量收齐周氏文字，为读者提供研究的便利。钟先生在《编者前言》里说：“编散文全集的目的是存文，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存。”因之将诗歌、日记、尺牍等文字皆尽纳入散文范围，虽在散文体例上未免有点混乱，倒可看出钟先生“六经注我”之法。譬如日记、诗歌及翻译作品入散文全集，却又并非全部日记或全部翻译作品里的散文部分，如《枕草子》等未收入集内，让人不大明白在编辑文章时的舍取道理，倘使如此，书名似以《周作人文集》为恰切，可见“钟编周著”最显然处在“钟编”，要义是以《周作人散文全集》诠释钟先生对周作人作品的理解和编辑思想，拿此“全集”作为一种版本，既可尽量多地读到知堂作品，又可于此见出钟先生的编辑苦心，从这个角度来讲，钟先生很有些传统意识里注解经籍的做法，在阐释前贤的同时，表述自己的识见，至于识见的高明程度与读者是否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了。
谈到这里，想到将《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译文全编》《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书信全编》《周作人日记全编》五种合起来，可称为《周作人全集》。这里前三种已有出版，后两种只有选编。若能出版真正的周氏全集，意义当更大。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图书报·书评周刊》）
且到寒斋吃苦茶
周立民
一
搬家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贪心，没有几年又冒出那么多书来，以致小区里的人不断猜测：来了个卖书的吧？我比较理解他们：这么多书，一本本看得过来吗？所以只能拿来卖的。我只能懊恼搬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小区，如果在复旦，我的这几册书没有谁能看上眼。其实，这两年我已经在不断克制搬运图书回家了。不过，那要看谁的书，像周氏兄弟的书，只要印得像样，我还是克制不住。
二
这回搬家前搬来的是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大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四月版），十四卷，六百二十三万字，微黄的护封，竖排的书名，下角是周作人的红印。赫色布面精装，如同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但小十六开的开本又比其兄的全集显得气派、大方，这样的装帧也对得起知堂了。更重要的是收文数量可观，还酌量收入了书信、日记、译文等，这回查个知堂的文字不用东翻翻西查查了（以前常常是此书无彼集有）。后一条本来是鲁迅一辈人的遗风，可是当代人的学术规范和编辑体例反倒自缚手脚，常常弄本纯而又纯的书，反倒无趣。
大约几年前就见到过这书的广告了，一直惦记着，总算印出来买到了，像知堂说的：“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初恋》）
三
予生也晚，钟叔河先生八十年代集印周作人单行本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位本家是何许人也。等到念大学时，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成了时髦作家，学校图书馆的这套书被翻烂了，我也没有心情去凑热闹。不过，集作者字的书名、朴素大方的设计实在令人喜爱，我买过后来出的《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这两年偶发闲情，想补全前面的本子，没想到被炒得价格很高，买书随缘，不再年轻气盛，也不再随便去赞助旧书商，也就罢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倒买了一套钟叔河选编的四卷本《周作人文选》，广州出版社出版，一百六十万字，选文七百零六篇，是周氏一生作文总篇数的四分之一，也是依着编年次序编的。编选者说：“选的标准只有一条，即文章之美”，“选的只是我本人最喜欢的文章”。我至今还是向读周作人文章的人推荐这个版本，除非做研究，否则无论篇幅、容量，还是精美的程度，这个本子都很典范，也足够用。遗憾的是这套书的装帧太烂了，天头地脚恨不得都省出来，装订和印刷的粗糙都堪称一流，真是大煞风景！我一直梦想，这套书用好纸、皮面软精装印一套，顺手翻翻该是多么惬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