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遇上好领导华君武
离开吴淞口后，方成和端木蕻良、单复等人乘坐的轮船北上向天津方向驶去，要经过天津转道北京。路过天津时，方成冒出了一个念头，想看看能不能够进南开大学化学系做个助教，便特意去拜见了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教授，吴校长以前曾在武汉大学任过教。但因同行的几个朋友急着到北京去，等不及方成多花时间办这件事。于是方成也就与朋友们一道匆匆离开了天津。
9月中，他们抵达北京。与巴金、黄药眠等一批避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起受到对外文委的欢迎。也许因为端木蕻良是著名左翼作家，方成和单复也属左翼从事文艺的人士，他们三人也受到与其他那些知名民主人士同样的待遇，由对外文委一起安排住下。重返已阔别12年的北京，世事沧桑，北京发生了很大变化。方成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感慨。
接着，方成经端木蕻良介绍，进《新民报》担任美术编辑。《新民报》原是著名的民间报纸，由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在上海、重庆、北京等地均办有分馆。解放了，任《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的诗人王亚平奉命接管《新民报》并任总编辑。方成有工作热情，他想早一点进入工作状态，在9月30日这一天就到《新民报》社报了到。尽管有朋友劝他可以多休整几天后再去报到，但他仍坚持这一天去报到。其他朋友几乎都是几天后才去自己的工作单位报到的。
有意思的是，多少年之后，国家对干部的退休政策作了规定：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离职休养）待遇，10月1日之后参加工作的就只算“退休”待遇。时间仅一天之差，两者的养老金和医疗待遇等，却有蛮大的差别。这可是当时谁也不曾会想到的。方成退休后得以享受“离休”待遇，晚他一天或几天报到的其他一些朋友就都只能享受“退休”待遇了。所以方成后来常对人说，这事又让他“赶巧”赶上了。是呵，方成还真是幸运的。
初到北京的方成在天安门留影方成的幸运事还不止这一桩。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方成和端木蕻良、单复还与其他著名民主人士一道，受邀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隆重仪式。在开国典礼上，方成也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在金水桥边的观礼台上，甚为风光。他们满怀激动地参加完开国大典后，端木蕻良当晚就挥笔写下一篇散文——《不朽的一天》。
开国大典过后，方成立即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端木蕻良去了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单复去了东北辽宁。方成在《新民报》搞美术编辑工作。大多数时间还是画他喜欢的漫画，画的内容从以前的讽刺国内时事转为讽刺国际政治。
新中国建立之初，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非常密切，“中苏友协”开办了学俄文的夜校。方成去夜校学习，结识了钟灵和邵燕祥。他们这个班上，钟灵是班长，方成是副班长。钟灵同样是个热衷于漫画创作的人，俩人性情相投，爱好相同，便一边学俄文一边合作创作漫画，并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图12方成与钟灵（左）钟灵是延安时期的美术家、书法家，是三八式老革命了，不仅打过仗，还会吟诗作画，甚至还能唱，在延安被称为“四大忙人”之一。他当过林伯渠的秘书，和陈毅、罗瑞卿这一级老革命都熟识，进了北京，在******总理身边工作过，和不少艺术名家有交往，后来的职务是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还是齐白石大师的入室弟子，后来担任中国美协的副秘书长直到“****”。方成晚年时以钦佩之情写了《忙人·杂家·乐神》一文，记叙了钟灵的风采：写文章他是快手，写个报告、总结、颂词、祭文什么的，倚马可待。当然，表现他才思的，是发表在报章杂志上那些文风活泼的文章。……举办游艺晚会，人们就想到他。从会场布置、节目安排、宾客接待直到当场表演，他无一不能；特别是做灯谜，他有见景生情、临时现编的急才。……作画不论花鸟、人物、漫画、装饰画、广告、商标、舞台美术，样样来得，还写的一笔好字。书法虽不如羲之王老，可向他求墨宝的，我见过不少。……有人评他的作品，说他画得不错，但不如他的诗。四言、五言、七言、古风、律诗他都来得，能即席唱和。词也填得，白话新诗写过不少，讽刺诗词更是拿手长技。……我们常说这位是杂家，那位是杂家，我看钟灵才是最合格的杂家，文化界这点事，几乎没有他不能做的，而且做必有成。方成与钟灵合作创作的第一幅漫画是《谁是多数？》，画面是联合国会议室，室内是苏、美、英、法等国代表围坐在会议桌旁，窗外是千千万万要求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游行示威群众。苏联代表拉开窗帘，对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美、英、法等国代表说：“你们看，谁是多数？”这幅漫画署名“方灵”，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广大读者对此画的反映极好，评价很高。从此，两人的合作一发而不可收。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俩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多幅漫画作品，产生的影响可不小，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个当年的少年读者王春瑜，在半个世纪后还对“方灵”漫画有难忘的记忆，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方成大名，屈指算来，已经有53年了。当时，我正在建湖县上冈镇读初中。《人民日报》上经常刊有前苏联漫画家库克里尼克塞以及中国漫画家方成、钟灵合作的国际时事漫画。后来，见到报刊上有文章说，方成、钟灵是“中国的库克里尼克塞”。只是方、钟是二位画家，而库克里尼克塞是三位画家合作的笔名。时正值抗美援朝，如火如荼，小镇的街上，贴满了标语、漫画。而其中的漫画，有一部分就是包括我在内的班上美术爱好者复制、放大方成和钟灵的漫画而成的。从此，我一直是方成漫画的爱好者。1955年，我上了复旦大学后，阅读的范围广了，还不时读到方成写的文章，主要是杂文，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过堂》，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方成后来也回忆说：“抗美援朝时期，政治漫画很重要。范长江要我们画画，他晚上开车把我、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当着面给我们讲形势，要表现什么，讲完了就让我们在那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给我出主意呢，非让我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方成与钟灵的合作后来持续了近5年，先后共发表了几百幅漫画作品。抗美援朝时期那幅漫画《两个大耳光》影响也特大。画上左边这个人物美国总统艾奇逊，是方成画的，右边那个杜鲁门是钟灵画的。当时艾奇逊抓了志愿军很多俘虏不放，而且还虐待俘虏，但他不承认虐待。这画就是讽刺艾奇逊说话不算数，说他自己打自己嘴巴。因画面比较大，方成就跟钟灵说，这画上的“巴掌”就我们自己来“打”吧！那个大的巴掌印就是方成的，因为他的手比较大；右边那个偏小的手印是钟灵的，钟灵的手要小一些。
1954年，钟灵搬去了后海，方成他俩的合作才中断了，但两人的友谊终生不渝。
方成从1951年调入《人民日报》后，就专画国际漫画。华君武当时是《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他早就看过方成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漫画。要调入《人民日报》之前，当方成经《西风》主编黄嘉音介绍去找到华君武时，手里拿着名片，华君武对他说：“拿名片干吗？用不着，我知道你！”
方成本来与华君武并不认识。黄嘉音也是漫画家，与华君武认识。听方成说要到北京去，便为方成介绍了华君武。上海出版的《西风》杂志常转载西方著名连环漫画，方成此前常看《西风》，作为自己作画的学习参考。他曾特意去拜访过《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
就这样，方成与华君武认识了。就年龄说，华君武仅比方成大3岁，但华君武从事漫画创作很早，1930年仅15岁时便在《浙江日报》发表了第一幅漫画；从事漫画的时间也长，其漫画作品艺术风格独特，笔墨精简，讽刺则很尖锐。更重要的是，华君武来自革命圣地延安，革命经验和艺术创作经验都比较丰富。他参加革命队伍，在延安工作了7年。打到延安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注意搜集老百姓的语言，追求漫画大众化和民族化。对于漫画创作，他曾说过，“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群众喜欢什么，乐闻什么，既是大众化的问题，又是民族化的问题。漫画得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晚年时他坦承：“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酝酿阶段。”在他的自传《漫画一生》的自序中，华君武说，“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漫画上的追求与变化，看出如果‘没有革命的教育’，也就没有我的漫画。”
1945年，华君武从延安北上，调到《东北日报》工作。在内战期间，华君武所作的《磨好刀再杀人》，对******漫画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民党特务组织将华君武列入了暗杀名单。
1949年12月，华君武从《东北日报》调到北京，做《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文艺部主任。初到《人民日报》时，新中国刚建立，华君武发现，尽管社会制度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但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改变。他认为，“歌颂新的事物和讽刺旧的事物，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人民内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1953年后，华君武还兼管全国美协工作。熟悉他的人说，他既是漫画家，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讽刺漫画；也是“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他确定了新闻漫画的用稿标准。如今漫画界（尤其是新闻漫画）的用稿标准，几乎仍沿袭了华君武当年所确定的标准。方成后来说，“他（华君武）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领导，他决定什么画能见报，什么画不能；什么画画得好，什么画有问题。全国各地的其他报纸都看着《人民日报》，这里的漫画怎么审稿，其他地方就跟风，这相当于整个漫画界的稿子，所依照的选稿标准都是华君武制定的。”
华君武安排方成专任漫画编辑，但也有漫画创作任务，其他事则可以不管。这样的安排，让方成在这个职位上能专心从事漫画创作及其理论研究，搜集和储存有关资料。当时其他报社任编辑的漫画家可是得不到这种工作条件的，他们对方成的这种“待遇”可羡慕了。
1951年有一段时间，华君武还给了方成另一种“特殊待遇”——那时《新民报》刚要改为《北京日报》。方成调到《人民日报》时，因《新民报》缺美术编辑，于是，刚开始的这段时间，方成仍两头兼顾，上午在《新民报》上班，下午去《人民日报》工作。知道方成那时的失眠症未痊愈，华君武便破例允许方成睡了午觉后才去上班。方成心里明白华君武对自己可真够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