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年前，甚至半年前，我一定会激动地对着她大喊大叫，泪流满面地说：“妈，离开你就是想让你明白，不在你的庇护下我也一样能够活得好，我能成为你的骄傲。”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虽然，母亲用她的爱，或者以爱的名义再一次伤害了我。我只是看着她布满风霜的脸、被子下面消瘦的身体，因为喘息而上下起伏的胸脯。我告诉自己，让她尽情地表达她想表达的吧，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其实我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在向上涌动，我的头皮、脸颊都因为充血而发烫，血液一阵阵地往上冲。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冷静，保持冷静。”
2011年12月5日
疼痛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癌症晚期导致的疼痛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为了减轻疼痛，母亲开始服用一定剂量的吗啡。上个月，身体免疫能力的低下诱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这是病毒性疾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疼痛。“腋下、乳房、背部、肋间肌群，撕裂的疼、针刺的疼、捶打的疼。”母亲是个好医生也是个好病人，因为她有着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精确地向医生陈述病情和体征。与癌症晚期的疼痛不一样，这种疼痛更加尖锐，而且还伴有皮肤表层的灼热感。疼痛让人厌食、失眠、焦躁、沮丧，最终失去对生命的信心。实际上，疼痛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因为有痛感我们才能及时地发现身体的异常。然而，现代医学面对疼痛始终束手无策，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患者服用吗啡、杜冷丁等，或者许多不为普通人所知的镇静类药物，但缓释作用十分有限。
那段时间，每隔三四分钟母亲的脸就会因为疼痛而变形扭曲，有时还伴着她尽力压低的呻吟声。每个在场的人都束手无策，除了看着她，不能做任何事情。我有时想，让我帮她疼一会儿吧。可我从来没有让母亲看到我的这份心意，我始终表现得冷静，或许还有点冷漠。所谓的感同身受，在我看来只会发生在有着同样经历的两个人身上，为此，我真的愿意与母亲交换她正经受的疼痛。
几天后，疼痛的程度有所减轻，不知道是因为新的治疗方案有了效果还是病程的自然改变。每次疼痛的间隔时间从三四分钟，延长到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但医生们仍警惕地说，还要继续服用吗啡。因为从目前的临床症状来看，癌症晚期的疼痛只会随着癌细胞的无限扩散而加重，带状疱疹的疼痛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出院时，医生开了一定剂量的吗啡片，让母亲坚持服用。吗啡已经被公认为是治疗疼痛的最安全和有效的药物，对身体的毒副作用也几乎为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吗啡片被等同于毒品，即便是用于临床，人们也对于它可能导致的药物成瘾性存在极大的担忧，为了防止吗啡的滥用，临床使用都需要到公安部门备案。
在我们的价值观里，对于疼痛的耐受有着英雄主义的情结，通常，英雄人物用对肉体痛苦的忍受换来对信仰的坚守和理想的实现。反之，懦夫总是在面临肉体的痛苦时轻率地投降，这多么可耻。所以，我们被近乎无情地剥夺了表达疼痛的权利，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加强着忍受疼痛的能力。另外，在中国的近代史中，鸦片战争作为最耻辱的历史记忆是与鸦片分不开的。于是，我们提倡用自身的耐受来对抗疼痛，排斥通过药物这种外力手段减缓身体的不良感受，这里面不仅有英雄主义的情结，还有一个民族关于耻辱的记忆。
直到近些年，中国的医学界才开始重视疼痛这一生理现象，正视人类肉体疼痛的极限，正视疼痛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人类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坚强，况且我们有表达疼痛的权利，有要求减轻疼痛的权利。于是，临床放宽了对镇静、吗啡类药物的使用剂量，尤其是癌症晚期的患者，被特许无限量地使用吗啡类药物止痛。临床证明，吗啡致幻成瘾并非是普通剂量就能实现的，而且，对一个濒临逝去的生命来说，安详、轻松、平静地度过每一刻，比什么都有价值，也更为重要。
当然，便秘是长时间服用吗啡带来的副作用之一，于是，母亲在稍稍摆脱了疼痛的折磨后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待在马桶上，虽然我们用尽了各种可能的办法，但收效甚微。
吃过午饭，母亲就催着我去家政公司找钟点工。在生病之前，她一直都是自己做家务，做饭、洗衣，包括维持这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的清洁和秩序。这一年多以来，家里已经换了六七个不同年龄段的钟点工。往往是一个月以后，母亲就开始挑剔她们的工作：地擦得不够干净、厨房收拾得不够清爽、菜的味道不合口味。其实，我知道她内心在希望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钟点工，还可以像亲人一样彼此体贴、细致入微、和睦互敬，但这种人际关系似乎更多地出现在那些电视剧里，反正我不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贵州女孩昨天向我提出辞工，理由是家里有老人过世，她要回老家奔丧。我心里清楚，她根本不打算再回来。我刚回来母亲就向我数落了她的种种不是，这个从贵州大山里出来不久的小姑娘，总是表现得有那么一点木讷，但干起活来还算踏实。母亲最不能忍受的是，她做事总是粗脚笨手，不仅弄得乒乓乱响，还不时打破碗、摔了瓶子。
新的钟点工小曲，二十五岁，是个三岁孩子的母亲，看上去眉清目秀，还透着一股干练劲儿，一看就是把做家务的好手。我回家向母亲描述了一下情况，她似乎不是特别满意地说：“他们说，有小孩的人干活总是不能太尽心。”我没有理会母亲的态度。
到家时，甄叔叔已经来了。他又是提前下车，走了一站多地，就为了给母亲买一碗她最喜欢的小锅米线，还顺便给我买了些熟食。“我怕你不会做饭，没得吃。你自己也要吃好，日子还长着呢。”在他的记忆里，我还是那个被母亲呵护得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的笨小孩。尽管母亲已经亲口告诉他，我现在做的饭菜也不错。
甄叔叔明显老了，虽然背还挺直，目光依然炯炯有神，但听力是不行了，很多时候我必须附在他耳边说话，以便他能听得清楚些。这也是他不喜欢打电话的主要原因。
我以为甄叔叔会留下来吃饭，我盼着有人来看母亲，也盼着有人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家里会热闹些。可惜，四点钟甄叔叔就要离开，站在门口，他说：“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疼痛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但就是解决不了。”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无奈和沮丧，还有点自责。我知道，母亲刚刚又向他描述了自己的疼痛，又在抱怨作为专家的甄叔叔面对她的疼痛时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
母亲向来就对甄叔叔的专业表示不屑，觉得皮肤科解决的不过是些皮毛问题，而带状疱疹就恰好属于皮肤科。“每次就只会说，这种病就是疼，痛不欲生啊。”显然，这些话对于病人来说，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希望，而且还加重了病毒带给他们的绝望。或许在甄叔叔眼里，母亲不仅是病患，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医学背景的医生，他不能也不想用不实的承诺去哄骗她，他能做的便是坦诚现代医学的局限和不足。在他的心里，经历了太多人生磨砺后的母亲，坚强、乐观、积极、隐忍，也或许，他内心是这样希望的。虽然我理解肉体正经受着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疼痛的母亲对一位业内专家所抱的希望，但还是忍不住替甄叔叔辩解：“现代医学面对病毒性疾病始终缺乏有效的手段。”母亲沉默着，眼睛空洞地盯着电视机，她喜欢看那种欢天喜地的综艺类节目，显然她还在生气。
2011年12月6日
我只是需要个帮手
上午小曲按时来了，我把她领到母亲的房间，母亲毫不顾忌地打量着她。母亲不会喜欢这张脸——清秀沉着的眉目间透着机巧与精明。“我们家人少，也没有多少活儿，也不是那种挑剔的人家。”母亲说“挑剔”这两个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母亲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虽然已经年过七旬，如今又重病缠身，但一夜的好睡眠让她脸上的皱纹得以稍稍舒展，展现出岁月磨砺的光彩。
对于钟点工我没有特别的期许，我只是需要个帮手。看上去，小曲是个合适的人选。她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结婚后跟着丈夫到城里讨生活，丈夫是个送水工，孩子是他们生命中所有希望的寄托。城市对她来说是一个梦想——通过努力让孩子能在这里上学、工作、结婚，最终成为一个城里人。为了这个目标，她做任何工作都很努力，对待钱的问题锱铢必较。母亲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先立好规矩，否则以后就乱了。”好像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其实加上北京的林木，一共也就三个人。“我母亲已经是肺癌晚期，你在她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一些，人生病久了情绪都会不太好。”最后我特别叮嘱小曲，“你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提她的病。”小曲怔怔地看了我有一分钟，然后慎重地点了点头。后来我才知道，她爷爷不久前刚被确诊为肺癌，为了不拖累家里人，老人第一时间就决定放弃治疗，回家坐以待毙。
刚过九点，探病的人已经络绎不绝。我喜欢家里来人，这样能让这个大房子里充满欢愉与温暖，母亲也会高兴起来，尽管免不了的寒暄会让她有些吃不消。今天特别让母亲高兴的是，阿米替林送来了——开处方的医生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种能彻底解除疼痛的特效药。”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从去年确诊到现在，母亲经过了伽玛刀、化疗，还有传说中各种特效药的治疗，每次不同的专家、主任都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进行最权威的分析诊断，都笃定地认为自己的方案是最符合世界先进水平的、最有效的。一年多来，且不说癌细胞是否被有效地控制，仅是各种并发症——红血球下降、脱发、带状疱疹、疼痛、便秘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了。于是，癌症本身倒不是最主要的矛盾，能把并发症控制住，所有人就都已经“阿弥陀佛”了。但所有的治疗都像是在踩跷跷板，踩住这头另一头就翘了起来，另一头踩下去了这头也必然反弹。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两头奔波，疲于应付。
午饭后，母亲吃了阿米替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药，更不是止痛的特效药，而是用于精神病临床治疗的，简单地说，就是用抑制病人神经兴奋的手段达到止痛的疗效。果然，整个下午母亲都在昏睡，晚饭喂到嘴边，她只是迷迷糊糊地吞咽，即便如此，也只是有限地吃几口。我发现，药品说明书上关于药物副作用的部分明确地写着：眩晕、食欲不振、嗜睡。昏睡中，母亲感觉不到疼痛。
床头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半张着嘴，发出沉重的鼻息声。我在床边坐下，看着她的脸——眼睑紧闭、鼻翼有节奏地开合着，脸上那些长长短短纵横交错的皱纹写满疲惫、焦虑、担忧、愁绪、委屈、惊慌、不舍，只是没有了疼痛。谢天谢地，她终于可以安稳、平静地睡上一觉了。放疗和化疗之后，母亲的头发脱落得更加厉害，她不愿意别人看到她脱发的样子，就连睡觉时也戴着帽子，那些稀疏的白发里夹杂了几根黑色头发，那黑色显得特别刺眼和多余。
肺部组织活检报告出来的那天，我拿着那份有医生签字的病检报告给甄叔叔打电话，我不能也不敢去跟母亲坦白这个结果——对刚过了七十岁生日的母亲来说，这该是一个多么可恶的消息。电话里，甄叔叔说了一家餐馆的名字，约好中午一起在那儿吃饭。靠窗的位置正对着翠湖，湖边树木葱郁、花朵盛开，明媚的阳光下人们悠闲地漫步。餐馆的紫色调——优雅中的静谧，反衬着窗外的生机与喧哗。我猜，这应该是母亲平时喜欢的一家餐厅，甄叔叔自己是不可能知道这里的。
林木张罗着点菜——自从他成了这个家的一员，餐桌上的事都由他负责。在一桌精致的中餐之外，我很不合时宜地要了一份冰淇淋。母亲之前像是一直在看着窗外的风景，甄叔叔也配合地一言不发。“多大的人了，还吃这个。”母亲眼神里的不满与嗔怪狠狠地刺了我一下，她不满意我这个近乎撒娇式的要求。“你看，这些树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在这里了。”母亲继续看着窗外的湖水和巡道树，那些桉树笔直葱郁地立在路边。“唉，人啊，还比不上一棵树。”我好像看到母亲眼睛里的泪水，还有目光中更加显而易见的绝望。其实，母亲一定已经猜到病检结果了，就像当年父亲早就对自己的病情了然于胸，但至死，我们仨都没有谈论过他的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