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
当时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看到下面这张照片，你也许会认为挂灯笼是在搞庆典。而事实是，照片中的灯笼是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来进行空袭预警的，士兵们根据日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个数的灯笼。
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雷达设备，但如果想要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就要全部依靠戴笠手下的这些军统特工们了。重庆督邮街的“五三”、“五四”惨案后，戴笠被蒋介石严令必须提前侦察日本战机启动的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重庆的安全。
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比登天还难，但戴笠手下的特工们竟然完成了。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他们均租用住房，而后化装成普通百姓，观察那些轰炸机的起落方向、架次和行动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其装弹量，然后立即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防空部门及早挂灯笼预警。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决定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以原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黄埔四期）任副局长，负责日常实际工作；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
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负责人为戴笠。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军统内勤组织共设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
迁到重庆之后，军统开始扩大组织，成立了行动处和布置处等。布置处负责对沦陷区进行潜伏和策反工作，训练处除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行动、暗杀等各种专门人才外，还领导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同时还建立海外特工机构，先后在美国、伦敦和巴黎等地成立海外站。站下有时还设分站，一时间，军统情报组织可谓遍布全球。
在戴笠的带领下，军统逐渐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特务组织，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军统的谍报战也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谍报战的机动、灵活和隐蔽性，一度也让汉奸们闻风丧胆。在蒋介石心中，戴笠的位置越来越无可替代。
1943年，有一位美国武官这样形容军统：“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军统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
在最鼎盛时，军统有特工人员以及各类准军事交通警察大队共10.2万余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警和文教等各个层面。在二战中，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非军统莫属。而那时，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只不过刚刚起步。
一开始，美国情报机关对中国情报系统的能力怀疑甚多，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罗斯福及美国朝野上下对军统和戴笠才真正刮目相看，因为当时军统女情报员姜毅英事先已经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并立即向美国提供了此情报，但并没有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事后，驻华观察员梅乐斯被派遣与中方展开合作谈判，后共同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合作所和中美所等）。军统负责人戴笠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分任主任。此所主要由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等部门组成，它是中美军事情报机构在二战中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为加强中美间军事情报的合作，以共同打击日本。
抗战锄奸团
戴笠在抗战中还奉蒋介石之命，搞了一系列暗杀锄奸活动，使得军统声名大振。其实，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戴笠就已经奉命对大汉奸们开了杀戒。
抗战期间，军统曾多次策划刺杀投日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经、陈箓、殷汝耕、唐绍仪、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而隶属军统的各交通警察大队和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占区，开展游击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和与日协作者。在除奸行动后，军统开始把行动的重点转向了日军。抗战八年，遍布各地的军统人员经常深入日军虎穴，以少搏多地进行破坏和突袭行动。
1939年8月11日，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做厨役的李昌德将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军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而这个李德昌正是被军统广州站发展的特工。
1940年9月10日，武汉区军统特工策划了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行动，3名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昶记油坊，将3名日军哨兵击毙，随即向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军官兵8名，而队员们全身而退。9月16日晚，军统特工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军休息后，向营房投掷手榴弹，待敌仓皇逃出时，隐蔽于暗处的特工猛烈扫射，共毙敌8名，队员无一伤亡。
1941年1月21日，在汉口花楼街逛街的多名日军军官被军统特工砍死。1941年4月19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一座油库和两架轰炸机被军统特工烧毁。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军统特工李化民等3人化装成小贩，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当场毙敌17名。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1941年9月17日，军统广州站在多个地点对日军军事机关和伪机关进行爆破行动。在撤至海珠中路时，第3组组长江志强遭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军靠近时，江志强引爆剩余炸弹，与5名日军同归于尽。
军统上海区虽然遭受严重破坏，但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有50余次行动，毙伤日军60人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女间谍、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特一课课长南造云子曾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人员。以丁默村和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也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就在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军统特工发现南造云子单独开车外出，马上开始跟踪。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停车走向咖啡厅时，3名特工开枪齐射，南造云子身中三枪，倒在台阶上，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时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
开封沦陷之后，根据戴笠的指示，1940年5月7日，潜伏的河南站军统特工与打入日军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了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当场击毙机关长及川贞作和山本午，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日，行动组袭击了开封社下基79号，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被当场击毙。
1940年11月29日，在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特工马景贤在北平交道口附近枪击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
在抗战中，戴笠还奉蒋之命，进行了一系列锄奸暗杀活动，使得军统声名大振。其实，戴笠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奉命对大汉奸们开了杀戒。
1933年5月，原湖南总督军阀张敬尧与日本特务勾结，后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底，张潜入北平，并携700万元活动经费，准备策动旧部。蒋介石认为张敬尧将来可能会酿成大患，下令诛杀之，戴笠随即布置特工在北平成功干掉了张。
1938年至1940年期间，锄奸团多次在沦陷区内行动，给日伪的震动很大。如1938年12月27日，天津大盐商、商会会长、甘心出任伪职的王竹林被击毙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程锡庚是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他一贯为虎作伥，卖力推行日本人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月9日，在英租界内大光明电影院，程锡庚被击毙。
中原公司爆炸案一度在日占区引起震动，这也是锄奸团所为。中原公司位于天津日租界，天津被日军占领后，这家公司的生意反倒更加兴隆，日伪政府组织各种游艺歌舞，以宣扬“大东亚圣战”。为打击日伪气焰，1940年8月27日夜，锄奸团将公司大楼爆破，引起的大火将全部商品连及货柜、门窗等烧了个精光。
锄奸团的成员大多并非职业特工，这些志士们基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他们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和甘愿为国献身的决心，沉重打击了卖国求荣的汉奸。
肃奸行动
戴笠的讲话实际上是缓兵之计，但汉奸们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3天后，戴笠又把这些汉奸请到设在愚园路公馆大院的军统局，一举拿下。
抗战期间，中国战况频频告急，为有效防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就需要灵活而确实的军事情报，不断在敌后实施实质性的打击和牵制，揭发汉奸和分歧者的阴谋，检举污吏奸商的误国私肥行为，监督水陆交通运输的畅利有效等，这些任务均由军统局完成。
除了执行侦察、暗杀和情报等方面的任务，军统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在第三战区的敌后战场上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日军意识到侵华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于是制订“以战养战”的策略，想尽办法由点线的控制扩大到乡区的面；对于占领区内遗留的矿产和工业进行修复并扩建，试图用这些物资维持侵略消耗。假若日军的企图得以实现，将对中国的抗战形势不利。于是，军统局曾经组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游击部队，并呈报给军委会，军委会给予“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受军统局直接指挥。敌后的行动爆破队也被设立，主要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与可利用的矿业物资，影响其物资供应，削弱其军事力量；袭击日军乡镇据点，暗杀其长官头目，打击敌人士气，使得他们只能放弃乡村并龟缩到城市里去，从而无法全面控制一个地区。
此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也出现了很多困难，由于被日军压缩在西南一隅，交通不便、生产失调、物资匮乏和物价上涨的现象极其严重。面对这一经济流弊，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军委会交通运输监察处和财政部缉私署等机构，希望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在保障运输功能的基础上，维持物价的平稳，但效果却不明显。经调查发现，一些奸商污吏置国家危难于不顾，相互勾结囤积居奇者有之，利用职权走私牟利者有之，完全架空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军统也担起监护军备、缉拿走私、疏通货运和丰富物资的任务，坚决打击了一批官商豪绅，扭转了局面，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的稳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命令汉奸和伪军维持沦陷区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前去收编。9月，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中，军统局决定顺应民意，抓捕南京、上海和北平等主要沦陷城市的汉奸。
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研究，军统局决定采取“诱捕为主、强捕为辅”的方针，以求不费一枪一弹将汉奸一网打尽。9月20日，抗战后的第一个中秋来临，戴笠以个人名义邀请数百名原汪伪政府的高官和将领参加中秋赏月晚会。在晚会上，戴笠发表了一番稳定人心的讲话：
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要相信政府。
戴笠的讲话实际上是缓兵之计，但汉奸们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3天后，戴笠又把这些汉奸请到设在愚园路公馆大院的军统局，一举拿下。
军统在华北的肃奸行动更为迅速。1945年12月5日下午，戴笠故技重施，以个人名义邀请所有原北平伪政权的军政要员出席晚宴。正当汉奸们弹冠相庆，以为从此高枕无忧之际，戴笠拿出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汉奸名单，将登记在册的汉奸们予以抓捕。除曹汝霖等不在蒋介石名单内的汉奸外，绝大多数汉奸均被关押起来，等待法院的审判。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城市的肃奸工作也在军统的布置下按时完成。
1945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内，军统局逮捕汉奸疑犯4 291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或交由军法审判的有334人。至此，军统圆满完成了肃奸工作，这也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
在八年抗战中，军统特工与日军展开一系列的侦察与反侦察、突袭与反突袭的斗争，死伤众多。据战后的相关文献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期间，仅军统正规编制的4.8万人中，就有1/3以上殉国，达1.8万人。编制外牺牲的特工为数更多，以军统下设的别动队为例，这支从事敌后游击战、有着近10万人的部队，在抗战中牺牲了3万余人。光统计这两项，军统殉国人数就超过5万人，这还不算军统外围的忠义救国军和抗日锄奸团。
惊天大刺杀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意外决定，居然避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他更加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要炸死自己，宁可冒着得罪英国的风险。
1937年8月26日下午，在南京通往上海的沪宁公路上，一辆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汽车正在缓缓行驶，车内的乘客正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当车子行至上海附近的嘉定路段时，两架战斗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朝着这辆汽车展开进攻。密集的子弹将汽车打翻，坐在后排的许阁森背部和肝部中弹，倒在血泊之中。随从连忙为许阁森进行简单包扎，随后将他送往沪西宏恩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观察后确认，这两架攻击英国大使的汽车的战机，正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