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重庆
蒋介石视察火海中的重庆时，不由感叹道：“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了长达76天的战略轰炸，炸死超过4.3万名市民，摧毁大约10万幢房屋，而远在东方的中国重庆同样也遭受了日本法西斯大轰炸的摧残。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在长达6年10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飞机先后对这座国民政府的陪都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全市人口直接伤亡共计32 829人，间接伤亡6 651人，灾民达到172 786人，市区大部繁华地区被破坏，造成财产损失达100亿法币。
重庆也因此成为二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另两座是柏林和伦敦）。日军疯狂轰炸重庆与德军轰炸伦敦的目的完全一致，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全面开战。9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南京危在旦夕。为长远考虑，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并于当日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全文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主席林森
重庆，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从地理位置来说，它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襟双江而控南北，素有“天险”、“山城”之称；从地形来说，它三面环山，拥有绝佳的天然屏障，进攻者简直无处下手；从交通来说，它有着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在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与外联络、输送物资。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元气大伤，从之前的长驱直入转为持久对峙，面对近在咫尺的重庆无能为力。迫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日军开始改变策略，一面采取和谈手段引诱重庆政府就犯，一面实施战略轰炸武力威逼。日军制定了一份《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决定调集陆海军的航空部队主力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
1938年初，在地面部队尚未渗透到华中一带、技术上又无法展开长距离轰炸的情况下，日军主要采取小批量的试探性轰炸。同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开始对重庆实施“空中入侵战略计划”。
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45架日军轰炸机开始疯狂轰炸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重庆市中区（即今渝中区），投下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一带的两公里繁华街道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过后，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化为焦土。
5月4日下午6时，日军再次派出27架飞机轰炸重庆，投下78枚爆炸弹和48枚燃烧弹，燃起十几处大火，直到两天后才渐渐熄灭。这次轰炸共造成3 991人死亡，2 323人受伤，约20万人流离失所，4 889栋建筑物损毁，督邮街等10多条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此外，罗汉寺、长安寺、外国教会及英法等国驻华使馆也遭到轰炸。
1940年，日军为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妥协，变本加厉地实施轰炸，“101号作战”到达了最疯狂的时刻。其中，8月19、20日两天的轰炸最为猛烈，日军不仅投入了日均超过140架的轰炸机，还首次出动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完全控制了重庆一带的制空权，把整个市区破坏得面目全非。
根据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据，两天内日机投弹数量达到800余枚，引起全市30余处大火，导致上万人失去住所。一时间，熊熊大火映红了天，滚滚浓烟笼罩全城，“山城”变为火城。蒋介石视察火海中的重庆时，不由感叹道：“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六五大隧道惨案
六五惨案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共造成992人死亡，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1941年，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战略轰炸”。正是在这次轰炸期间，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了。
6月5日下午6时左右，市民们吃过晚饭，正在庆幸一天平安之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人们仓促之间全部涌向防空隧道，慌乱中拥挤不堪。实际上，此次来袭的日本轰炸机只有几架，而且并未进入市区，只是在城郊投下几颗炸弹就匆匆返航了。不明敌情的防空当局没有及时解除警报，民众急剧恐慌之下，继续往隧道进发，大大超过了安全限度。
随着涌入隧道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防空隧道内的空气流通开始出现不畅，隧道深处的人感到胸闷，便开始往洞口处移动；洞里的人并不知隧道内氧气不足的情况，只是跟随人群向外移动。正在此时，在洞口外观望的人发现设在较场口的辅助报警红绿灯突然熄灭，错误地判断为敌机再次前来轰炸，纷纷向隧道深处挤去。两股人流挤在一起，造成很多人被踩踏而死；而在防空洞隧道深处的人，则由于氧气稀薄而纷纷倒地。等到抢救人员赶到的时候，隧道内的尸体竟然堆到了洞顶。
六五惨案发生后，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日军的残忍，还把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的防空管理混乱和应急措施不力。事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六五大隧道惨案共造成992人死亡， 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此次惨案死难民众到底有多少人？政府在惨案发生前，有没有采取足够的防空措施？一系列的问题压在人们的心头，却自始至终没有得到答案。
日机轰炸重庆引发多起重大火灾，有一次火灾，竟然将市内房屋烧毁九成。原因首先是日军投放的燃烧弹威力巨大，其次是防空部队贻误了救火良机。
当时，驻郊区的部队有六个师，还有一些独立的营团，而在重庆办公的达官贵人相当多，许多人把家眷也安排在那里。
重庆国民政府没有设置统一的消防灭火部门，只能由防空司令部临时代替。火灾发生后，这些达官贵人直接打电话到防空司令部，要调派救火车前去灭火。防空司令部下达救火命令，但苦于没有救火器材等设备，一筹莫展。国防部司令刘峙在电话里向手下的师长和团长们下达死命令：“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
面对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这些军官们把困难列了一大堆，却无实际的办法。到了第二天下午，终于有人想出一条颇具效果的办法，不论是谁，担一挑水就给一元钱，这才调动数万官兵参与救火。
起初，全城只有20多处火势，因为没有及时扑灭，加之很多达官贵人拿着刘峙的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先救自己的宅第，导致火势蔓延至全城，市民损失极为惨重。
在这场全城性的灾难中，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现象随处可见。
在重庆卫戍部队下辖的劳动总队里面，一些军官大肆贪污经费和军粮，还以改造流氓扒手为名，抓了一大批盗窃犯，强迫他们拴着铁链子劳动，并瓜分他们的劳动所得。实际上，这些被锁着劳动的犯人都比较安分守己，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政治犯。那些真正的扒手都被负责看管的军官私自放出，偷回来的东西由双方分赃。
当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劳动总队也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惯偷去当担架兵。他们平时流窜在街上作案，警报响起的时候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到轰炸现场进行“救护”。他们在灾难现场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些侥幸未亡的伤者，被活活拖死；有时候这些担架兵非但没对伤者展开急救，还在受伤者身上堆压尸体，将他们活活压死，最后从这些尸体上搜走首饰和财物，甚至剥掉死者的衣裤。
就在火灾当晚，重庆的一些散兵游勇也开始大肆抢夺财物，甚至连军政部下辖的监护大队也放弃菜园坝一带的警卫任务，加入趁乱抢劫的行列。面对群众的举报，卫戍总部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例行公事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而当时全城的电话线路在大火中破坏殆尽，电话没有打通几个，就这样不了了之。火灾发生时，守城部队将城内居民疏散到城外，然后把没被烧完的东西抢劫一空，那些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作干柴，甚至将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缮后据为己有。种种行径，大大破坏了抗战部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为了报告敌机情况，重庆防空司令部建立了拥有先进设备和专业人员的防空情报所，专门负责向各大机关以及达官贵人所在的防空洞报告最新敌情。面对这一重要资源，防空情报所动了歪脑筋，私自架设通信网，利用公共资源和设施替有钱人服务。
当时，重庆一些银行、大企业的老板都拥有私人的防空洞，其中一些专门对外兜售防空证，有以月票形式每张10元的，也有零售的，躲一次警报2元。这些防空洞开通了与防空情报所相连的专用电话线，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机情况。为此，他们每月都要向防空情报所交纳一定金额的费用。此外，许多防空情报所官兵利用公共资源结识了一些有钱人，参与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在重庆购置了相当豪华的房产，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负责公共防空洞的敌机情报。重庆有800多个公共防空洞，各防空洞门口都有防护大队成员，但他们总共只有10部电话机，因此很少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防空消息。而且一轮轰炸过后，通信线路破坏严重，重要部门或富贵人家的电话线总是先修，而公共防空洞的电话线排在最后。
为了解决重庆市内通信线路屡遭破坏、市民群众无法及时得到防空情报的问题，中央大学等团体倡议开设专门用来传递空袭情报的有线广播。这个利国利民的提议，从1940年开始筹划实施，直至抗战结束都没有完成。为了抢占这块肥肉，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到有线广播控制权的争夺之中，而政府忙于协调关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由重庆防空司令部掌握控制权，他们拿到经费后不是急着开工，而是借口解决技术和器材问题，把钱挪用到贩卖烟叶牟取利益上去。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防空司令部这才买了一些器材开展初步试验，却没有在上面花费精力，最终又是不了了之。
重庆防空部队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遭到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军委会震怒之下，命吴铁城等人主持军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最后宣布由贺国光继任刘峙防空司令的职位。
意志之都
1945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重庆人民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
有资料显示，重庆在大轰炸中遭受的各项损失数据，远远低于二战期间遭受轰炸国家的平均损失。据重庆空袭数据统计，1938年到1941年的4年里，同盟国平均一次轰炸遭到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为猛烈的1941年，重庆平均一次轰炸遭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
令日军大为意外的是，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忱，虽然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却始终没有向其屈服，而且“愈炸愈强”，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当时的意志之都，粉碎了日军摧毁中国军民抗战信心的企图。
重庆人民从日机轰炸的废墟中走出来，慷慨解囊，“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实力量。1945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重庆人民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
在日军大轰炸中，许多在重庆复工和新建的工厂时常被炸毁，但广大工人一边修复损毁的厂房和设备，一边在硝烟弥漫的情况下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轰炸最为频繁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一共生产出各种大小炮256门、炮弹60多万发、枪弹1亿多颗、枪支3万多支、甲雷3万多个、炸药包2万多个、手榴弹4万多枚、曳光弹2万多颗，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事，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军。
重庆人民由此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国篇章。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认识到重庆人民在抗战中所做的牺牲和贡献，以及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伟大精神。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不仅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还获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持和敬佩。
作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挫败了日本靠轰炸摧毁这座城市的企图，还保卫了国民政府的安全。最后连日本方面也感慨地说：“单凭轰炸，使其（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是绝不可能的。”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始终屹立在大后方，从容地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抗战当中，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