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以充分利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给予资本在中国的存在“合法性”，而所谓“开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迎合国际资本流入中国。资本在我们中国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用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布置、安排、摆弄我们周围的一切，与此同时清洗异己、他者。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是资本。我们当今的中国人都在享受文明化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享受资本的成果。当今中国的资本的拥有者深得资本之利不消说，就是作为资本的拥有者的对立面的雇佣劳动者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资本那里得到好处。人们都把近30年中国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于实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把功劳记在资本的账上。正因为有着这么一个背景，当今许多中国人对资本产生了一种盲目崇拜的情绪，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果靠的是资本，中国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还离不开资本。
为了建设生态文明，为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需要我们对目前所正在从事的一切做出反思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太可能去思索目前严重的生态危机与资本的扩张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而也不会去思索为了达到我们新的目标，我们究竟应当对资本的态度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实际上，资本在当今中国尽管有着带来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它也有着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在资本的所有负面效应中，最明显的是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资本的基本原则是增殖原则，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乃是资本的本性之所在。资本如果不以获取利益为动力和目的，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而且资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和贪得无厌的。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乃是贪婪和恐惧的化身。我们原先可能实在不能理解，一些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如此地置污染生态环境等于不顾，为什么如此地把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置若罔闻，现在想想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只能受一个原则所驱动，这就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说，对自然的损害与掠夺，是资本的增殖原则的必然结果。回顾中国的这近30年，我们中国人确实感受到：资本的运营和扩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无论在动力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过程。资本本质上确实是与生态文明相对抗的。资本确实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本的批判，而他进行批判时紧紧地抓住资本的限度加以展开。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即使在当今具有合理性，也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不可超越的，而这正是由资本自身的界限所决定的。马克思批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摧毁一切界限的力量，但它只有在自身的界限内是自由的，是没有限制的，资本的发展最终将受到自身的限制，并且实际上它也在不断创造打破自身限制的条件。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资本的限度就是使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资本有了这样一个限度，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现代化事业离不开资本的支撑，没有资本的作用现代化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但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必然置破坏生态环境于不顾，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对待资本呢？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所要实施的现代化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实施传统的现代化必然一味地利用资本，而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就不能完全拜倒在资本的脚下，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应限制资本。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但可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例如对资本运行进行伦理约束，使资本对自然界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建设工业文明，我们有理由不去考虑对资本的限制的问题，按照工业文明自身的要求，我们目前对资本的利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对资本的发展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但是倘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工业文明还有生态文明，或者说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结合，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去利用资本而还要限制资本，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当然，为了实现生态文明，仅仅限制资本也还是不够的，还得最终超越资本。只要资本存在一天，它对生态文明的破坏也就存在一天，采取限制措施仅仅是降低破坏的程度，而无法从根本上根绝这种破坏。真正的生态文明建成之时，很有可能也是资本完全被超越之日。所以为了建设生态文明，我们不仅要把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要把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结合起来。这里还需说明的是，资本在当今中国的存在肯定还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认为只有等到资本的合理性完全丧失殆尽以后再去考虑超越资本。正如异化的生成与异化的摒弃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既然我们已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当下的一个奋斗目标，那么我们就应把超越资本也提上议事日程。而实际上，纵现我们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不完全是在贯彻资本原则，充分地利用资本的，有许多政策已经属于超越资本、扬弃资本的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要限制资本、超越资本，使资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