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网易创始人丁磊
浙江商人没有那种守成享福的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浙江商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他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1．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浙商
宁波商人是浙商这个群体中最有闯劲的一群人。“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与绍兴人善在官府中做事相对应，宁波人一向以巨大的商业成就饮誉四海。宁波古称“鄮”，就得名于商业，《辞海》注曰：“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在历史上，宁波商人曾形成过一个大商业集群，史称“宁波商帮”。自明清以来，宁波商人在面对商业竞争时沉着老练，表现较佳，被称为“商界常青树”——由晚清到近代，是很多历史悠久的商帮在西方商业的冲击和本土封建主义的抑制下逐渐没落的时期，而宁波商帮却不退反进，究其原因，在于宁波商人对商业有着出众的嗅觉，善抓历史机遇，善于适应更复杂的市场环境，善于开拓进取，顺应时变，从而完成了旧式商帮向近代商业集团的转化。
宁波商人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宁波商人是以四海为家的。宁波商人也没有北方人那种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
宁波商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他们四海为家，冒险犯难。
有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宁波人不失时机地在十里洋场插了一脚，此后宁波商帮满天下，风云人物辈出，还出了两个世界级船王。分布于海外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的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
宁波商人是中国商界的“常青树”，不知为什么，仿佛从小就有“男儿志在四方”的秉性，他们中许多人一生闯荡江湖，走南闯北，以求在他乡开花结果。宁波人有一种顽强开拓、敢于冒险的性格，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叱咤风云。
自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向外国开放，成为外国商品倾销和外来文化渗透中国的口岸之一，很快宁波商人把商业眼光移到海外，把生意做到海外，其活动地区达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国。他们中很多人在远涉重洋后，成为当地的商业巨子。
香港也是宁波商人的活动基地，有不少宁波巨商定居香港，也有一些宁波商人在香港立足后，再去他地经商，或把总公司设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广设分公司。
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远离家园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第一次是在光绪、宣统年间，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第二次是国民党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夕，大批的宁波商人移居到香港和澳门地区，或以台湾地区为跳板，转向欧美及大洋洲发展。据有关方面统计，移居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宁波人大约有7万多人，他们遍布于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是宁波商人早期活动地域之一，在日本商界有一定影响。如1870年张尊三到日本做渔产生意。当时，日本北海道函馆对国外开放，中国商人相继赴日经商，控制了北海道的海产市场。日本为扶植日商，曾设立广业商会，以控制海产品货源，排挤华侨商人。张尊三在这种情形下，亲赴渔场，直接从渔民手中收购海产品，开辟新的进货渠道，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他还向日本渔民传授鱼翅加工技术，将他们原来废弃的鲨鳍加工成美味的鱼翅，并向他们预约收购，销向中国。从此，加工鱼翅成为北海道渔民的生财之道，张尊三也得到渔民的友好对待，并赢得“鱼翅大王”的称号。因为成就卓著，1885年被侨胞推为函馆华商董事，1916年日本天皇还为他颁授蓝绶褒彰（蓝绶褒彰是日本国最高荣誉），张尊三是获日本政府赠予这种褒彰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
在欧美的宁波人也很多。如宁波人应行久，是美国“大中集团”创办人，美国十大华人集团之一。1946年，他在上海开设合众汽车公司、立人汽车公司，经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1947年移居美国，初在纽约市最繁华的时代广场租店销售东方礼品。1973年后，他听说世界博览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当机立断，买下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107层摩天大楼顶层，精心设计，开办一家富丽堂皇的礼品公司。那些前往纽约的游客，几乎都要登上这座举世闻名的摩天大楼顶层。游客大至，应行久自然大获其利，应行久先后十次投资博览会，获得丰厚的利润。
东南亚各国也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地域，在新加坡设有宁波同乡会。鄞县人胡嘉烈曾任该会会长多年，他是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华侨巨商。19．24年，他刚到新加坡时，在一家商店当学徒，1935年创立立兴企业公司，经营汽灯购销业务，并在上海设立立兴申庄，订购上海生产的汽灯，销往香港。数年后，发展成综合贸易公司，并开办五金制造厂，生产汽油灯、煮食炉和家具，总公司在新加坡，并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香港、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开设分公司。
现如今，世界各地的浙商越来越多，他们的实力在越来越大，这跟他们的闯劲直接相关。
2．险中求稳，勇于开拓新路
精明的浙江商人并不做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事业有一定根基之后，多坚持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成功的浙江商人包玉刚一贯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风险”。他常说：“我是个银行家，不是赌徒。”
在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家的冒险、开拓、创新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新的行业领域、新的产品往往给企业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旧行业的平均利润。当利润丰厚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后，仿制品和替代品也随之出现，于是生产该产品所得到的实际效益开始逐渐下降，直到各生产者和经营者获得大致均等的平均利润。因此，只有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才能获得比同行更高的利润。
由于浙江商人经常外出，其生存处境的艰难，练就了浙江商人不怕艰苦、顽强开拓的性格。“向外开拓，勇于闯荡”成为历史上浙江商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浙江商人外出闯荡已蔚成风气。进入近代，外出创业更成为浙江商人的人生抉择。浙江谚语“要想富，走险路，”、“要窜头，海三湾”，就是当年浙江商人外出闯荡的形象写照。
浙江商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从浙江商人的经营行业看，浙江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胆经营新兴行业。鸦片战争后，不少浙江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这些行业都是当时中国商人的“新鲜事”，因而效益极好。
经营钱庄也同样是冒险的行业，不但需要有巨额资本，更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这种利用别人的钱来生钱的行业，需要有“四两拨千斤”的机敏，还需要有胆略，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破产的危机之中。
浙江商人并不因为钱庄、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缩手缩脚，他们高度重视金融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大胆地介入钱庄业经营，并且首先筹组商业银行，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
精明的浙江商人并不做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其事业有一定根基之后，多坚持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
号称中国钱业界“领袖”的慈溪县人秦润卿在其经营钱庄的过程中即以稳健著称，他在20世纪20年代同时主持了福源、福康、顺康3家钱庄，在多次金融风潮中保持不败，并不断扩展。
当时，由于洋货横行，不少钱庄与洋行关系密切，这使得洋货畅销，并能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成为其附庸。因而这些钱庄在一些金融风潮中被外商操纵，纷纷倒闭歇业，而秦润卿对外商洋行戒备较深，他主持的福源钱庄从不向洋行借钱款，也很少将钱存人洋行，他还劝告同业慎重签发银票，不准经理人员人交易所投机，使福源及其他钱庄在1921年的“信交”风潮中免遭冲击。
在日常经营中，秦润卿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保持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即宁做“多单”不做“缺单”，因而信誉极好。
在业务活动中，秦润卿放款也以抵押放款为主，其中又以房地产抵押放款为主要项目，减少经营上的风险。放款中又以工业放款，特别是对纱厂的放款为突出，次为房地产和公债。这种稳健的经营作风使其业务在稳妥中不断发展。
浙江商人最喜欢开拓创新的地方还有开发新产品。
宁波商人方液仙创办和经营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是中国最早生产牙粉的企业，牙粉曾经为方液仙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其他日用化工企业的开办，牙粉销路受到了影响。
方液仙陷入了苦闷之中，他觉得有必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到欧美市场去考察，在欧美市场，他注意到牙膏正在取代牙粉，不由得大喜。他预料国内市场也将发生这种变化，于是专力研制牙膏，并于1923年生产出中国最早的国货牙膏——“三星牌”牙膏。该产品一上市，就供不应求，迅速占领市场，中国化学工业社因此再度振兴，成为一家大牌企业。
竺梅先在经营民丰、华丰造纸厂时也是如此，鉴于传统产品黄纸在市场上滞销，竺梅先开始冒险试制薄白纸，经过多次失败，最终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后，大大提高了两厂的利润。1935年，民丰、华丰造纸厂又试制卷烟纸成功，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生产卷烟纸的国内厂家，获得国民政府认可的卷烟制造专利权，“帆船牌”卷烟纸畅销于国内市场，为民丰、华丰带来了更大的利润。
3．为钱去流浪的温州人
孟德斯鸠说过：有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犹太人善于经商，浪迹天涯而赚钱于四方。有道是：“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温州人不仅具有中国人聪明的脑袋，而且还以善商闻名，人称“中国的犹太人”。因此，有钱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温州位于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了挣钱娶妻生子，而是为了创业。相反，要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待在家中，便会被视为窝囊。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温州商人更是遍布全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变为坐贾，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在重访其故乡江村，考察了苏南乡镇企业后曾来到温州，激动地说：“早在二三十年代，我在欧洲求学时，就经常碰到温州青田一带的手工艺人和小商贩，背着黄杨木雕或瓯绣之类的商品，从老家搭乘破轮驶出瓯江，漂洋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谋生。”然后他风趣地说：“我们苏南模式是‘牛郎织女’，半工半农；你们温州人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温州人天生就不是安分的人，世界上没有温州人不敢去的地方，只要有利益、有价值、有必要，温州人敢做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我曾经穷过，我也曾富过，听我一句话，富比穷好。”
只看到钱的人绝对不会成功，而看不到钱的人简直就是“傻瓜”。特别是对于刚创业的小老板，钱当然是辛辛苦苦地做老板的最根本动力。
温州人从不讳言对金钱的追求与热爱，“赚钱”是他们艰苦创业最根本的目的。而他们拥有财富之后继续拼搏的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了钱，但结果却是“赚了更多的钱”。总之，温州人清清白白做人，辛辛苦苦创业，勤勤恳恳赚钱，“商海无涯钱做舟”是他们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温州商人在赚钱上绝不会逊色于犹太人。他们天生头脑灵活、观念常新；他们能准确地发现商机，没有太好的机会时，自己又能创造商机；他们什么生意赚钱就做什么，可以在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甚至汽车、房地产等行业中换来换去，可以涉足多个不同的领域；为了赚钱，他们又能放下面子，不怕吃苦，经常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去创业，你说有这些特点的人，怎么可能不会取得成功？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他们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其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是他们最大的资源和竞争力。譬如在“鸡毛换糖”的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外出经商的人就超过了留守当地的人。正是这样一批浙商走南闯北，构成中国最庞大的“商人部落”。
而现在，许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开始放眼全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比如小作坊起步的鲁冠球和汪立成，已经在美国收购了包括三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十多家企业。
4．拥有高“胆商”的商人
继智商、情商和财商之后，“胆商”也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勇气、胆略和决断力。从许多浙商的发家史来看，他们都具备很高的“胆商”。因为，市场大潮汹涌澎湃，风险与机遇并存，胆略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但作为一个商人，胆略与思考永远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