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对有效样本为1883家各类中国企业调查后发布了《转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报告，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企业总经理与员工平均收入相差3—15倍的企业有1061家，占总样本的61.2%；相差15—20倍的企业有151家，占总样本的8.7%；相差20—25倍的企业有92家，占总样本的5.3%；相差25—50倍的企业有128家，占总样本的7.4%；相差50倍以上的企业有111家，占总样本的6.4%。
不同类型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与员工平均收入差距都有明显增加，非国有企业总经理的收入高于国有企业。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总经理的收入水平最高，与员工平均收入差距最大，相差25—50倍的企业占到14.7%，相差50倍以上的企业占到15.3%；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及私营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名列第二，与员工收入相差25倍以上的企业占总样本数的13.5%、12.9%；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大部分总经理收入与员工收入相差3—15倍；集体企业总经理的收入最低，大部分企业相差3—10倍，占总样本数的72%。
同时，该报告还指出我国上市企业总经理收入明显高于非上市企业，总经理收入高于员工50倍以上的企业占38.1%，而非上市企业仅为14.3%；总经理收入高于员工25倍以上的境外上市企业达32%；境内外都上市的企业达21.3%。
而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对21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102家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进行了调查。在5倍以下的低倍数上，上市前、上市初和现在的三个时间节点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例是83.03%、80.29%、49.54%；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73.52%、68.62%、50%；前者的比例明显减少并与后者拉平；在5—10倍的中倍数上，三个时间节点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例是13.77%、16.97%、40.37%；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22.56%、27.45%、41.18%，两者相对持平；在10—15倍以上的高倍数上，三个时间节点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例是3.2%、3.19%、10.09%；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3.92%、3.96%、8.8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明显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且其差距扩大的速度也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同时，在考虑在职消费等因素后这一差距可能更大。
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整个社会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如前所述，在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企业已经明显成为了城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导致我国城镇内部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扩大。
国内学者程永宏（2006、2007）在重新定义组间城乡差距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新的基尼系数城乡分解方法。他把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分解成农村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和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三个部分。程永宏（2007）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基尼系数呈现出总体波段性上升的演变趋势。他将这种演变趋势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关键时期；1981—1984年为第一阶段，特点是基尼系数基本不变，大体上保持在0.17左右；1985—1992年为第二阶段，特点是基尼系数缓慢上升；从1985年的0.2166上升到1992年的0.2473，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1994—2004年为第三阶段，特点是基尼系数继续缓慢上；从1994年的0.2847经过10年上升到2004年的0.3263，平均每年上升0.42个百分点。两个关键时期1984—1985年和1993—1994年，其特点是基尼系数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跃升到个新的平台；1985年比1984年上升4.51个百分点；1993—1994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87个百分点。
按照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基尼系数接近0.4是收入差距进入警戒水平的标志。超过这一水平，被认为有可能因差距过大而陷入社会危机。程永宏（2007）指出尽管以上所得出的城乡内部差距基尼系数没有超过警戒水平，但由于这种结论是以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出的，这一数据显然就没有包括各种腐败收入、偷逃税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等，考虑到这类收入在中国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城乡内部差距还会大幅度上升。
城镇基尼系数总体上升的演变趋势，对整个社会基尼系数的扩大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程永宏（2007）将分解的农村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和城乡基尼系数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了各年农村、城镇内部基尼系数G1、G2和相对城乡差距G3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Gn的贡献率R1、R2、R3，计算公式如下；
R1=θG1/Gn，R2=（1—θ）G2/Gn，R3=（αβG3）/Gn。
经过计算，程永宏（2007）认为1992年以前，农村基尼系数是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率在1983年达到最大值59.4%，这时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只有23.8%；此后农村基尼系数贡献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到1992年，城镇基尼系数取代农村基尼系数成为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二者贡献率分别为36.7%和32.5%；2004年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达到最大值55.4%，并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城乡差距贡献率达到24%。
结合前文的分析，这就说明：一方面，我国城镇基尼系数总体上升的演变趋势，是与上述作为我国城镇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密切相关的，具体而言又是与我国企业大面积的实施以管理层激励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治理机制的改革密切相关的。在我国的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遍实行的管理层激励的制度安排最终促成了我国企业内部报酬鸿沟的形成，这种报酬鸿沟事实上又成为了我国城镇经济内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国企业管理层激励后的效率缺失问题。同时，这也说明要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必须从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治理的改革入手，才有可能有质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