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证监会在2003年56号文曾经明确要求；上市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0%；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因此，以上情况也被明确界定为违规担保。按着这一标准，截至2003年12月31日，沪市违规担保的总额为272.84亿元，存在违规担保的上市公司家数为145家。截至2004年12月31日，沪市存在违规担保的上市公司家数为148家，违规担保总额238.83亿元。其中由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而被查处的典型案件有西昌电力案、明星电力案、三九医药案等。
3.2.2.2控股股东以其它方式进行的剥夺
除了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剥夺其它股东的利益外，我国企业的控股股东还广泛的通过“高派现”分红、定向增发新股、配股、秘密收购等金融交易方式来剥夺其它非控股股东的利益。
由于控股股东控制了企业的分配权，因此，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企业的分红也是一种重要的剥夺其它股东利益的方式。用友软件的“高派现”案例就属于此类的典型。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于2001年4月18日签发批准的“核准制”下的首家上市公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用友软件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再以每股人民币36.68元成功发行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达91700万元，其中股本溢价高达883072553元。发行前每股净资产1.12元，发行后高达9.71元（扣除发行费用）。用友软件2001年度实现净利润70400601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后，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0126947元。以年末公司总股本1000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6元计，公司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0000000元，期末未分配利润126947元。该股利政策出台后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按照用友软件这一“高派现”方案，持有7500万股发起法人股的股东将获得现金股利4500万元，以该公司发行上市前的2000年末净资产8384万元计算，发起人股东在上市后第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就高达53.7%，投资回收期仅1.9年；而当初以每股36.68元发行价认购的流通股股东，投资回报率仅为1.3%（税后），投资回收期长达76.4年，如果以二级市场买入价来计算，投资回报率不足1%。通过这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不仅流通股股东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发起人股东，甚至还低于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1.98%）；而且长达76.4年的投资回收期对于任何理性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不经济的。如果再考虑到用友软件流通股股价从上市时的92元下跌到2002年收盘时的47.9元，广大流通股股东还遭受了巨大的价差损失。
同时，从用友软件的企业性质来看，企业是典型的高科技成长型企业，其需要的是大量的现金流用于研发投入，而“高派现”就有可能减少企业的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竞争力，因此，从一定程度来看，“高派现”实际上也就损害了用友软件非控股股东的利益，而保证了大股东的利益，因为大股东可以在短时期内收回其在用友软件的投资。实践中，企业是否分红与企业的股权结构密切相关，当企业呈现出一种股东相对控制格局时，控股股东往往又不倾向于分红。因为，此时分红在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将不会产生较大的收益差。而与分红相比，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获得收益，又是其它众多的非控股股东所无法获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获得私人收益而采取不分红或者少分红的策略。从近年来推出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来看，2000年，仅有53家，占公布年报总数的5.3%。由于控股股东主导了上市公司分红与否，非控股股东主要通过二级市场“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获取买卖股票的价差收益。然而，由于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非规律性，非控股股东的这种收益又是极其不稳定的，而这也就不利于企业吸收稳定的公众投资。
定向增发是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上一种主流的权益再融资方式。截至2007年8月，已有将近10%的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定向增发，而已发布增发预案的公司数目还要远胜于此。但是，朱红军、何贤杰、陈信元（2008）通过对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97；以下简称驰宏锌锗）定向增发典型案例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大股东标榜定向增发是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协同行为，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驰宏锌锗的大股东通过增发前的长期停牌、盈余管理，增发过程中注入不利于中小股东的资产，以及增发后的高额分红等方式实现了从上市公司向其的利益输送。
3.2.3控股股东剥夺的效应分析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对非控股股东利益剥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剥夺的效应或者说结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本文对ST猴王案例的分析所指出的，控股股东对非控股股东利益的剥夺必然会诱发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产生和激化。
而这首先又主要是通过股东之间诉讼案件的增加表现出来的。近年来，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犯非控股股东利益，进而也导致了部分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将控股股东推上被告席的事件频频发生，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频繁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违规担保，而当被担保公司出现破产或者业绩连年亏损时，也常容易诱发银行、中小股东因上市公司到期无力归还担保而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诉讼。从2009年初至6月5日，关于贷款担保纠纷引起的诉讼就有243起。
截至到2006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还有36家公司存在资金占用问题，占用余额为146亿元。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些有资金占用问题的上市公司中，又普遍存在股票暂停上市、ST以及相关股权被冻结和被质押等情况。2006年7月沪深交易所发布的第二号清欠公告显示，存在资金占用的149家上市公司中ST公司有60家，占用额合计137亿元。而这60家ST公司，占未清欠、未股改公司总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1%、25%。这就说明，由于控股股东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往往轻者会造成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缺乏，进而也使得上市公司存在巨大的经营风险。重者由于控股股东无法按期归还上市公司资金，造成上市公司大规模计提坏账准备后业绩大幅度下滑，而最终当上市公司因连续经营亏损后，会因达不到监管机构的上市融资标准而退市。由于相对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对企业控制权的行使而获取控制权私利，广大非控制性股东主要是获取的是二级资本市场上的价差收益。而上市公司退市将使广大中小股东蒙受巨大的二级资本市场上的价差损失，因此，退市也就直接意味着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损害。
事实上，ST猴王案之后，江纸（600053）、莲花味精（600186）、长控（600137）、科龙（000921）、吉发股份（600893）、中捷股份（002021）、德隆等多家上市公司也都上演了与ST猴王同样的悲剧。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被ST（Special Treatment）或者退市的总体情况来看，其大体上都走过了以下的演化路径：控股股东占款→上市公司经营困难→债权人逼债→控股股东资金链断裂→上市公司被ST或退市。
同样，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关联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也将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当对外担保金额严重超出公司净资产后，将导致公司负债率上升，加重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负担，促使其盈利能力下降。实践中，正是因此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也才被戴上特别处理公司“ST”的帽子，从目前深沪两市125家“ST”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来看，几乎每家公司都涉及对外担保。
第三节企业股东间利益冲突的治理
3.3.1股东间的不完备契约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企业的股东之间是基于一种相互信任才决定共同向企业投入股金的，信任是股东之间合作的基础。进一步来看，这种信任又主要源于掌握企业控制权的控股股东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合约的形式向非控股股东作出了不榨取其利益，并保证其投资收益的显性和隐性的承诺。然而，当企业成立后，控股股东对非控股股东利益的损害，本质上又是对这种承诺的背弃。也正是控股股东对其承诺的背弃也才导致了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和合作的破裂。（这种“搭便车”行为，是由“理性”的小股东基于对获取企业决策信息成本收益上的考虑，对行使企业决策投票权的一种“冷漠态度”（rational apathy）引致的，控股股东对其承诺的背弃本质上又可以视为其道德风险的表现。在经济学看来，这种道德风险源与对主体行为的两个基本前提假定：第一个假定是，假定人的动因是“意欲合理但只是有限地做到”（西蒙1961），这个假定通常也被称为“有限理性”假定，“有限理性”假定也就意味着交易双方所签订的完全契约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假定是假定人的行为天然是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即欺诈性的追求自身利益（Williamson，1985）。机会主义意味着当事人会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在事后发生争议时谋取私利。而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当事人利用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也就使得，企业股东之间的信任不可能被自然而然地诱导出来。“事后治理”变得非常必要（Williamson，1985）。
因此，要促使企业的股东之间真正合作，就应当建立起除股东之间所签契约之外的，对控股股东道德风险约束的其它替代机制。具体而言，这种机制是通过完善股东之间合作的法制环境建立起来的。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保护，非控制性股东既使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也会因投诉无门而使其权利无法得到合理的救济。拉波特等（LaPorta，1997、1998）指出，由于对非控制性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较弱，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券市场的相对规模要比英美法系国家要小，以股市流通的市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是23%，德国是13%；而在普通法系国家，美国是58%，英国是100%，差距明显。拉波特等所述的对非控制性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主要是指，由企业组织之外的第三方政府规定，企业的非控制性股东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有对控制性股东进行诉讼的权利。
如前所述，企业的控股股东对非控股控东利益的侵害往往又是通过其与企业的董事和经理“合谋”而实现的。因此，实践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就发展起来了非控股控东代表企业“法人”对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因此，1881年，美国率先在判例法中制定了公平规则第九十四条（Equity Rule 94），规定了少数股东可以为企业利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而股东代表诉讼（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action）又称股东派生诉讼（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它是指当违法行为人因其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拒绝或怠于向该违法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时，公司股东有权代表其它股东，代替公司提起诉讼，请求违法行为人赔偿公司损失。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产生以后，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不断完善，也被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借鉴。法国于1893年准许股东行使代表诉讼权，日本则在1948年制定《证券交易法》中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在1950年，日本修改商法时，正式在商法典中也对股东代表诉讼作了规定；1966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应条款。
3.3.2我国立法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进步
前文分析说明了，通过政府立法已成为国外企业治理理论和实践中，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重要措施。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我国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立法也逐渐完善。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我国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建立以来，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维护证券投资者权益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近60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主要涉及以下16个方面的内容：一股一票、通信表决权、代理表决权、累积投票权、临时股东会召集权和股东起诉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会计政策和审计制度、独立董事制度、送配股政策、内部人股权转让、管理层、董监事持股规定、内幕交易、关联交易、限制大股东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