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金融机制的完善是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中国金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必须在现有已经取得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从本章开始，我们分三章论述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主要方面。
在本章中，我们将在第一节从金融体制和货币运行两个角度讨论如何完善中国金融机制。而货币的运行必然涉及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因此，我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研究这两个问题。最后是结论与对策建议。
在这节中，我们先区分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三个概念，然后讨论中国金融体制完善的两个方案。
一、对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与经济机制概念的理解
在经济学文献和日常生活中，体制、制度、机制是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人们往往对这三个概念不加以区分，而等同使用。我们认为，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所谓体制是经济机体各构成要素（机构、职能部门）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目标）而按一定的组织层次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有机体（整体）。如果把这个有机体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各构成要素就是它的子系统。这个定义说明，一个经济体制首先是由各构成要素（子系统）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统）；其次，各构成要素（子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最后，各个构成要素（子系统）是按照一定层次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
所谓制度则是整个经济机体及其各构成要素运行或发挥功能的规则、规范、政策，即共同的行为准则。例如，我们可以说，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区别不在于经济体制的区别，而在于经济制度的区别。例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在组成中国经济的各个要素与当时的苏联经济不同，但它们都有共同的运行规则，即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计划运行，因此，它们都属于计划经济制度。
所谓机制，我们把它定义为经济机体（系统）各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以及各构成要素（子系统）内部的各子要素（第二、第三等等层次的子系统）之间发生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方式。因此，人们又常常把经济机制称为经济运行机制。如果这个定义成立，那么，所谓经济机制的完善就是经济体（系统）各要素（子系统）、各子要素（第二、第三等等层次的子系统）的协调和优化（耦合度好）。
如果上面的立论成立，那么，一个经济体的体制、制度、机制的关系是：1、从外在向内在逐渐发展的关系，即体制是外在的；制度是外在的，但已有内在的“成分”；机制是内在的。这是符合“现象与本质”的哲学原理的。2、从“实”向“虚”逐渐变化的关系，即体制为“实”；制度兼有“实”与“虚”的特征；机制为“虚”。这是符合系统论的一实一虚“二象对偶”原理的。
二、中国金融机制完善方案之一：从金融体制角度
我国的金融体制是由中央银行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成的。同时，为了规范中央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了金融制度的建设，制定了有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和政策。这是研究完善我国金融运行机制的出发点。
从金融体制角度，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中国金融机制。
（一）中国金融机制的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的地位亟待进一步提高。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中央银行以提供经济所需货币为主要任务。它是整个经济，也是整个金融系统的能量供给系统，应该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上层。中央银行之外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虽然也通过自己的运行为经济提供能量，但它们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下层。
中央银行以币值稳定为己任，它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指挥系统。有人形容说它象人的心脏，吞吐万象，举足轻重。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控制着货币供给量，影响着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处于整个金融系统空间层次的上层。中央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与中央银行保持“理性的一致”，这既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所有金融机构利益之所在。
强化金融机制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地位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包括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独立性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如果中央银行不能保证足够的独立性，只要各级政府以各种形式干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追求币值稳定，从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目标就难以达到，其结果必然要么是承受高通货膨胀的压力，要么则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二）中国金融机制的传导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的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
这里所说的传导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因为：
第一，金融市场既发挥着广义借贷资本（或称生息资本、虚拟资本）数量余缺的调剂功能，也发挥着发现（以各种金融工具为载体的）广义借贷资本的价格（可贷资本的利率、外汇的汇率、各种金融工具价格）的功能。第二，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传导系统。它不仅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传导着国家宏观经济信息，传导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息，也传导着金融市场资本数量的信息，更传导着金融市场价格的信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在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中，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应该是通过资本的价格引导实体经济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合理配置。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功能更多是资本数量的融通功能。
第三，金融市场是一个新陈代谢系统。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还很弱，因而不仅起不到引导实体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也起不到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实现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作用。我国股票市场中一些应该退出市场的股票没能退出就是一个证明。
（三）中国金融机制的管理系统的力量亟待进一步整合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金融管理系统（监管机构）是由“一行三会”构成的。按理说，它们不仅应该是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和调节（调控）的管理系统，更应该是金融体系的修复系统和“废物”清理系统。然而，现在的情况还并不完全如此。
第一，既然中央银行处于整个金融系统空间层次和能量供给层次的上层，因此，“一行三会”的关系不应该平起平坐的关系，“一行”应该担负起整合和协调监管力量的责任。
第二，为了不致于出现“群龙治水”带来的或监管重叠，或监管需置的局面，我们在前面建议成立我国统一的“金融监管部”，以最终整合我国金融的监管力量。
三、中国金融机制完善方案之二：从货币运行角度
（一）正常的货币循环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
第一，当代经济是货币经济。生产要素、物质产品和金融产品都是货币（价值）的转化或凝结。正是因为这种货币化现象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经济的货币化现象也成为人类社会配置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行的巨大力量。
第二，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货币是经济体的“血液”。货币周而复始的正常循环是整个经济体充满“生命”活力的关键。如果货币运动的调节失控，就会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出现通货紧缩，于经济、金融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所谓“货币运动调节的失控”既包括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失控，也包括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失控。因此，要使货币供给于经济有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有责任。
（二）增强货币的主动供给、控制货币的被动供给以保证货币的正常循环。
我国的货币供给来源于主动供给和被动供给两个渠道。所谓主动供给是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状况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谓被动供给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主动供给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货币供给量，也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手段对市场上的货币状况进行调控。之所以加上“一定程度”的限定词是因为还有一些中央银行不可控的要素影响着货币的发行。
被动的货币供给来自于外汇占款。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外汇占款基本上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要减少被动的货币供给除了要彻底实行意愿性结售汇制而外，更要真正实现“藏汇于民”。当然，要真正实现“藏汇于民”有赖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更多的外汇避险工具。
（三）强化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实现金融体系的新陈代谢。
第一，“货币的货币”与“资本的货币”运行的区别。
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不同形式将货币分为“货币的货币”和“资本的货币”。前者是“为买而卖”的货币，即商品流通W-G-W。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消费领域。后者是“为卖而买”的货币，即资本运动G-W-（G+△G）。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领域。
但我们如果离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即不考虑W）研究“资本的货币”，那么，“资本的货币”的纯粹形式就是G-（G+△G），即生息资本或虚拟资本。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金融市场进行的。
第二，金融市场是传递各种信息的导体。
金融市场不仅传导着宏观经济信息、微观经济信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也传导着各种生息资本的数量信息，更发现着、传导着各种生息资本的价格信息，包括可贷资金的价格（利率）、外汇资金的价格（汇率）和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引导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主要的是各种经济资源的价格信号。同样，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是各种金融工具的价格信号。而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还很弱，价格信号还不能完全引导实体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因而也就不能通过价格信号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优胜劣汰。因此，我们应该强化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使金融市场发挥新陈代谢作用。
（四）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实现货币的良性循环。
“熵”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不能再转化为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或者简单地说，“熵”意指做功的能量变成不再做功无用能量。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不做功能量的增加。无效状态的能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
我们借用“熵”这个概念就是想说明，货币的“熵”就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变成了不再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这主要是指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不再推动消费，例如，我国城乡居民大量的储蓄。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再推动投资，例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投入金融市场的部分资金处于“沉寂”状态，等等。在货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熵”的增加就是做功的货币减少、不做功的货币增加。很显然这是于经济、金融发展不利的。要减少或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应该推动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减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强人们对通过金融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信心。
第二节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转换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指在历史形成的和现在已有条件下，一个国家应该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而汇率制度的转换则是指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应该怎样从一种汇率制度转换为另一种汇率制度（汇率安排）。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转换是由中国的既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决定的。
1978年起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199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根据上一交易日银行间市场人民币汇率与美元交易的加权平均价，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套算出主要货币的中间价，公布基准汇率。同时，中央银行又规定了各外汇指定银行对其他外汇指定银行和客户买卖外汇时的汇率，可在基准汇率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分别为±0.3%和±0.25%。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汇率。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一再表示人民币不贬值，但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实际上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进程被打断。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中断是我国在危机期间为抵制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货币的贬值浪潮，而在危机之后为抵制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采取的；再加上人民币的中心汇率是参照美元制定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已经不是官方宣布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而是属于“其他传统的固定汇率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