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年11月周南应邀访葡，事情起了变化。周南访葡尽管葡外交部一再强调属礼节性，但由于周南本身是中葡有关澳门前途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所以颇为外界所重视。而葡方亦给予很高的礼遇及热烈的欢迎，还连续同葡总统、总理和外长会见。但在会见苏亚雷斯总统之后，周南即急急离开，没有回答记者的询问；翌日，周南又以疲倦为由取消了已安排好的参观活动。这些反常情况自然引起新闻界诸多揣测。中葡在澳门归还日期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中国希望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而葡萄牙对此难以接受。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给予香港的12年过渡期。葡萄牙国内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的管治权，这个时间应为2017年。一时间，在葡萄牙和澳门，不能在本世纪内归还澳门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中葡会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
******是一贯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间纠纷的政治家，也是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关键时刻，******则是个坚定不移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捍卫者。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可它决不是俯仰由人，而应按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全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办事。针对葡方的意见，******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根据******的要求，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热烈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要“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决定，使葡萄牙朝野大为震惊。于1987年1月，葡萄牙政府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经过4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共识：一定要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繁荣、维护葡萄牙在澳门及远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会议同意接受中国政府的决定，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主权交回中国。
但是，在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第四轮会谈中，发生了澳门出生的葡籍人国籍的争议。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是承认双重国籍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认为，在中国收回澳门主权之后，所有在澳门居住的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或身份证明，都是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一律平等，毫无歧视。他们当然有选择葡萄牙国籍的自由，但必须放弃中国国籍。考虑到澳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可以允许上述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的澳门中国公民，除按规定可领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外，还可在自愿基础上使用葡萄牙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但他们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得享受葡萄牙的领事保护。他们也不能将葡萄牙旅行证件传给第二代。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不损害我国主权的原则，也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在事实面前，葡萄牙政府又一次让步了，致使双方对各项协议文本内容最后取得一致意见。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附件，同时决定在正式签署协议时，就部分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互致备忘录。
对此，一位法国记者评论说：“西方分析家认为，23日在北京宣布的1999年12月澳门归还给中国的协议是******的一次胜利。******的强硬态度迫使葡萄牙接受了一些让步。”又说：“82岁的邓先生曾是1984年12月签署的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的中英协议的倡导者。那是他的第一次胜利。”香港《中报》更是评论说：“曾几何时，收回澳门的时间一度扑朔迷离。有说2005年，更有说2007年或2009年。总之，殖民主义者的希望是在其他殖民地多呆些年，以保全自己的面子。但说到体面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当然更有自己的尊严——不允许殖民地遗留到下个世纪。于是，北京终于在一片下世纪前10年内收回澳门的‘舆论’声中发出了声音：中国一定要在本世纪以内收回澳门。这一声音，若发自80年前的满清王朝之口，说不定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干涉，再演出一场‘八国联军’血洗津、京的惨剧；若这一声音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国也完全可能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甚至，这一声音出现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之口，都可能引起一场不愉快的纠纷。但是今日，在一片逆流的声浪中北京发出主权的声音，嘈杂的声浪立即消弥，葡国政府也只得顺应了潮流，首先考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非顾全自己的体面了。或许他们也明白，一味要自己的体面而不顾中国政府、中华民族的尊严，到头来连自己的体面都保不住。这一不平凡的现象，足以说明中国的强大，以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声音和他的意见。自然，在强大的同时，中国政府又表现出允许的体谅和现实的态度，将‘本世纪以内收回澳门主权治权’的具体时间，放到了本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度。中国在1997年甚至更早些时间收回澳门也完全办得到。但考虑到澳门的现状，以及考虑到澳门当局向未来的特区政府过渡，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协商后，将时间在不超过本世纪的范围内向后移，是更有利各方面的。”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高兴地对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澳门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两国间的新关系。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澳门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归功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所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和澳门的利益。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澳门问题上，我们双方没有争执，而在香港问题上，是有争执的。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提供了经验。
由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使澳门的前景明朗，也使所有居住在澳门的人都安心下来，整个澳门更加繁荣平稳。******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也已写进了中葡联合声明，使它成为国际性公认的文件。这个文件，使全世界人们对未来的澳门充满信心。澳门基础设施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招引着国际投资者们到那里一展宏图。
为了确保澳门顺利回归，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经过4年多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1993年3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3月31日获得通过。江****当天颁布主席令，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三个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批准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澳门基本法体现了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化。它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负责维持本地区内的社会治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官员、立法会的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组成；行政长官、行政会成员、立法会主席、检察院检察长和终审法院院长均须由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修改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并可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政策。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可自行处理某些涉外事务，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享有澳门现在的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自由、除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必须删除或修改，以及一些法律由于情况变化不再适用外，澳门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葡萄牙共和国和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在澳门的利益将受到照顾，等等。
我国政府对澳门的各项政策，是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研究了澳门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基本政策既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澳门的主权原则，也有利于长期保持澳门的发展和稳定，既考虑到澳门与香港状况的一致和近似的方面，也充分照顾到两者之间的某些差异。
澳门基本法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又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澳门的特点，照顾了澳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证了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澳门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用宪法性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下来，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一国两制”构想，殚精竭虑，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妥善解决了澳门回归中的一些复杂问题。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