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斯诺在中国各地采访访问，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沈阳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不到3个月，整个东北沦入敌手，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为了扩大侵略战果，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发动了对上海的战争。
斯诺，虽然是一位来自第三国度的记者，但由其强烈的正义感所决定，自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之日起，斯诺就同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从“九一八”开始，斯诺就密切注视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局势动向。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到过东北、上海和热河等战事发生地点，现场目击侵略者的罪行。斯诺以大量直接经历的事件为素材，详尽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
在1933年9月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斯诺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这场战争。
他揭露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企图吞并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此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回该瞧日本的了。”
在那一群极富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里，中国东北“这一片无边无际、充满浪漫气息的平原显得十分诱人。它过去曾激起多少亚洲征服者的欲望，现在也使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兴奋不已。他们用的全是现代‘文明’的武器，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仍然保持半封建结构、留恋军事威力的国家的领导者。”
日本侵略者是惯于寻找借口和搞突然袭击的，“与其说‘沈阳事变’是个开头，倒不如说是在这以前几次战争产生的‘意外’结果，是日本人制造许多‘事件’的最终产物”。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突然间，日本人用步枪、机关枪袭击虹江路。枪声刚起，斯诺找到沪宁铁路运输经理程宝成，告诉程他从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司令部获悉：盐泽正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斯诺要求程赶快把旅客和全部车辆撤走，但程瞻前顾后，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斯诺又急忙给上海市吴铁城市长打电话，但线路已被切断。
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夜，斯诺就给《芝加哥日报》和《纽约太阳报》发出题为《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的报道。它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第一版上，这是对当时战争的首次报道。第二天，日军飞机轰炸平民百姓，这是30年代的第一次轰炸，斯诺亲眼目睹了这一景象。当晚，斯诺从火光冲天的城市向外报道：“红色光亮划破星月全无的夜空，怪异的闪光映照着一片混乱和死亡的景象”。
战争期间，斯诺一直在上海，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目睹国民党卖国投降的腐朽面目，目睹了中国军人英勇善战的事迹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苦难经历深表同情，哀其不幸；但他更为中国人民终于觉醒而感到慰藉，因为他爱中国人民，爱他们美好的品德、坚强的性格，爱他们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他感到应该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正如他1932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它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它悲哀。我在这里看到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美好，性格是如此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
斯诺在上海期间还和宋庆龄、鲁迅等进步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斯诺最早是在蒋介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认识宋庆龄的。以后，在多次的交往中，斯诺感到：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她一直忠实着孙中山的事业，为中国的穷苦人民的翻身而斗争。“她把自己和她认为是在被压迫的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
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宋庆龄坚信只有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自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她一直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各种方式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疏通中共与各方面的关系。1933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面前，她对斯诺说：“即使日本征服整个中国，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终将胜利，或是现在已经被军阀们丢弃的孙博士的萌芽性的社会主义，或是正在华中发展着的苏维埃制度。”她还对斯诺说，毛泽东是值得“信任的”。
在宋庆龄身上，斯诺看到了中国人的坚韧和独立的性格——爱好和平、反对压迫，这对斯诺产生了很大影响。斯诺后来写道：“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地，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在真诚、频繁的交往中，宋庆龄和斯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2年，斯诺决定和海伦·福斯特（又名尼姆·韦尔斯）结婚。他最先向宋庆龄报喜。宋庆龄为他们举办了丰盛的广东式宴会，并赠给他们一把美国造的银质电咖啡渗滤壶，祝他们爱情幸福、美满。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经常介绍斯诺“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青年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斯诺则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1936年，斯诺出版了他选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在卷首，斯诺写了一段十分感人的献词：
献给s.c 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同年，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陕北苏区，此后写成了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
斯诺在探索中国社会变化的过程中，迫切想通过了解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来把握这一变动的脉络。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地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斯诺首先注意到鲁迅，因为他知道，正是鲁迅、胡适和陈独秀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确立了白话文在全国的地位——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其重要性不在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之下”。“鲁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已深负盛名，又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斯诺找到姚莘农和他合作翻译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
斯诺的编译计划以及他和姚莘农翻译鲁迅著作的行动，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1932年11月，因涉及版权及有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姚曾致函鲁迅，请求给予“翻译的特权”，并请教有关问题。鲁迅在内山书店约见姚莘农，解答了《呐喊》里某些作品中较费解处一一诸如“三百大钱九二串”和“猹”之类问题。由此，姚就认识了鲁迅，并逐渐成为知己。
通过姚莘农的联系，斯诺在1932年末首次和鲁迅见面。身材不高、肤色浅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润的鲁迅以他特有的神采给斯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与鲁迅初次见面时，我所看见的是两双非凡的中国人的眼睛。那另一双的主人便是设计打字机键盘、编撰中国式的美国俏皮话的年轻人，中国最有风趣、最活泼的编辑。我指的是林语堂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正如林语堂的眼睛像他那独特的散文一样闪亮，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却以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却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韵味的声音回答了。”
他们三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斯诺向鲁迅请教了一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