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是直接影响到能否正确解决即“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关键性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的程度，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兴衰的重要标志。周恩来纵观苏联和东欧国家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曲折和我国的实践，着重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正确而富有远见的。
第二，关于沿海与内地，周恩来首先分析了过去我们在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存在的片面性。认为，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加之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全国70％的工业在沿海，很有必要在后方内地发展工业。所以铁路要打通内地，修通西南、西北的火车，工业基地要放在西北，华北的西北部、西南、华中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比较不大重视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基地，如上海、天津、青岛以及通商口岸广州、厦门，这样就使这些地方的工业这几年增长得较少，这对国家需要来说，积累资金来说，是不利的。
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是在沿海，人才也出在沿海这些地方。沿海地方的技术人才，机器设备也较多。别的地方要费大力建设起的工厂，而这些地方稍微拼拼凑凑，就可以建立一个厂，马上就可以生产，而且质量并不低，成本也贱。原因是那里工业有基础。沿海在半殖民地时代，那是我们资金外流的地方，帝国主义作为加工基地，用于剥削农村。现在那些地方应用以作为支援全国发展工业的基地。也就是说，工业从远景上说要在内地建立更多的工业基地，这需要长期的经营，而眼前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应尽量利用它。周恩来还认为，过去一个理由，是为了国防安全，现在不仅国内形势起变化，去年国际形势趋向和缓，帝国主义冷战叫嚣愈来愈不得人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推迟了。我们要利用形势和缓的期间，加速建设。苏联是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把国家建设起来了。我们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懂得怎样利用三次大战推迟期间，加紧加速建设国家，以生产更多的东西，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更多地积累资金，从事建设，更好运用沿海工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强建设。
周恩来在关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些颇有远见的重要思想，诸如，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发展着想，一定要重视后方内地的发展；但是，不能只考虑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忽视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基地的发展，这要树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观念，特别要认识到轻工业投入少、产出多、积累资金快的特点和沿海工业的基础和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优势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注意发挥好这种优势，促进和推动内地的发展，借鉴苏联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空隙，加快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成功经验，抓住1955年国际形势趋于和缓的有利时机，加快建设步伐，等等，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关于建设和国家行政，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需要，指出：建国之初，百业俱兴，加上朝鲜战争，不能不重视国防，那时这样做是对的。当时这方面的投资数量是大的。现在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国防力量已有基础，征兵制已实行。这些条件可使我们以更多的力量注意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本身也就为国防工业打下更好的基础，也可以配合国防工业的生产。在国家行政方面，周恩来指出：国家建设是要建立不少国家机关，到现在，国家的体制、国家编制已经有一个规模。现在应该提出减少行政人员，减少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开支了。我们行政机关要不断提高质量，不断精简，否则尽管编制扣得死死，但总有办法增加人。所以我们每一年搞一次编制，紧张一番，否则膨胀比例很可怕。我们希望行政经费减少，现在是7～8％的样子，希望以后减到5％，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此比例。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行政费，可以有更大比例是用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上，使国家建设得更好。
周恩来把正确处理建设与行政国防关系的重点，放在行政、国防要服从和服务于建设，力求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大量的人力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解决的大事。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中，对属于经济建设范畴的三大关系，即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建设与行政国防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挥，阐发了许多真知灼见，反映了他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6年9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根据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又着重提出了领导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从出现和纠正1956年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倾向的经验教训中，周恩来得出结论：“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使经济建设的规模、发展速度同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是个十分困难而又必须处理得当的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经济效益是否良好，人民生活能否改善。
第二，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个问题，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这就可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互相脱节的危险；二是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要作大体适当的安排。强调重点建设时，并不是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是要求全面安排，又不是齐头并进，必须使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国民经济才能按比例均衡地发展。
第三，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所谓后备力量是指必需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增加后备力量特别是物资储备，是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顺利执行的重要保证。由于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所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周恩来根据多年的经验，在提出财政收支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时说：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收支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不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考虑财政的收入与开支，都是不对的。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