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而且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力。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14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14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任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錞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了，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了，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传谣，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Guur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校长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实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的继位统帅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尤其是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此后的第二份通电，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惟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惟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加深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