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想镇压,又不敢镇压,内部态度不统一,只伸出半只手,还要遭到痛批和痛打,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镇压。学生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之后,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的军警才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警察都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人甚至开枪的。在整个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从纯粹社会治安的立场,警察实际上也是失职的。事后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说没道理。当然,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个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积极”。甚至,事后取证,在现场的派给曹宅的警察“保安队员”,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轻伤的人,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指证学生的,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他们谁也没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放火打人。当时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么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似乎没有人统一操控。办理此案的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无奈地在报告里说:“五月十二日复传案内受伤之保安队李昌言等十四名来案,分别验明受伤属实。讯据该队兵等均称,我们所受之伤究竟被何人所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虽然有消息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有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曹汝霖回忆说,火烧赵家楼之后,徐世昌将他安置在北海团城保护起来,还给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万元。他到团城第二天,段祺瑞即来慰问,言明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竟连累了你们。”又嘱咐曹汝霖不要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恨恨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徐世昌的不满,也溢于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时虽然不做总理,转为参战督办,但他这个督办,却是可以给内阁行文下命令的督办,即使从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兴,政府的压力自然很大。于是,政府态度趋于强硬。5月5日,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解救学生,他们一起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但只有吴炳湘冷冷地见了他们,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见。这样不给大学校长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总统令,一边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边要求他严加防范,“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法办,勿稍疏弛。”但是,被捕学生的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的舆论一致声讨,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一边倒地谴责政府,声援学生,有消息说,“北洋团体”内的亲冯国璋的人士,也开始思有所为。即使安福国会内部,也有人对内阁表示不满。内阁里,也有不同声音,教育总长傅增湘屡次请辞。原本就滑头的老官僚徐世昌,见势不妙,又把头缩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将被捕学生交保释放,由点起五四这把火的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宠惠保了出去。然后择机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决,化解危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就在这个当口,徐世昌换掉了李长泰,让自己的旧部王怀庆由帮办升为步兵统领,这个涉及京师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许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强化镇压功能。事实证明,后来的王怀庆,并没有如人诟病的那样成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样软弱,对学生下不了手。看来,王怀庆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为了自己考虑的,让他这个光杆傀儡总统,在军人的众多指挥刀面前,多个保镖,稍微感到踏实一点。尽管政府软了下来,但对于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而言,应学生的要求,把曹、章、陆免了,显然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都知道,曹、章、陆做的事,背后其实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亲日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也是这个政策的得利者,没有西原借款,第二届国会选举就没戏,自然他老徐也就当不上这个总统。但是,作为晚清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臣,北洋团体的老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杰这等武夫面前,也有点老资格可摆,因此,他不肯规规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间的空隙,做点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此时也不肯乖乖地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会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逆风而上,严惩学生。最佳的方案,就是两边应付,尽量模棱。但是,首先要顾及的还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
因此,作为站在台前的政府机关,面对汹汹的学潮,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现第二次火烧赵家楼事件,否则段督办那边没法交代。于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连发表两个大总统令,措辞严厉地谴责学生,批评下属弹压不力,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许学生再上街。甚至,连5月7日外交协会一干名流张罗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取缔。对保释学生的审判,也如期进行。最让学生和舆论难以接受的是,曹、章、陆三人的辞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来自徐世昌的抚慰。其中对曹汝霖辞呈的批复,说曹“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而且强调,此番事件,系曹“因公受累”。同时给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万元,秘密安排曹到北海团城静养。
虽然说,这种安抚和慰留,并未脱出旧时官僚对下属态度的窠臼,也未必显示出徐世昌对三人格外优待。但是在那个情势下,却足以引发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人们更关心的是,在这安抚背后皖系军阀的动向,显然,他们的动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团城的曹汝霖说,眼看着上街的学生越来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势,可是林长民的煽惑,又令风潮再起。其实根本不对,真正让运动再火起来的,主要是政府的暧昧,以及这种暧昧背后皖系军阀种种强硬的表态和人们的猜测。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言纷起。说政府“徇武人之请,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更换各校校长”。段祺瑞的大将段芝贵也被扯了进来,说就是他说的,“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还有说法是,段芝贵的严厉主张,是在军警会议上提出来的。此公当年卷入名伶杨翠喜案,名声本来就不好,借他说事,不由得人们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战中,段芝贵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敌总指挥之贵,仗还没怎么打呢,就做了吴佩孚的俘虏。此时看来就有预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说是政府压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撤换蔡元培,连替换人选都定了,命令已发,送交印铸局盖印去了。甚至传说有某上将,要用往年对付陆建章的手段来对付蔡元培,也就是说杀掉他。最离谱的是说曹、章等人以300万收买刺客,刺杀蔡元培,还要派人焚烧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没影,但流长飞短,一时间却导致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旧费人猜度“杀君马者道旁儿”的信,辞职南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园,再度沸腾。北京学生全体****,不让上街游行示威,就分头宣传。这下,军警又有事干了。
出来演讲的学生,组织形式是五四时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团,10人一队,四出演讲,散发传单,查抄日货。机动灵活,十分便利。这种运动方式跟北京学生的****,很快传染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做一样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军人,开始是阻拦,看见就拦,拦不住只好听之任之。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
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虽然有传说,被捕的学生可能被枪毙,被抓进去的清华学生李先闻,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里都有点感到有点没底。但是,这点担忧,并没有减弱学生的冲劲。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军警对抓人并不积极,即使被抓了,好像也无所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主动找军警来抓他们。据时人回忆,6月1日运动中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从6月2日起分队外出演讲,如果2日外出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则4日全体出动。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报告,很有意思:
为报告事。窃本月二日有北京大学学生因卖国货,不听劝解,在职署顽赖不肯走去等情,业经电禀,奉谕送厅办理在案。谨将情形禀陈钧阅。先是于前几日间即每日有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在职区界内各处分起售卖牙粉、仁丹及零星货物,均经职署婉言劝解,每一起至动须劝导、辩论许久始去。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不可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一名蔡鬯贤,一名王汝楠,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执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五名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查该学生等蓄意顽赖,本无足计较,惟分起相继而来,实于警察公务上大有妨碍。除已电陈外,理合报告鉴核。谨票。
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后来****创始人之一的刘仁静,还有一个也是****创始人,但更为有名的张国焘,这两位都是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的五四青年。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样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匡互生回忆说,到了6月4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再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都说警察抓学生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学生是猫,警察才是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