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当时的学生断然没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学生的暴力，即使在当时，已经被全然忽视，甚至在传闻中被开脱：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为了嫁祸学生，甚至是为了焚烧卖国文件，自己点燃的。公众和舆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暴力——政府对学生的暴力。火烧赵家楼之后，30多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被捕，据彭明考证，被捕的学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学生被捕，当然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舆论不这么看。大家众口一词，学生爱国无罪，政府抓人无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声音都是营救被捕学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就出面保释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的学校校长，到教育部要求释放学生，北京农会商会，则开会议决，派代表“往谒当局，请将学生释放”。紧接着，北京专门以上的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与此同时，人们风传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为了“烧死学子”，甚至还有传说，曹汝霖为了掩盖罪证，烧毁秘密文件才将房子点燃的，巧妙地将学生的暴力转变成了卖国贼的暴力。还好，没有把学生痛打章宗祥，变成章宗祥痛打学生。
不过，没有过了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罗家伦的回忆，我已经征引过了，颇多悔不当初之意。另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说：“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一位当时的法专学生王扶洲的回忆，强调了游行的和平性，说他们根本无意去打曹、章、陆，而且到了赵家楼曹宅之后，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当年的北大学生田炯锦甚至对整个的游行都感到不满，说是“游行队伍零乱，谈笑喧哗，喊口号时，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当时就想脱离来的。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则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
当然，今天回顾当年学生的行为，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正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之后，满腔怒火的学生肯定要找个发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的准备，为这种发泄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赵家楼曹宅。既然大队人马到了曹宅，焉有不冲进去的道理？更何况，在场的警察根本不负责任，就算负责，估计多半也拦不住愤怒的学生，加上那时的警察既无电话，也没有汽车摩托，根本无法呼叫增援，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中国一向有纵容学生闹事的传统，不仅东汉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这样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学生闹事，得到社会的同情，就连每年科考时节举子的胡闹，只要不太过分，从政府到民间都给予包容。在台湾的当年好汉50年之后的回忆，大概只反映了他们后来的心境，当时是不是也这样的“非暴力”，很难说。如果当时就这样清醒，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包括罗家伦明明知晓有关郭钦光的“阴谋”，为什么当时什么都不说？这说明，作为运动的参加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样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悲情制造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的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的死就变成了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五四运动中死的第一个人，名字叫郭钦光，是北大预科学生。他的死，的确跟运动有关系，但却跟迫害或者镇压无关。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医院里。郭钦光的死，在当时被做足了文章，开始的时候，据运动组织者罗家伦讲，是学生们“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但是后来发现章宗祥不仅没有跟学生打官司，而且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哀悼郭钦光的调子稍微变了一点，北京的追悼大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是这样说的：
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
虽然说没有死于曹家人或者警察镇压那样惨烈，但依然暗示郭钦光的死，跟当局的镇压有关，惨烈不足，而悲壮有余。各地悼念郭钦光的追悼会，就没这样客气了，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言郭死于警察的殴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辩。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宣布开会理由。三读烈士事略。四奏乐。五宣读祭文。六演说。七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出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2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1顶。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献于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开展三罢，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狓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声振全场。”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