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当时的学生断然没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学生的暴力,即使在当时,已经被全然忽视,甚至在传闻中被开脱: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为了嫁祸学生,甚至是为了焚烧卖国文件,自己点燃的。公众和舆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暴力——政府对学生的暴力。火烧赵家楼之后,30多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被捕,据彭明考证,被捕的学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学生被捕,当然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舆论不这么看。大家众口一词,学生爱国无罪,政府抓人无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声音都是营救被捕学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就出面保释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的学校校长,到教育部要求释放学生,北京农会商会,则开会议决,派代表“往谒当局,请将学生释放”。紧接着,北京专门以上的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与此同时,人们风传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为了“烧死学子”,甚至还有传说,曹汝霖为了掩盖罪证,烧毁秘密文件才将房子点燃的,巧妙地将学生的暴力转变成了卖国贼的暴力。还好,没有把学生痛打章宗祥,变成章宗祥痛打学生。
不过,没有过了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罗家伦的回忆,我已经征引过了,颇多悔不当初之意。另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说:“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一位当时的法专学生王扶洲的回忆,强调了游行的和平性,说他们根本无意去打曹、章、陆,而且到了赵家楼曹宅之后,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当年的北大学生田炯锦甚至对整个的游行都感到不满,说是“游行队伍零乱,谈笑喧哗,喊口号时,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当时就想脱离来的。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则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
当然,今天回顾当年学生的行为,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正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之后,满腔怒火的学生肯定要找个发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的准备,为这种发泄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赵家楼曹宅。既然大队人马到了曹宅,焉有不冲进去的道理?更何况,在场的警察根本不负责任,就算负责,估计多半也拦不住愤怒的学生,加上那时的警察既无电话,也没有汽车摩托,根本无法呼叫增援,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中国一向有纵容学生闹事的传统,不仅东汉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这样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学生闹事,得到社会的同情,就连每年科考时节举子的胡闹,只要不太过分,从政府到民间都给予包容。在台湾的当年好汉50年之后的回忆,大概只反映了他们后来的心境,当时是不是也这样的“非暴力”,很难说。如果当时就这样清醒,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包括罗家伦明明知晓有关郭钦光的“阴谋”,为什么当时什么都不说?这说明,作为运动的参加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样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悲情制造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的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的死就变成了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五四运动中死的第一个人,名字叫郭钦光,是北大预科学生。他的死,的确跟运动有关系,但却跟迫害或者镇压无关。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医院里。郭钦光的死,在当时被做足了文章,开始的时候,据运动组织者罗家伦讲,是学生们“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但是后来发现章宗祥不仅没有跟学生打官司,而且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哀悼郭钦光的调子稍微变了一点,北京的追悼大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是这样说的:
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
虽然说没有死于曹家人或者警察镇压那样惨烈,但依然暗示郭钦光的死,跟当局的镇压有关,惨烈不足,而悲壮有余。各地悼念郭钦光的追悼会,就没这样客气了,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言郭死于警察的殴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辩。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宣布开会理由。三读烈士事略。四奏乐。五宣读祭文。六演说。七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出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2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1顶。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献于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开展三罢,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狓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声振全场。”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