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和青岛问题
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没有一个港口比它更优良，也没有一座城市比它更美。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却是中国的一块心腹的隐疾，一个碰不得的隐痛，一发作，举国为之震颤。从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就是青岛这块隐疾的一次大发作。
当中国人被海上来的西方人拖着进入海洋时代的时候，青岛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渔村所在的胶州湾，作为中国北方最优良的港口，并没有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看中的是它北面的约百里之遥的刘公岛。不过，在甲午战前的1891年，对海岸日益重视的国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总兵，移驻胶澳，建了一个兵营。可惜，这个据点的中国军队，在不久到来的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战后，当1898年德国人看上这块地方之后，处在战后惊弓之鸟境地的中国政府，一枪没放，就把这块宝地，中国北方的最佳良港，让给了德国人。从此，德国人，在中国首都柔软的腹下，有了一点、一线，一点是青岛，一线是他们自行修建的胶济铁路。
德国占据青岛，将中国的腹地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相较此前英国和法国人数次军事行动，属于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德国人是欧洲列强中的后来者，当它崛起的时候，地球上天空下的陆地空间，已经不多了。因此，当德国皇帝转向东方，注视中国的时候，选择了用直接而粗暴的手段，在中国的腹地，打下一颗钉子，以便在将来的瓜分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青岛和胶州湾，虽然在条约上说是说租借，99年的期限，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永久吞并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过渡。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出征的海军致词的时候，很是赤裸裸，他说：“愿每一个至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长已经把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便永远给予一切要求保护的人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把德国人抢占青岛，视为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当然是有道理的。青岛，或者说山东问题，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的软肋。
16年后，刺激中国人的，又换成了对中国人更不友善，而且更加看不起中国人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以为已经消化掉了甲午战争猎物的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打成一团，实在是日本国运的一个“天佑”之机。日本很快就借口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阵营，瞄准的是德国占据的胶州湾，但打的却是独占中国的主意。首选的目标，就是青岛，且聚集重兵，要从德国人手中抢下青岛。显然，对于孤悬海外，被英国人封锁在孤岛里，而兵微将寡的德国人来说，面对5万多日英联军，不足1万人的守军，又多为海军，不仅陆战经验少，连陆战武器都不足。战事的胜败，不问可知，德奥同盟跟协约国争的是欧洲，对原本就势单力薄的远东，没有多少期待。面对汹汹而来的日本人，即使心高气傲的德皇也只是期望他的守军，能多坚持几天就多坚持几天，实在不行，大可以体面地投降。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虽说普鲁士的陆军天下独步，但此时青岛的守军却多为海军，以及后勤和后备役人员，在战前，青岛守军跟德国本土的补给就已经中断，国内的支援显然指望不上，即使急来抱佛脚，德国当局紧急把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军事人员都集中到青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德国海军虽然说不上很糟，但用于陆地上打仗，显然力不从心，连武器都不凑手，得从中国人手里商借。这样一支杂凑起来不足万人的守军，在日英联军基本上是日军5万多人的围攻下，表现还算不错，居然守了两个月。最后实在守不住了，1914年11月14日，德国守军举白旗投降了。
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和德国争青岛，谁都没把中国当回事，就跟晚清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开战一样。在丛林时代，弱国不仅无外交，无地位，而且就是强国争斗中的鱼肉。中国自从甲午败给日本，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就变得很不值钱了，经过庚子义和团一闹，就愈发贬值，虽然没有变成哪个国家的殖民地，但实际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还不如。一个首都周围都驻扎外国军队的国家，一个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和盐税都要用来支付赔款的国家，其“主权”还剩下来什么，在国际事务中还能有多少分量，可想而知。用美国人马士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数的属性的地步”。这种状况，尽管经过国体的变更，在制度上大步向西方靠拢，也没有多大改善，显然，人家不看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并为此根据国际公法，特地公布24条中立条规。第一条就说：“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如有违反，则“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书生气十足。谁都知道，就当时的中国，对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违反条规，都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制止扣押人家的军事人员。因此，这是一个照国际法抄出来的官样文章，但即使官样文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愿。因为，之所以如此这般说起来，心里担心的其实是青岛和山东。就像老太太烧香一样，有用没用，祷告几句，也是个安慰。
可惜，这种祷告，列强根本不加理会，不过中国人却不能没有期待。为了让自己的祷告多少有几分效果，中国政府还向日美两国，提出由中、美、日三国联合向欧战双方提出建议，把战争限制在欧洲，从而确保东亚和平。当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时，当即遭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断然拒绝，不仅拒绝，而且明白告诉中国人，日本肯定要跟青岛的德国人有一战。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还打上门来，到中国外交部兴师问罪，说是这等提议，为何中国不跟日本商量，直接就跟美国人提出，云云。结结实实地给了祷告做梦的中国政府，一个巴掌，直截了当，一点起码的面子都没给。
由于有日本的趁火打劫，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德国和奥匈，就更加显底气不足。因此，感到对中国有所求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突然客气了许多，一面强迫住在青岛的中国人给他们修工事，一面却放出风来，说要把青岛归还给中国——反正也保不住，不如送个便宜的人情。这个风，引得日本人火冒三丈，连忙对中国施加压力，说是如此这般，中国定会有“重大危险”，云云。当然，中国人也知道，德国放这个风，无非是火烧眉毛之际的权宜之计，拿中国来为自家挡枪子。因此，也就没敢接这个茬。
接下来，日本人开始安排战事了。在日本人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直到大兵在山东龙口登陆，才由日本公使告知中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划出战区，供他们的蹂躏。袁世凯紧急召集政府会议，据顾维钧回忆，会上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都认为根据国际公法，日本此举，属于侵害中立国权益的侵略行为，但陆军总长段祺瑞告诉袁世凯，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只能抵抗日军48小时。于是，踌躇半晌，袁世凯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按照日军的进军路线，将龙口莱州湾和胶州湾一带划为战区。唯一提出的一点可怜的补充是说，由于胶济铁路是德华共有，而且铁路上没有德军，所以铁路由中国方面照管保护即可，要求日军不要越出战区边界，接管铁路。但是，日本根本连理都不理，估计连照会都没工夫看。日军自潍县而青州，而济南，出兵将胶济铁路全线占领接管，所过之处强征粮草，杀伤人命，占领警局，擅发军用票，在平度的日军还贴出布告：“一，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线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该犯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虽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我们毕竟没有见到当年日军布告的原件，只有山东地方的报告，这种动辄要屠村的宣示，也许有地方上添油加醋的成分。即便是添油加醋，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强横和中国人的某种惊恐，某种特别的担心。其实，话说回来，自甲午以来，一直特别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皇军”，即使没有把中国作为敌手，做出点过分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德国抢占青岛和胶济线，已经做得相当的强横，而日本的攘夺，更是变本加厉。只是他们的强横霸蛮，都对着中国。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使得中国人的青岛之痛，又加剧了几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是一个已经割去了台湾、控制了南满和福建的强邻，由这个强邻占据中国的腹地山东，显然，更令中国人感到害怕。更何况，当初中国政府跟德国人已经草签了胶济路的延长线，高徐和济顺路的修筑权，如果这两项路权也一并为日本“继承”，那么，在中国人看来，不劳日本出手逐鹿中原，中原就已经属于他们了。需要一提的是，五四运动的两个前台人物，曹汝霖和陆宗舆在这个过程中，都露面了，陆时为驻日公使，而曹则是负责对日交涉的外务部次长。在多年整理中日交涉史料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看来，至少，在对日交涉中，他们两个都过分地软弱。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日军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恐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因此中国各地向我送来大批请愿书和声明，这使我了解到这种忧虑是多么的普遍。这些抗议声明中，有一些是请愿者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编的小册子《青岛潮》上，是这样写的：
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船舰，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南有段派新订之高徐路约高密至徐州，可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与日人订立济顺路约济南至顺德，将来更可横贯北部，制京汉路之死命。北则按约有烟潍铁道，烟台与旅顺相接，旅顺乃日本海军重要根据地，一旦有事，可以直封渤海海口，而北京成死囚，南北之气脉断矣。故青岛之被占于日本，与被占于德国，其祸害之相较，不可以以道里计。德人虽狡焉思逞，然欧亚悬绝数万里，军事之布置接济，终不易易。日人则与我隔一衣带水，素抱大亚细亚政策，久有吞并我国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临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我堂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故曰，青岛亡，中国必亡。
应该说，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于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的极大的焦虑之情。
但是，占据山东和青岛，仅仅日本行动的第一步，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一战对于日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当时日本朝野的共识，是他们所谓的“天佑”之机。所谓机会，其实也就是体现在如何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上。关于这一点，日本很多股势力，都有很多想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政界很有势力的黑龙会，在1914年10月提出的一份解决中国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们提出跟中国建立所谓同盟关系的十项条款，后来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比较特别的是，备忘录认为还应该在中国建立一个跟日本政体类似的君主共和制政体，未来的中国君主可以考虑在清废帝溥仪、宗社党中人和革命党中选一个。
就这样，山东和青岛问题，牵扯出来令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及最后的签订，日本表现出来的那种跋扈专横、咄咄逼人，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就范，使得国人的青岛和山东之痛，更加剧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