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在于能够鸟瞰历史。
我们鸟瞰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段历史时，可以发现一个特殊有趣的现象：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下，红军的几支主力部队撤离南方各自的根据地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到了偏僻的西北，放到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西北红军在试图建立根据地上多次实践选择，四次南下寻找落脚点，结果四次失败，都没有建下根据地，经历了反复挫折后，在今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南梁，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从此，星星之火，燎原陕甘边区，燎原西北，陕甘边根据地成为西北最早最重要的根据地。
这是一块能够产生革命和养育革命的地方。
产生革命是因为它的贫穷。
那些荒寂的山峁、那些干旱的川道、那些稀落的山村、那些头缠白羊肚毛巾的汉子和身穿绿绸袄的婆姨，在岁月和封建主两扇巨大的石磨中，被磨干了血汗，只剩下瘦瘦的一副骨骼。当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一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时，革命的发生，就只是或迟或早的事。
那些在饥馑中坐以待毙的汉子、那些目睹着父母妻儿在寒风中饥号的汉子、那些眼看着地主老财打着饱嗝上山塬眺望远方落日的汉子，不得不从胸中发生疑问：我们为什么不造反？
须知，这些汉子身上流动着的是一种充满着苦难、充满着激情、充满着野性活力的血液！
在漫长的封建岁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织在这片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战争的烽火连绵不绝，渗透于汉民族血脉深处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在这里扎根。
从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婴儿，他们的第一声啼哭，就充满着野性的粗犷和辽阔。
于是，在这块土地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自成、产生了张献忠、产生了高桂英……
清廷御史王培芬奉皇命巡视陕北，回京后上奏朝廷，称这块土地为“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
这句话，对陕甘边特别是南梁一带的历史和民风作了十分形象准确的概括。
于是，伴随着上世纪2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馑，革命便又一次如火如荼地在这块荒凉贫穷的土地上展开了，他们的领袖便是刘志丹。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歌词中的“横山”，就是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当时的老百姓把桥山山脉叫“横山”，信天游歌唱的就是刘志丹在陕甘边界桥山一带的南梁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
信天游把英雄的名字传遍了陕甘边界的沟沟峁峁，传遍了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而由他们创立的南梁革命根据地，是西北建立最早的革命政权，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南方苏区相继陷落而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给在万里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军燃烧起生命的火光，希望的火光。
疲惫的红军奔向西北，奔向南梁根据地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南梁作为陕甘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根据地及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这块红色热土在西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所赞扬的那样：“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年第28号文件中写道：“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30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1988年3月11日“重走长征路”原红二四方面军红军老战士陈靖写道：“陕甘边乃—体不应分彼此。敬献北方最早的革命灯塔南梁革命根据地古址。”中共中央党史办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为南梁革命纪念馆题写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经历千辛万苦的长征，明确了最后的落脚点。”
南梁，这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神圣土地，这个同光荣和自豪紧密相连的名字，已成为永载史册的爱国主义精神殿堂。走在南梁的山川沟畔，红色的光荣与脚步同行，爱国主义情怀无时不在心灵深处升腾。
今天，成千上万的向往者，络绎不绝，纷纷前往这块血洒的黄土山梁，去亲身体验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缅怀革命烈士的英灵，洗练自身人生的价值信念，感受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