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受教于湖南名学者王问运门下。少时即与其妹以“才子”、“才女”名扬乡里；青年时代以一曲《湖南少年歌》盛誉海内外。文中有先救湖南后中国，血溅龙旗之类的豪言壮语。
远生记得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见过杨度，印象较深。
那是7月3日下午2时，参政院作为总统最高咨询机关举行参政院会议，当时旁听规则尚未拟定，鉴于以前国会滥发旁听券有很多弊端，所以这次只给每位参政发两张券，由各参政自行介绍旁听人员。远生事先不知，临时办了特别许可前往。他一进门就有某参政问他：“先生为何事而来？”他笑着说：“只许你们参政，就不许我们参观你们的参政吗？”
下午1时，远生提前来到会场，利用会前闲暇时间先要了座位图及全院照片，并与参政院要人见面。副院长汪大燮一见远生就问：“有何新闻？”远生心想，这是官员对待新闻记者的先发制人的办法，便笑着说：“新闻日少，又多障碍，这样下去，新闻记者都要失业了。”
又见到新任参政院院长的黎副总统。黎身穿大礼服，仍不失军人气度，精神健旺，笑容可掬。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对黎介绍远生：“这是报馆中人，著名记者。”远生向黎行了鞠躬礼，说：“黎副总统是否还记得鄙人，曾和李国珍议员一起到瀛台拜见过您，咱们还一块儿共进了午餐。”黎爽朗地一笑：“怎么不记得，记得，你这位大记者还问了我不少问题呢。听说国珍已到德国去了，不知近况如何？”远生赶忙回答：“信上说，一切还好……。”还要寒暄，众人前呼后拥，已经簇拥着黎元洪进了休息室。远生也跟着进去。
休息室里干净清洁，侍候周到，不像从前开国会时乱糟糟闹哄哄的景况。那时议员休息室里阵营分明，分党而居。此日已无所谓党，参政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虽然无党，但也有派，比如所谓的新派人物，大多穿着外国皮鞋或中国的鱼头鞋，有些穿西服，有些穿中服花色马褂，惟独一位留过学的参政还穿着官靴，成为一大特色，他说官靴比外国鞋舒服。但看上去此人的神情气度仍不脱洋派。至于旧派人物，大都穿着官靴，对襟马褂，显得很严整，须发森森。其中只有一位在前清当过黑龙江巡抚的参政穿着西服，十分抢眼。此外，萨镇冰的海军服，还有一位姓马的参政戴的瓜皮小帽也是不多见的。
远生注意到，参政们在休息室中相聚而谈，各自有派。与李盛铎交谈的人，他们大都是先辈中的文学及新学派；严复与萨镇冰交谈，他们都是前清海军派，福建人；熊希龄与陈汉弟围坐而语，二者同为前内阁派；其他人等也各自成派。如约法会议派、议员派、法制派，看上去如水乳状。远生则与各派的人谈话，自称新闻记者是旁观派。
铃声响，参政纷纷入场。从前的参议院开会，到会人数最多时约有一百余人，此日到会的仅有四十二人。旁听席设在楼上。远生上楼观察，见旁听的人比国会时少得多，且多数是官吏及学生，新闻记者仅有二人，直到快开完了，才看见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神田到会。
远生坐在楼上往下看，与会者寥寥可数，座位上蓝色呢料的垫子宽绰而舒服。从高处远远看见曾留学日本的杨度，身穿白色夹衫而不穿马褂，十分耀眼，面容英俊，神态潇洒，目中无人。
杨度曾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呈送袁总统。袁很赞赏，即题写“旷代逸才”横幅赐杨。随后段芝贵将这一题词广为印发。而这也是袁世凯指使杨度发起筹安会的契机。
现在的杨度，更是一心要做开国元勋，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袁总统不像杨皙子这样书生意气。虽然他对包括段、冯这样的北洋旧部，徐世昌这样的老友态度暧昧深为不满，对一些京官的反对声很是生气，但他更留意那些手握兵权有号召力但又与他没有什么交情的人，像云南的蔡锷就是其中之一。
蔡锷是前云南都督，湖南宝庆县人，字松坡，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后来到省城人梁启超创办的时务学堂，是当时学生中年龄最小也最聪慧的一个。梁启超见他勤勉好学，喜读兵书，非常赏识。戊戌政变，蔡锷赴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不及毕业，约了十几位同学，历尽艰险，到日本去追随已亡命扶桑的老师梁启超。当时租的房子很小，梁启超和其同志、挚友唐才常带着十几个人切磋学问，忧国忧民。
在日本待了一年，这些学生又跟着唐才常回国，到湖北发动自立军起义。结果失败，去的学生死了一半，蔡锷因为当时去湖南送信得以幸免，辗转又逃到日本。这次事后，他将本名艮寅改成单名锷，重新投身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毕业后回国。在广西当下级军官，因成绩显著，被广西巡抚李经羲看中，任为军事参谋兼练军学堂总办。后随李调往云南任新军协统。云南起义，被推为都督。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蔡锷曾提出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凭法理解决，被袁总统疑忌。不久，南方一平，他就被召入京。袁世凯表面上对蔡锷委以多种头衔，暗地里处处防备，派侦探跟踪。
最近，因为筹安会的事，袁世凯召见蔡锷，探探他对筹安会以及帝制的态度。不料倒出乎袁的意料，蔡锷对此大表赞成。这一来，袁总统觉得更不放心了，但又不便表露，就笑着说：“松坡，你讲的可是真话？当年国民党赣、宁动乱，你可都不向着我，反对我动武，反而去主张调停。”蔡锷微微一笑：“大总统，彼一时此一时嘛！以往的事还请大总统多加体谅。”袁世凯摆了摆手：“哪里，哪里。松坡，我是信任你的。令师卓如对我有误会，你不要学他。”
蔡锷出得门来，一身的汗，望望身后的红墙碧瓦，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老袁是一意孤行，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其实，早在年初，蔡锷就曾跟老师梁启超进行过一次深谈。当时，帝制的事尚在酝酿，外间还没有所闻。引起梁启超的警觉是因为一件请客吃饭的事。
熊内阁倒台后，梁辞去司法总长，但还是接受了袁总统的币制局总裁的任命。而他的热心碰壁于冰冷的现实。袁总统心思只在揽权，不在国家安危上，交通系又处处掣肘，弄得他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最后还是选择了挂冠而去。此后就借住在清华学校，埋头著作，不理政事。一天，他突然接到袁大公子克定的请柬，请他赴年宴，特意注明只请梁先生一个，没有别人。他本不想去，可后来还是去了，从清华园进城，费了好一阵工夫，就到了北海。午宴设在漪澜堂的碧照楼。
不料，陪客倒有一个，却是当年东京的故人杨度。梁启超一下子变得谨慎起来，深怕杨度弄什么花样在里面。主、客、陪，谈笑风生，饮酒怡情。表面上其乐融融，但实际上暗藏玄机。梁启超是一遇到政治的话题就掉头，而杨度偏偏就往政治这方面引。突然杨度说了一句话，让梁启超措手不及：“卓如，当年我错了，现在才知道你在‘中国存亡一大问题’中所提开明专制的主张，真正是千古不灭之论！是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的理由。”
梁启超很快平静下来，轻描淡写地说：“都是陈年往事，你不提我都要忘了。再说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我认为万不能行共和制，是为了求安定；时异势移，何可并论？”
杨度一下子显得很严肃：“卓如，你不能这么说，今日所缺，今日所求的，恰恰是安定。前年的‘赣宁动乱’，多由人人想当大总统而来；如果是君主立宪，像英国日本那样，政局稳定，社会也就安定了，再说，我们讲究宪政，就要重民意，前些日子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这不是有爱于清室，而是民心厌薄共和的表示。卓如，你的观察力最强，总应该看得到！”
梁启超笑而不答。吃完饭，杨度又特意代主人陪梁启超在漪澜堂前后转了一圈，二人停下来在碧照楼前闲眺，楼前的长廊，面临北海，正如门额上所题的“湖天浮玉”，是北海风景最好的地方。梁启超由东面的漪晴楼，看到西面的分凉阁，冬日萧飒，遥想这里明清两代发生的许多大事，心中顿有不尽沧桑之感。“还是共和好！”他笑着说：“如果有皇帝，这些离宫别苑，就不是我们所能到的了。”
“那也不然。”杨度回答得极快，“四海之内，哪里有你不能到的地方？”
这是暗示，只要赞成帝制，富贵就在眼前。梁启超只能装作不懂。又过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到家不久，蔡锷来访。梁将中午发生的事一说，两人都默默无语。过了好一会儿，梁启超说：“看来有人决心要搞帝制，急着要成拥立大功了。”蔡锷望了老师一眼，语气深沉：“老师一向不主张流血，照学生看，这样下去恐怕非武力不能解决了。”
梁启超猛地起身，踱了几步，激动地说：“这是四万万人的人格问题，司马昭之心已露，你和我要作准备。军事归你，笔阵归我，要为国人争此人格。”
此后，两人都开始秘密准备，伺机而动。出于国家安定，百姓少遭罪的考虑，梁启超于今年四月，有针对性地专门给袁大总统发了一封信，信上说：“馆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后来，冯国璋到北京专门面见袁总统劝驾，也是梁启超策动的。可眼见帝制的丑剧紧锣密鼓，怎么规劝也已无效。梁启超毅然拿笔作枪，花一夜工夫挥就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将要在北京见报时，遭到重重阻力，先是筹安会打电话让他不要发表，随后袁世凯又派人贿赂20万元，让梁不要硬行，但梁一律严词拒绝。
因为和老师商量好，由自己负责军事方面，所以蔡锷不像老师那样张扬，一切都谨慎从事，秘密活动。表面上还要麻痹袁世凯派来的侦探。由于自己离滇来京，已人罗网，身边又有家眷，想一走了之，谈何容易。所以蔡锷决定装出一副乐不思蜀游手好闲的样子，不是饮酒，就是狎妓，从容周旋。
没想到今天袁世凯亲自上阵劝降，这使他觉得时间紧迫，早作安排。正想着，下人报告，杨度来访。
这几天杨度总来纠缠。蔡锷感觉，因为老师梁启超那篇异哉国体的文章，杨度对他疑心更重了。今天又拉着蔡锷去吃饭，会几个朋友。到了饭馆，果然都是些筹安会的同道，杨度又开始大谈帝制，逼着蔡锷表态。蔡锷只得附和道：“共和二字，并非不好，只是于我国情不太适合。”
哪知杨度得寸进尺，进一步逼问：“这倒怪了，你是梁任公的高足，他站出来反对帝制，你倒是大义灭亲，赞成帝制。”蔡锷机警地反问：“皙子，你话说到哪里去了，你与任公以前也是同志，为什么他驳帝制，你偏要筹安？”杨度的脸一下子红了。很快，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笑着说：“听其言，观其行。松坡，我这里有份社会各界要求变更国体的请愿书，你要是真心拥护帝制，就把名签上，你我也可尽释前嫌。”蔡锷未加思索，大笔一挥签上名字，望着杨度说：“我是武夫，素性粗鲁，不像诸公一面歌功颂德，一面忧谗畏讥，反而被人家笑作女儿腔，扭扭捏捏。”
杨度不自然地笑了起来，说：“松坡，何苦骂人不吐脏字呢，你不喜欢女儿腔，为什么整天往小凤仙那里跑？弄得报上都沸沸扬扬，家里也不安宁。”他是想出蔡锷的丑，哪知蔡锷却很坦然地说：“你既说起小凤仙，我也不必讳言。我赏识她，恰恰是因为她不惯作妓女腔，她的脾气与人不合，却与我相投，所以我独爱她。不过话说回来，这请愿书上签名的诸位有谁没去过她那儿呢？”
杨度忙说，松坡，我说不过你。看来你是英雄爱美人，柔情万种。蔡锷也不想太让杨度下不了台，就乘机说，人情就是这样，比如诸公赞成帝制，我也自然从众。难道你们都去猎艳，而独不许我蔡锷结识一妓吗？
杨度说蔡锷迷恋的小凤仙，有说是浙江钱塘县人，有说是湖北黄陂人，本是良家女子，因父亲被仇人害得倾家荡产，她堕入青楼。花名凤云。当年国会召开，议员竞选时，上海名妓纷纷南蝶北飞，北上淘金。凤云就是那时到得北京，来后改名小凤仙，在当年赛金花曾张艳帜的陕西巷挂牌子。因为气质好，很快就大红大紫。
蔡锷到北京后形似软禁，为排除袁氏疑心，故意整天寻花问柳逛窑子。一次，扮成阔商到陕西巷云吉班遇见了小凤仙。不料二人一见，相互都生了好感。蔡锷没想到青楼中的风尘女子竟有这样的气度。而小凤仙也一眼就看出蔡锷面目中有英雄气，不像商人，也不像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一来二去，两人熟悉了，日久生情。
一天，小凤仙说：“以我看，先生是干大事的，只是不明白先生表面上显得欢娱，内心却甚忧郁，我虽是风尘女子，或许能为先生排忧解难。”对此蔡锷深感惊奇：“莫非她是老袁指使的！”但想想又不像。试着深谈，想不到眼前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子竟如此深明大义，便不再隐瞒，告诉她，自己是蔡锷。小凤仙得知来客是大名鼎鼎的蔡都督，非常激动，更是倾心相助。双方默契，逢场作戏，演给那些探子看。
近些日子，蔡锷天天到小凤仙这儿戏游，把公务搁在一边。他就是要让跟踪的侦探回去向袁世凯报告自己装出的种种假象，而暗中加紧与云南秘密联系武力讨袁事宜。
且说杨度逼着蔡锷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促成大功一件，兴高采烈地回到石驸马胡同筹安会事务所。不一会段芝贵也来了，几个人商量下一步的动作。杨度说：“这请愿的事算是让咱们办成了。不过，让公民请愿不难，叫各省官吏凑合几个有声望的绅士当民意代表，联名请愿即可。重要的是要把各处的报纸机关打通，大造舆论，这样大事可成。”
段芝贵接过话：“打通报馆，可要花银子。火到猪头烂。”
杨度哼了一声：“花了20万元，也没买到梁启超的文章，异哉国体论还不是全北京都知道了；再说，钱从何来？”
段芝贵哈哈一笑：除了梁财神，还有谁出得起大价钱？
杨度对梁士诒不感冒，但也明白，出钱的事，他没办法，就得找这位梁财神。
按道理说，梁士诒不应趟筹安会这个浑水。一来出于对大力鼓噪的二杨有偏见，二来多少还有点头脑和良知，不愿做害人害己开倒车的事。所以筹安会搞得红火的时候，他采取的策略是明哲保身，借口打摆子，在西山养病。可是袁世凯却不许他逍遥观望，要他表态。先是查铁路滥费，随后又让肃政史搞了一个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为首的“五路”参案，敲山震虎，搞梁系的五员大将，逼梁氏就范。并亲自找梁士诒谈了一次话，可以说也是在摸梁对帝制的态度。最后还说了一句：“本来参案中有你，我打招呼让去掉了。”
此刻，梁士诒再也不能装糊涂了。想来想去，只有上筹安会这条船。上船后，更是分外卖力。听说要掌握舆论，立即布置下去。很快，他就向筹安会的同道报捷：“在京的数家报馆大半已经打通，只是上海那边的报纸比较难办，不过已派人去沪，买嘱各报，并准备在上海设立亚细亚分馆，选著名记者做主笔，专力提倡帝制。反正都拿现银子买版面、买记者，还怕办不成！”
段芝贵说：“那就要靠你这个梁财神拿银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