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庸回国后，因其原是进士出身，况又有留东洋的资历，正值新政任用人才之际，很快被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又先后任参议厅行走、编译局撰修官等职。依照远庸本意，他是决意不愿混迹官场。然而满清朝廷人事更迭，又似乎大倡新政，推行法制，据说准备在二十二行省各设一高等审判厅，高等检查厅，并设数量不等的地方审判厅、检查厅。此外，大清民律、新刑律也在起草，这多少呈现一种新气象，给人一点振奋。使得远庸心中也燃起希望，以自己所学，为国出力，有所施展。所谓谋生之念与爱国之念交迫于中。
远庸的干练有为，很快赢得邮传部上下交口称赞。不久，逢邮传部编纂邮电航路四政条例，已成稿，准备送皇上审阅，突然发现缺了例言，因时间仓促，部里官员都不愿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无奈，想到了这位留日才子黄远庸。远庸接后，挥笔而就，立成数千言，且叙述详瞻，文词渊雅，才思敏捷，文笔工健，引得向以文名自负的徐世昌尚书也赞赏不已。远庸因此也被看好仕途。
前程似锦。远庸却不以为然，相反他越来越失望。载沣的偏狭刻忌，出尔反尔，任人唯亲，满大臣的贪污受贿，官场腐败，愈演愈烈，立宪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快成了泡影。宣统初年的振作气象早已化为乌有。而国事弥艰，人心涣散，民生凋敝，内外交困，倒是活生生的现实。
远庸开始悔恨自己以极可爱之青年光阴潦倒于京曹。若不是为了□口，他会再一次弃之而去。
远庸归国时在宣统己酉年秋，西山红叶层林尽染。光阴似箭，眨眼已是辛亥年春。他和几位朋友凑资在琉璃厂海王村南办了一个法政讲演所。这里比较热闹，车来人往，来听讲的人也很多。远庸将他在日本所学法律知识倾囊而授，致力于他早在日本时就想从事的开启民智的工作。作为一名讲员的充实，胜过他在衙门里混日子。闲暇无事，他就去同乡前辈李盛铎处畅谈。
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刚卸任清朝驻比利时公使回国，和远庸都住在海岱门内，相去不远，又是老乡，交往也就日密。
算来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的榜眼，任过翰林院编修，后任江南道御史、顺天府丞，位高资深，远庸见他该行门生礼才是。可这位李大人对远庸不拘常礼，青眼相加，待若上宾。这和他宦游东西，受西方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早在戊戌维新之后，李盛铎就曾出使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以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原来五大臣里没有他，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李盛铎得以成行。最初为考察泰西各国政治，择善而从，朝廷选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后又加了商部右丞绍英一同出洋。不料节外生枝，五大臣将行时，在正阳门火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
吴樾是安徽人，立志排满革命，与另一同志扮作主仆，身带炸弹，本来他炸的目标是兵部侍郎铁良，听说五太臣要出洋考察宪政，临时改了主意，瞄上载泽几位。吴樾投弹后，不想自己也被炸成重伤，血流过多而死。五大臣吃惊非小，载泽、绍英都挂了彩。这样一来，本来就不想出洋的徐世昌还有受了轻伤的绍英托故罢行。载泽虽说受惊吓不小，但只因为他是首席出洋大臣，这差事想推也推不了，不过徐、绍二位的缺，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而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事因炸弹事件几乎举国皆知，五大臣的名头也因此叫响。第二年，五大臣中除李盛铎出使比国驻留外，皆次第回国，呈请实行君主立宪，以保大清江山万年。而李盛铎直到宣统元年才卸任回国。
李盛铎听到下人来报说黄远庸来访，忙请在客厅相见。两人寒暄后，话题一转，谈起了时政。李盛铎忧心忡忡，喝一口茶，对远庸说：“近来形势日趋恶化，看来这大清江山真是风雨飘摇了。而朝廷里还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不知死之将至。唉！”远庸明白他指的是载津专权，以人划线，排除异己，重用满人，挤兑汉官。远庸试探着问：“听说上谕马上就要下了，要正式宣布裁撤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成立责任内阁，只是这内阁成员可能都是满大员了。”李盛铎听了，欲言又止，踌躇再三，还是说了出来：“谕旨马上就要发布，13名阁员中汉人只有4位，满人占去了9名，且多为皇族，这是载沣玩的连换汤不换药都不如的把戏。”说到这，李盛铎停顿了一下，好像要平息心中的怒气，但还是禁不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只可惜多少仁人志士匍匐都门，积诚罄衷，最后换来的却是这么个皇族内阁，国家还有什么复兴的希望，恐怕天下将从此多事了。”
远庸想，以李盛铎的地位，这皇族内阁内定人选的消息是不会错了，心中也不禁愤然，忍不住接话：“天下岂是从此多事，早在去年起，长沙抢米，莱阳抗税，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虽说最后都被平息下去，只不过是未死之灰，风吹即燃。最近又起路权收归国有的风波，若朝廷处置失当，人心丧尽，激生民变，恐怕离寿终正寝也不远了。”
李盛铎默然。宦海沉浮多年，加上他对朝廷上层的事也比一般人清楚，所以对远庸说出这样的话一点也不觉得过分。大厦将倾之时，他作为楼里的人自然觉得有点悲哀。所以近来他不问政事，只潜心搜寻古籍，一门心思都放在了收藏书上。
李盛铎生在藏书世家，其藏书之室称木犀轩，始建于其曾祖李恕之手。至盛铎时，已拥有近十间宽敞大室的藏书。他还根据图书的性质特点分门别类，分别储藏。如建初堂藏先代馈赠之书，甘露竹移簃藏御纂钦定图籍，古欣阁藏先贤馈赠之书，俪青阁藏师友翰墨之书，还有“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廷昌书库”等。只不过李盛铎西化颇深，属新派人物，他爱藏书，却对如聊城杨以增的海渊阁等作法不以为然。
海渊阁号称举明季清初诸家所有古刻名钞，又益以乾嘉以来黄、顾诸人精校秘写，萃于一门，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不过杨氏藏书不肯轻易示人，这也是许多藏家的通病。曾有人以“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尽载而南”规劝，不料杨氏扃深闭严，殆同永巷，外人不得入其门。
早在任江南道御使时，李盛铎就曾上书要求建图书馆，游历日本、比利时后，他更是倾向于此，认为西方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做法很值得学习。他曾经对远庸谈到江南百百宋楼的结局。那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位名叫岛田翰的日本人数登江南陆心源的百百宋楼，最后以十万元之代价归于日本富豪岩琦弥之助的嘉靖堂，此事轰动中日。当岩琦收购之时，国内也有人出资，如张元济等，不愿这些珍贵书籍流落他乡，怎奈财力不够，只好饮恨了。那时候远庸正在日本，也听说了这个消息。日本人为此而自豪，认为是雪了二十多年前日本汉籍尽被中国驻日官员搜罗一空的耻辱。而曾以天下四大藏家闻名的百百宋楼竟落到被外人买空的境地，正应了那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老话了。
远庸已听说最近李盛铎正在着手收购海渊阁和湘潭袁氏卧雪楼的藏书，话题就转移到了藏书上。
远庸说：“我在南浔时，那里的庞家、刘家等富豪都以财力称雄，号称四狮八象十二狗。家财过百万者称狮，五十万者称象，三十万者为狗。所以刘、庞都拥有藏书楼，江浙巨富，藏书成风，如铁琴铜剑楼、嘉业堂、汲古阁，看来财力是藏书中第一重要因素，否则像张元济一样，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李盛铎沉吟片刻，说道：财力固然重要，而书之或分或合一得一失却并非仅由财力所能决定。寻常人体会不到藏家的苦心，有时为得一本书，简直到了痴迷的境地。如前明嘉靖年中，有一位姓朱的藏家，平生尤爱宋时镂版，访得某处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笺。朱某人爱不释手，无奈书家要价太高，不得已，竟以家中一个美婢交换，书才到手。婢临走题诗于墙壁：“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人前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某一见此诗，心中不是滋味。面对藏书，不胜惘然。
说来这朱某也是有得有失。倘若自家藏书，得而复失，那份凄凉心碎就难与外人道了。恰应了明季钱牧斋的话：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与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之惨景相似。
李盛铎谈兴不减，远庸也觉得新鲜。听他继续说：“我朝乾隆年中，有一位高官喜藏书，买到一本宋版书，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首页早已轶散，视为一大憾事。某次外出，路过一个偏僻村镇，在小饭馆吃饭。这饭铺兼卖面粉，只见有人进来买面，店家用一张书页包面。仿佛鬼使神差，此公走上前去一看，正是他藏书缺的那一页，赶紧向店家询问那本书。店主莫名其妙，不经意地把书递给他。这位高官看时，除了刚才包面撕掉的一页外，完好无损。他欣喜若狂，当即出价买下。所以藏家与书之间，聚散离合，宛如天定，如果不是嗜书如命，且逢机缘，光有钱也是白搭。
近来有人钱弄的多了，附庸风雅，把藏书当作买得青山明月，居为奇货，或装点门面，用来炫耀，或吝啬如土财主，像是存金银珠玉一般不欲示人，以致传为笑柄，那就可悲了。
远庸明白他指的是端方。端方，号午桥，与李盛铎同是出洋五大臣之一，经吴樾一炸而名噪天下。他平生最爱藏书，并收有一个巨玺，为朱文古玺中最大者。于是另一位好家盛宣怀找上门来。盛杏荪靠洋务起家，亦官亦商，有钱有势，置有藏书多卷。盛杏荪对端午桥说，由他俩各出所藏在上海建一图书馆，以利公益，并刻了一章“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表明了建馆的宗旨。不料端方答应后却久不践约，恋书难舍，一直到最后竟没有了下文。盛只得自建愚斋图书馆，于宣统元年落成。盛因此享有清誉，而端的小气也就出了名。这次有关粤汉、川汉铁路到底应该商办还是国办的路权风潮，端作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盛为新任邮传部大臣，两人二度联手，但这一次却落不了好，而是犯了众怒。
李盛铎见远庸有些出神，便停下话来问。远庸将刚才所想的说了，李盛铎望着他，突然打断：“时局动荡，你这邮传部的差也不好当啊！”“我对当官本无兴趣，纯为生计。将来有机会，我倒是愿去报馆里做事，那样也自由些。”李盛铎眼睛一亮：“对啊！我正想说这事。你登在报上的文章有些我也看过了，文笔越来越老练。想当年我去日本、特别是驻比国时就常想，彼为小邦，为何能与英吉利、法兰西分庭抗礼？原因固然很多，不过这两国伸民权，开议会却是最重要的。你是学法律的，民权必须有法保障，对犯民权者究之。除此而外，洋人最重舆论，报人更是被称为无冕皇帝，连首相也怕他。大清则不然。同治中兴，言路上受重视，一时间声势很大，成全了张佩纶、张之洞一帮清流派。可是老佛爷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也没听有谁进言力谏，即便有异议，最后以昆明湖操练水师为由遮掩过了，把一般官员都蒙在鼓里，何况老百姓。所以广开言路只是装装样子，与西人舆论监督无法相比。光绪戊己年，老佛爷要兴废立，首先是上海中外报纸鼓噪反对，其后便有上海巨商千余人联名通电阻挠。迫得老佛爷不得不收回成命。与此同时，言路上声音弱不可闻。从这，可以看到舆论的力量有多大。”
远庸接过话来：我向来敬仰日人福泽谕吉，不光因为他思想睿智，他创办了《时事新报》，开东瀛办报之先河，日本有今日之富强，其功不可没。所以到了日本以后，我就留心日本的报业，并为多家报纸撰稿。回国后一有空闲，便向报馆投稿，久而久之，觉得其中有些干头。只是事务缠身，又靠官饭口，不能全心投入。
李盛铎安慰他：此事暂且急不得，等待机会。不管怎么说，西方凡通今博古，头脑敏锐者多投身报馆，从事新闻撰稿。这些条件你都具备，且文才出众，将来定会大展宏图。
今天与李盛铎的一席话成就了远庸思考很久的想法。从李府出来，他决心已下，报纸这一行是干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