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隔一天，到9月1日，光绪帝又不失时机地抓住礼部堂官许应骙等阻挠王照上书言事的事件，强化了对顽固派的攻势。
原在8月2日，光绪帝即应康有为等人的要求颁谕宣布，各“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不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光绪帝正倾力与反对派势力周旋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暇以更多的精力兼顾此事）。到这时，由于反对派阻挠新政的矛盾突出了，并随着光绪帝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才引起了他对此问题的重视。而且到这时，光绪帝又力图以此作为直接打击顽固势力嚣张气焰的重要突破口。
王照（1859-1933），直隶宁河（今属河北）人。字小航，出身进士，后任礼部主事，在清廷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王照“性勇直”，甲午中日战后，既倾向变法图强，又对光绪帝怀有同情感。至此，在光绪帝发出鼓励上书言事的谕旨后，他出于响应“求言”具折请光绪帝到日本等国游历并抨击了守旧官僚之“谬”，开了“人所不敢开之口”。
王照是礼部的官员，遵照8月2日光绪帝的指令，他便请求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予以代递。王照的这一建议，无论其用意如何及要求光绪帝出国考察的时机是否适宜，但对增进光绪帝的见识，推动国内的维新改革，显然都是有益的。但由于他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封建顽固势力，因此，顽固透顶的怀塔布、许应骙见之便如临大敌，他们当即粗暴地将其奏折掷回不予代呈。随后，王照复请礼部侍郎望岫、溥颈代递。其实，塑岫、溥颈与怀塔布、许应骙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顽固官僚，照样给予顶回。于是王照在气愤之下，亲自带折到礼部大堂，在面责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挠上书言事的违旨行为之后，又愤怒地表示，如礼部堂官仍拒不为代递，就亲自到都察院请求代呈。由于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怀塔布、许应骙惟恐不好收拾，才“不得已乃允其代奏”。可是，他们在向光绪帝代呈王照的奏折时，却又夹进私“货”，将其串通拟就的奏疏一并呈上。怀塔布、许应骙在他们的奏疏里，一方面，以“日本素多刺客”，恐“置皇帝于险地”为借口，说“不敢代递”，为自己抗拒谕旨的行径进行辩解；另方面，这两个顽臣又以反咬一，口的卑鄙伎俩，控告王照“乃敢登堂咆哮”，要求光绪帝必须对其给予“惩治”。
光绪帝在见到王照和怀塔布等人的奏折后，是非鲜明，态度坚定，遂于9月1日颁谕明确宣示：
“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若如该尚书（怀塔布——引者）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狂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阵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
光绪帝通过颁发此谕，重申了鼓励各级司员均可上书言事的方针。从而澄清了是非，为王照上书伸张了正义，也抓住了怀塔布等顽固官僚的黑手。
当光绪帝既然已把顽臣怀塔布等抗旨的罪证拿到，他便抓紧不放了。原来，已吃透“部议”苦头的光绪帝，这时又提出“议处”，只不过是要试探一下其他顽臣的反应而已。果然，清廷中的顽固派官僚确实没有对此坐视。就在光绪帝授命拟旨，要对礼部顽臣进行最后惩处的时刻，顽固派老官僚徐桐等，便迫不急待地出来以“应议”奏称：“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显然，老奸巨猾的徐桐等人，又想借助清廷旧律以歪曲事实的手法，尽力为其同伙减轻罪责。然而·，光绪帝并没有听他们的这一套，仍按自己的既定方针，以前所未有的胆略和勇气，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断然颁出朱笔谕，郑重宣布：
“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诏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壁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溥题、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至该部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这就样，光绪帝在顽固派权臣徐桐等还没反过手来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来了个一窝端；同时又对敢于抗暴言事的主事王照加官晋爵。干得何等干净、利落！
事实上，光绪帝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既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亦非偶然。原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左右侍郎均属太后一党，阻挠变法甚力。怀塔布为官有年，是与荣禄并称的西太后“两宠臣”之一。他仰承西太后旨意，竭力维护“旧制”，思想极为守旧。许应骙更是个“庸妄狂悖”之辈，他虽出自翰林却“素以不学名，语言甚鄙”，为人粗俗。至于其政治态度尤为顽固，他在平时就“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极端仇视新事物。早在康有为于北京开保国会号召保国、保种、保教时，他就伙同御史文悌，出来弹劾与攻击康有为及保国会。可见，许应骙也是个反对变法维新的老手。自从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推行变法新政以来，在绞杀设制度局之议和抵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等重大改革事件上，许应骙、怀塔布都伙同其他顽固官僚耍阴谋、放暗箭，竭尽其捣乱破坏之能事，为变法新政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为此，他们曾受到杨深秀与宋伯鲁等官员的抨击，也得到光绪帝的训斥。但是，其与变法维新相对立的立场不仅毫无改变，反而更变本加厉了。实际上，在怀塔布、许应骙等把持下的礼部，已成为清廷的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也成了顽固官僚策划破坏变法新政的黑据点。所以，光绪帝对怀塔布、许应骙等“恶之久矣”！显然，至此将这伙顽固官僚全部革职，是冲破阻力解除变法危机之急需，其严正性是显而可见的。当然光绪帝采取这一断然举措，犹如虎口拔牙。既突出的显示了他日益增强的革新勇气，也暴露出其在斗争策略上的弱点。总之，如果说，光绪帝裁撤一些闲散机构和冗员，还只是打击顽固势力的“外围战”！那么，他这次把礼部六堂官一网打尽，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触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要害部位。
在变法维新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清除了一些顽固官盘踞的领地，又果断打出这一记重拳，沉重打击了反对派势力的嚣张气焰，使维新者长舒了一口气。
罢免礼部六堂官，可谓是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发生的、对新旧势力都有巨大震动的一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