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决定必须与将决定刻画在心里的情绪相连结，才能留在记忆中，未来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知识行事。
理性是有极限的
1848年，发生在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工地上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
盖奇是铁路建筑工程队的一名领班，他的工作是炸掉铁路铺设沿途中阻塞通道的岩石。1848年9月13日下午，正当盖奇用一根铁棒把甘油炸药填塞到岩石孔中的时候，一颗火星意外地点燃了炸药。
提前引爆的甘油炸药并没有将岩石爆开，但是重6公斤、长110厘米、直径3厘米的铁棒却像个火箭筒似的从盖奇的左颧骨下方穿入头部，然后从头顶飞出，落在身后30米远的地方。盖奇轰然倒地，血流满面，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人们都以为盖奇完了。没想到，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盖奇一骨碌爬了起来，居然神志清醒，说话自如。住院治疗10周之后，体力逐渐恢复的盖奇回到了铁路工地，他又可以工作了。
但不久以后，人们发现盖奇的性格和脾气全变了。受伤之前，盖奇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效率的领班，思维机敏、灵活，待人和善、彬彬有礼。但伤愈后的盖奇却变得粗俗无礼，对事情缺乏耐心，既顽固、任性，又反复无常、优柔寡断。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他不再是盖奇了。”
几年以后，盖奇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860年2月癫痫发作，同年5月21日，盖奇去世。
盖奇在遭受严重的脑损伤后竟奇迹般地存活了13年之久，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脑损伤患者之一。盖奇死后，他的头骨被陈列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沃伦解剖学博物馆，旁边还放着那根闯祸的铁棒。
盖奇事件说明，脑损伤虽然对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但却可能使人的脾气、秉性、待人接物的方式、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等发生巨大的变化。
爱荷华大学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和哈佛大学的艾伯特·迦拉布达（AlbertGalaburda）以3D立体影像重现盖奇大脑的损伤。他们推测，受损的区域是两个半脑的前额叶皮层（更精确地说是腹内侧部位），并推断后外侧部位勉强无伤。
通过对其他堪称“现代盖奇”的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的研究以及大量的动物实验，专家找到许多新发现。这些人的智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没有变化，记忆力测试结果正常，视力正常，手部动作也正常。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缺乏决策能力——判断能力、计划能力和内省能力明显衰退，情感活动也大幅减少——极度冷漠，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毫无兴趣，不在乎自己的衣着、举止，做事马马虎虎，生活近乎一片空白。
达马西奥才华横溢，他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因肿瘤切除手术导致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的前后变化。
在手术前，艾略特待人温和，个性沉稳，极富魅力，又懂得很好地掌控情绪。他有涵养、懂礼貌，即使偶尔露出带点讽刺意味的微笑，也只是流露出他过人的知性，犹如对愚蠢世人的一抹同情；他从容、淡定，即使谈到自己不成功的经历，也不会情绪失控……艾略特在贸易公司上班，他一向是好丈夫、好爸爸，兄弟姐妹和同事朋友都视他为学习榜样。
但手术后，艾略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安排工作或生活计划时，他不能面面俱到，常常丢三落四；当必须停下某项工作、先做其他工作时，他转身就忘，然后自顾自地继续刚开始的工作……此时的艾略特已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他把所有积蓄投入到不可能成功的生意中，弄得血本无归。
家人和朋友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艾略特会投资那样的生意。他们同样搞不明白，为什么一向聪明、行事谨慎的艾略特，会作出如此之多的愚蠢行为。因为受不了艾略特的巨大转变，朋友疏远了他，妻子离开了他。现在的艾略特没有稳定收入，整天四处闲晃。
通过观察这起病例和其他诸多例子，达马西奥发现，受到损伤的大脑部位是理性（在情感的辅助下）完整发挥其决策能力不可或缺的神经细胞所在的部位。
达马西奥说：“我本来就认为，情感和情绪的缺陷不只是碰巧和社会行为缺陷一起出现。观察艾略特思考时表现出的冷静态度之后，我觉得，他无法赋予每一个选择以个别的意义，该决定的事情全都难分高下。”
假如达马西奥的这一看法正确无误，那么盖奇和艾略特会如何回答上一章的伦理道德问题呢？把胖子推下天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激发了人在情感上的剧烈反应，但如果是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应该不会拒绝这么做。在他们眼中，为了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而把一个人推下天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错。牺牲胖子这种极端做法与改变车道这种一般做法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
情感是不可或缺的助力
如何判断达马西奥的看法是否正确？在判断之前，我们必须通过实验，分辨出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和大脑健全的一般人有什么不同，这样才能厘清情感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达马西奥和同事安托万·贝沙拉（AntoineBechara）在爱荷华大学进行实验，因此该实验被称为“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GamblingTask）。实验规则如下：
在受试者面前有A、B、C、D四叠扑克牌和2000美元，每张牌上都写着“赢多少钱”或“输多少钱”。受试者要从四叠牌中不断翻牌，尽最大可能赚钱。
但是，四叠牌并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经过研究者精心设计的。其中有两叠牌（比如A和B）的风险较大，赢得多（每张最多赢100美元），输得也多（每张最多输1250美元）；另外两叠牌（比如C和D）相对比较保守，尽管赢得少（每张最多赢50美元），但几乎不会输，如果只从这两叠牌中翻牌，保证只赚不赔。整体而言，A和B是“坏牌”，C和D是“好牌”。
如果不曾有铁棒刺穿你的头部，导致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损，你应该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尝试翻看各叠牌（因为没有理由偏向任何一叠牌），从中寻找赢钱最多的那叠牌。通常翻看40～50张牌之后，你就会发现哪两叠是“好牌”，然后会尽量选择翻看那两叠牌。即使喜欢冒险，你也顶多偶尔从那两叠“坏牌”中翻翻看，但愈靠近尾声，选择翻“坏牌”的次数愈少。不过，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倾向，他们一直一会儿翻看这叠牌，一会儿翻看那叠牌，没有特别偏向哪一叠。
这项实验设计得很好，非常“符合现实”。受试者在游戏过程中无法清楚掌握自己赚赔多少。这就像真实生活一样，受试者的知识包括外界的客观信息，也包括面对赚赔和风险时体内散发的主观信息。随着游戏进行，受试者会逐渐注意到某一叠牌比其他叠更有利。这是当事者尚未有明确倾向的阶段，他们尚未刻意预测某一叠牌的结果。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利用皮肤导电性侦测装置就可轻易测量受试者的情绪反应。在受试者的皮肤表面设定一对电极，将电极的另一端连到波动监视器上。当与情绪有关的神经细胞发生变化时，自律神经系统就会促进排汗，电流通过人体时电阻降低，以此测知身体的变化。也就是说，皮肤导电水平愈高，意味着受试者愈紧张焦虑。
研究发现，大脑健全的一般人会出现明显的情绪反应——仅仅从“坏牌”中翻看10张牌之后，他们再次将手伸向那叠“坏牌”时，都会紧张不安。至于大脑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到损伤的人，也像大脑健全的人一样想要获利，并且了解游戏的逻辑，可是他们从“坏牌”中翻看10张牌之后，再次从“坏牌”中翻牌时依然很镇定。
也就是说，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到损伤的人不能将“坏牌”与自己的消极情绪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紧张的迹象。所以，相较于大脑健全的人，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的变化曲线很平缓，代表着他们的情绪反应非常微弱。
艾略特也参加了这项实验。达马西奥在实验报告中写道：“艾略特经常说自己是不适合冒险、行事谨慎的人，但他在实验中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尽管在实验结束后，艾略特知道哪叠牌比较危险，哪叠牌比较不危险，但是几个月之后，改变每叠牌的条件重新测验，艾略特又像上次一样，不停地在四叠牌中选来选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眼前的事物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时，只要靠着冷静判断、逻辑运算，应该就能慢慢朝向最好的选择。但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做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