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和情感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合理的人并不是不带情感的人，而是懂得操控情感的人。
情感如同不易驾驭的黑马
柏拉图认为，人的头脑是轻快的双头马车——白马优雅温驯，黑马则不情愿地拖着脚步。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中提到：
“白马体态俊美，挺着身子，拉直颈部，嗅觉敏锐，毛发白净，双眼黑亮，守礼而谨慎，志气高昂，不须鞭策，只要一声令下它便开始拉车。黑马却相反，体态肥胖，其貌不扬，脖子粗短，鼻子扁，毛发杂黑，灰暗的双眼带着血丝，态度傲慢粗暴，耳边杂毛多，叛逆，得用鞭子和棍棒才能勉强让它听命。”
柏拉图认为，驾驶马车的工作“困难且令人不快”。
根据柏拉图对这一比喻的解释，白马代表着演化到最高境界的人的认知能力，黑马则代表着与身体直接相连的人的原始情感。在柏拉图之后的某位哲学家认为，白马顶多是一匹小马，无法与精力旺盛又威猛的黑马相对抗。
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Pascal）也支持这个论点，他认为，“人的内心有理性不了解的道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也说：“理性只不过是情感的奴隶。”
不过，达马西奥通过观察盖奇和艾略特的病例证实，合理性是由躯体标记形成的。理性要作出谨慎的选择，必须仰赖内心的某种情感。也就是说，白马必须依靠黑马才能完成工作。可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情感有时会扭曲决策的过程，所以我们提议，应该给白马一点掌控权。
在理性和情感永无止境的拔河中，影响合理性的细腻的神经生物学的作用多半还是一个谜。柏拉图的比喻并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还得看看最新的发现。虽然当中还有许多未知，但至少专家学者已经看清楚其中的一部分。依循既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能在经济行为分析领域看到新的曙光。
神经经济学应运而生。神经经济学不单单是头脑经济学（以数学和经济学的模型厘清神经元的功能），它还从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出发，试图建构经济决策的理论。
想知道特定情感如何影响身体的生理参数，首先要认识自律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包括有扁桃体的边缘系统里的控制中枢、从脑干和脊髓中枢延伸到身体内脏和血管的两种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心脏、肺、肠、生殖器官和皮肤，都能回应自律神经系统。从演化观点看来，人脑的这些部位与比较低等的生物控制经济效益的部位一样。
其次，我们必须区分无意识过程和管理过程，区分情绪和认知（也就是情感和理性）。
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神经细胞用于支持无意识过程。无意识过程又称为“不深入思考的怠慢方式”，大脑在此时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另外，无意识过程能高度分工却不易变通，很难靠意志管控。无意识过程几乎不需付出努力，合乎经济效益。相反的，管理过程靠意志启动，属于连续工作，虽然耗时，却能变通。大脑能通过自我分析对整个过程进行管理。管理过程按照逻辑分析一步一步推进，必须付出努力。
我们日常的活动就是这两种过程交替进行的结果。只要锁定脑内活动的部位，就能区分这两种过程（但精准度有限）。构成大脑的神经元网络在决策时需要进行细腻的认知过程，所以要具体表示这段过程并不容易。不过，大脑显像技术为我们清楚呈现了各个过程牵涉到哪个神经元区域。但不需多说大家也能想象，这是多么费功夫的研究工作。
谈论人脑的功能，等于是推论显微镜下数百亿个神经元的复杂回路。神经元之间通过数百亿个突触（synapse）相互连结，构成回路，总长度达数十万千米。人脑的活动以神经元网络的交互作用为基础，但专家尚未完全掌握其整体构造。我们在谈论“脑的地图”和“脑的地理”时，必须时时记住：即使画出了地图，天真地指定某个部位负责某种功能，也很难把大脑的某个认知或行为归纳到某一个特定的神经元集团。
不过研究者已经在某些方面存在共识，比如无意识过程主要牵涉到下部皮层和后部皮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情绪与边缘系统的结构有关。（柏拉图的黑马？）边缘系统作为处理中枢，掌管着有关恐惧的记忆与情绪反应（杏仁核）、报酬（纹状体），以及其他涉及行为与记忆历程的情绪与动机层面的神经组织（脑岛、海马体、中隔、视床、前扣带皮层等）。
至于解决问题、拟定策略、事后追踪的“管理过程”，会活化前额叶皮层前部和后外侧部，以及顶叶（ParietalLobe）后部皮层。前额叶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交响乐团的总指挥”，接收并汇总来自大脑所有部位的信息。在精细的新皮质中，前额叶算是特别优秀的部位，（柏拉图的白马？）是脑系统发育中最后出现、个体发育中成熟最迟的神经组织，也是演化过程中体积增加最多的系统（请参照图11）。
假如我们的大脑只有前额叶皮层，脑中只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那么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就能完美描述我们的行为。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也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像《星舰迷航记》中的史巴克博士一样，表现得非常理性、极度冷血。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电影情节，我们不但不是火星人，还是“有人性的，甚至太有人性”的生物。我们的大脑除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还有本书介绍的“捷思”和思考快捷方式组成的“无意识认知”。
所以，除了愤怒、恐惧、忌妒、羡慕的情感之外，大脑还会产生自己难以控制的悲伤、喜悦、饥饿、口渴、性欲，以及对冒险、吸毒的强烈欲望。
日常生活中的决策是无意识过程和管理过程（也就是情绪和认知）来回拉锯的结果，有时候决策会违反史巴克博士的经济学，甚至没机会拉锯，因为情感迅速通过神经的“捷思”方式，根本不需通过新皮质。
约瑟夫·勒杜（JosephLeDoux）长期研究兔子的杏仁核和新皮质的关系，他在著作《脑中有情——奥妙的理性与感性》中谈到，根据观察结果，兔子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在新皮质来不及有意识地处理感觉所捕捉到的信息之前，就已经出现情绪性的反应。
比如，兔子尚未了解“察觉到危险之后应该感到恐惧”，身体就已经出现恐惧反应。面对应该处理的特殊刺激时迅速作出反应，是神经元回路内的机制。
视床是分解、读取刚接收到的信息并管理情绪的部位，勒杜发现兔子的视床和杏仁核直接相连。杏仁核会将视床接收到的信息贴上相应的情绪标签，所以不一定要让信息通过新皮质，毕竟新皮质的任务是接收比较复杂的信息，进行冷静的判断。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行为取决于情绪和认知机制的交互作用，即人的行为是对应的大脑部位突触拉锯的结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方面，情感会主导决策过程，盖奇和艾略特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要作出适当的决策，不仅认知上必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身体也必须感受得到；另一方面，根据人体内的神经回路程序，当理性和情感对立矛盾的时候，情感通常会占上风。比如思考该花钱还是该存养老金、该吃薯片还是该保护动脉将来的健康时，理性通常会输给情感，从而选择花钱、吃薯片。
刷卡付费减轻了神经系统的痛苦
神经经济学能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发现，有的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常识。比如，一般人认为一笔钱的价值取决于它能买到的东西，也就是用那笔钱买来的东西所创造的喜悦程度。然而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看来并非如此。金钱本身就能给人带来喜悦。
实际上，金钱能让大脑的纹状体下部皮层剧烈活动。“喜悦的多巴胺回路”会因为美食和毒品（尤其是可卡因）产生兴奋感，也会因为金钱而立刻感到满足，有钱人也会成为工作狂的原因即在于此，就像染上毒瘾的症状一样。
如果金钱本身就能让人开心，那么掏出钞票就一定令人痛苦。所以大家喜欢用信用卡付各种费用，以减少直接掏钱带来的痛苦感。拿出钱包、一张一张地数钞票、准备向这些钱说再见的痛苦，绝不是拿出漂亮塑料卡（信用卡）的痛苦所能比拟的。
通过观察神经元的活动，我们发现，纹状体不仅在我们拥有金钱时会有所反应，在我们觉得可以赚钱时也会出现反应，而且反应的剧烈程度与金钱数额成正比——金额愈高，该部位的神经元活动愈激烈。可是，在我们预测可能亏钱时，纹状体并不会有反应。对于亏损感到“兴奋”的是完全不同的部位，也就是对恐惧和危险迹象有反应的杏仁核。各位知道，我们赋予利益和损失的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观察大脑也能看出这种现象。
此外，我们由金钱直接感受到的喜悦程度，还与得到钱的方式有关。根据核磁共振摄影图像显示，假如金额相同，自己赚来的钱能让大脑内掌管报酬的部位活动更剧烈，其程度大大超过中彩票或从别人那儿得到钱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最让人有成就感。大脑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懂得根据钱的来路判断钱的价值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