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获利几率愈高的情况下，人们下手愈谨慎；在一定会赔钱的时候，人们反而愿意承担风险。
很可能赔钱时，会变得更敢赌
假设你拿出两个骰子，和一个小学生玩掷骰子游戏。游戏规则为：根据对方说明点数的方式，猜测对方掷出了几点。
由小学生先掷，若他说：“两个骰子点数总和为3”，你马上猜到这两个骰子分别是1点和2点。接着，轮到你掷骰子，结果和刚才一样，但是你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说明：“两个骰子的点数相乘等于2。”小学生马上推测出两个骰子分别是1点和2点。
“两个骰子的点数总和为3”和“两个骰子的点数相乘等于2”是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同样的结果。其实，金钱上的盈亏也一样，虽然有时候说明的方式不同（当然说明方式必须是正确的），但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
如果你同意上述说法，就表示你相信“事物并不会因为表现方式的不同而改变”的原则。这是合理性的黄金定律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听起来非常合理，毋庸置疑。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根据清楚的数字信息下判断、作决定，而不自觉地忽视没有显著特征的信息，许多人因此会在不经意间违反这一原则。请看以下例子。
假设你是一名高级军官，奉命率领一群勇敢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和敌军奋战。
请考虑第一种情况：
根据司令部传来的情报，敌军布下陷阱，可能会让600名士兵丧生。你必须从以下两条逃生路线中选择其一，才能减少伤亡。
A．逃向山区，可以让200名士兵存活。
B．逃向海边，600人都存活的几率为1/3，没有人存活的几率为2/3。
你会带领军队逃向山区，还是海边？
请考虑第二种情况：
根据司令部传来的情报，敌军布下陷阱，可能会让600名士兵丧生。你必须从以下两条逃生路线中选择其一，才能减少伤亡。
A*逃向山区，将会使400名士兵丧生。
B*逃向海边，无人丧生的几率为1/3，600人都丧生的几率为2/3。
你会带领军队逃向山区，还是海边？
大多数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了A（比例高达72%），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了B*（比例高达78%）。换句话说，许多人对提问的方式非常敏感，提问方式能左右人们的抉择。
分析四个选项不难看出，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方案是一样的：其中A和A*是相同的确定选项，有200名士兵存活（相当于400名士兵丧生）；B和B*也是一样的，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成功几率为1/3，如果成功了，600人全部生还，否则全部丧生。
然而，提问方式的改变竟然会影响逃生路线的选择。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1}。
就上述两种情况而言，正是由于小小的语言形式的改变，使得人们的认知参照点发生了变化——由第一种情况下的以“存活人数”作为参照点转变为第二种情况下的以“死亡人数”作为参照点。而在不同的参照点下，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选项提到的都是存活人数，人们就会小心翼翼地选择风险规避，试图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所有选项提到的都是死亡人数，人们不希望死亡人数增加，反而愿意冒险。
有关金钱的决策也是一样。在投资获利几率愈高的情况下，人们下手愈谨慎；在一定会赔钱的时候，人们反而愿意承担风险。这也是赌徒常见的特质之一——在赌局快结束时输了钱，因为不甘心赔钱，便铤而走险，赌一把高回报、高风险的赌局。
因此，经济学家教导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该只关注最后的结果。但是，在面对特定状况和特定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失去理性，而使得失心（考虑输赢盈亏的心理过程）大大影响最终的选择。
稳赚的时候，就变得保守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高级军官，不妨想想金融界的案例。
你必须从以下两者中选择其一。
A．一定能赚1万元。
B．有25%的几率能赚5万元，有75%的几率赚不到钱。
你会选择A还是B？（先回答再往下看）
接着再看以下的问题。
同样的，你必须从以下两者中选择其一。
A*一定会亏损3万元。
B*有75%的几率会亏损5万元，有25%的几率不会亏损。
你会选择A*还是B*？
大多数人在“问题32”中选择了A（比例高达84%），在“问题33”中选择了B*（比例高达87%）。其实，两组问题的内容相同，只不过问法从赚钱改为亏损，答案竟然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如大家所见，当选项提示赚钱的金额时，人们偏好稳赚的选项。如果选项改成提示亏损的金额，那么与其选择稳赔的选项，大家宁愿赌赌运气，选择可能亏损更多、也可能不亏损的选项。
情感会干扰大脑的计算。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人选择稳赚1万元，而不是赌25%的几率赚5万元（期望收益值为1.25万元，高过1万元）；多数人又不甘心承担3万元的亏损，而宁可选择75%的几率亏损5万元（期望亏损值为3.75万元，高过3万元）。情感的经济学真是奇妙！
改变提问方式，足以影响决策
不仅金融界的人会面临重大抉择，医学界的人也经常面临重大抉择。在不知该如何抉择的时候，情感同样会影响大脑，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作出短视的抉择。
让我们暂时抛开经济学问题，看看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上刊登的一则实验报告。
实验内容为：罹患肺癌的病人应该选择外科手术治疗还是放射线治疗。实验者首先向参加者介绍了肺癌以及肺癌的这两种治疗方法，然后将参加者分为两组，让他们回答下列问题。
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有90人手术成功，一年后有68人存活，五年后有34人存活。
接受放射线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有100人平安结束疗程，一年后有77人存活，五年后有22人存活。
你会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
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有10人在手术过程中死亡，一年后累计有32人死亡，五年后累计有66人死亡。
接受放射线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没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一年后有23人死亡，五年后累计有78人死亡。
你会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
只要你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两道问题所提供的信息是完全相同的。“问题34”所说的“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有90人手术成功”，相当于“问题35”所说的“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100名患者之中有10人在手术过程中死亡”。
可是，当问法不同时，实验参加者所作的选择也相差甚远。在提示存活人数的“问题34”中，有82%的人选择接受外科手术治疗，而在提示死亡人数的“问题35”中，只有56%的人作了同样的选择。只不过是改变了提示信息的方式，就有大约1/4（26%）的人改变了主意。
令人惊讶的是，参与实验的两个小组都出现了这种矛盾的结果。按照正确的统计方法和决策理论，分别以167位医生、297位学生和119位病患为实验对象，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由此可见，面临这种抉择时，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统计专家，无论当事人的知识和能力如何，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些“框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