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从十一世纪创派以来，一直流传到现在。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近一百年时间中，萨迦派在蒙古汗国和元朝的扶持下，在西藏建立了地方政权，开政教合一之先河。萨迦派因此在藏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萨迦派是一个家族性的教派，其领袖人物一直都出自于昆氏家族，家族与教派是同命运、共进退。《萨迦世系史》讲昆氏起源于天，是光明天神的后代。其先祖雅邦杰时，抢占了妖魔的妻子，后生下一子，起名昆坝吉（意译为”仇中生”），他的后裔以昆（仇恨）为姓氏。藏传佛教界中认为昆氏家族深受菩萨的眷顾，出现过多位菩萨的化身。赤松德赞时期，第一批出家的”七试人”中有昆氏的先辈昆·鲁易旺波松。
一、萨迦五祖
昆·官却杰布（1034—1102年），幼时从父兄学习家传的宁玛派教法。后遵兄命放弃旧译密法，拜后弘期著名译师卓弥·释迦益西等人学习新译密法，获得了道果法的传承，该法后来成为萨迦派的核心教法。1073年他在后藏仲曲河谷的奔波日山前建萨迦寺，萨迦即为”灰白色的地”之意，因寺院所在的山坡是灰白色的。萨迦派就是围绕着萨迦寺发展起来的，萨迦寺一直是该派的主寺。但此时的萨迦寺是一座小庙，还谈不上是一个教派的中心。到昆·官却杰布的子孙时代才发展成一个教派。
萨迦第一祖贡噶宁布（1092—1158年），其父昆·官却杰布去世时，他才11岁，萨迦寺请拔日译师仁钦扎任住持。贡噶宁布拜拔日译师、南喀乌巴、昆·吉秋瓦扎拉跋、喇嘛梅、喇嘛尚敦等人学习大乘显宗佛学和当时在西藏流传的新旧密法。他在密宗的学习和修炼方面造诣不凡，对道果法进行了系统整理。”上师贡噶宁布考虑到因缘之关系，故为喇嘛阿森念诵一遍，并为其著有《道果概述》一书。此后，根据每位求教者之情况，渐次为他们著有喀厅玛、秀切玛、洛迦玛等十一种注疏；根据格西涅之情况，为其著有言简意赅之善本，至今还在使用此善本。”①另著《喜金刚本续二品释难》等。贡噶宁布建立起了萨迦派传承的教法体系，长期主持萨迦寺，使萨迦寺逐渐有了名气，他被人美称为萨钦（萨迦大师）。
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他是萨钦的次子，萨钦的长子逝于印度摩揭陀。据《萨迦世系史》说索南孜摩三岁能讲法，从父亲学习各种密法，十七岁时他已精通十四种密典。之后，赴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桑浦寺深造，拜寺院住持著名学者恰巴却吉僧格学习般若、因明，成为其最杰出的弟子，显密兼通，被美称为大班智达。著有《续部总建立论》、《入菩萨行论释》等著作，共计三函，收在《萨迦五祖全集》中。
三祖扎巴坚赞（1147—1216年），他是萨钦的第三子，自幼聪慧而好学。8岁至12岁之间，在父尊座前闻法。十三岁时代兄长任萨迦寺住持。先后在索南孜摩等人座前学习《喜金刚根本续》等无上瑜伽部密典，又博览显密经论，正如他所说：”我非听闻广博者，乃是阅读广博者，佛藏之经籍没有没看过的。”②也在修行方面亦十分勤勉，常修行至半夜，黎明时分即穿衣而起。扎巴坚赞自十三岁至七十岁间，担任萨迦寺住持达五十七年，期间他兢兢业业，广施法雨，使萨迦派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他的弟子觉本成了西夏皇帝的应供上师，西夏皇帝也给萨迦寺送来了华盖等厚礼，萨迦派得以在西夏传播。扎巴坚赞在萨迦寺建造乌孜宁玛大佛殿，给昆·官却杰布和萨钦的灵塔镀金，用金汁书写《甘珠尔》。扎巴坚赞手中所有资财用于建造佛像、佛塔，书写佛经，救助穷人。”他临终时，除一个坐垫和一身衣服外，身无一粒金子和资具，清白一身，实为少有。”③扎巴坚赞也善于著作，著有《道果传承启请文》、《喜金刚续二品注疏》等，共计四函。
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他的父亲是萨钦的第四子贝钦沃波。萨班二十岁前师从扎巴坚赞、库敦等人，学习了祖传诸法和”慈氏五论”等。二十二岁起向1204年入藏的克什米尔大班智达释迦室利（系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座主）师徒学习声明、量学、律学、俱舍及其他显宗经典，二十五岁时从释迦室利受比丘戒。又从尼泊尔班智达桑普扎学习梵文声明学三派、《诗镜》、声律学、词藻学、工巧明等学科。贡噶坚赞师从当时世界一流的佛教学者，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大乘佛教的主要理论和各种文化知识，最终精通”十明”之学，世人称其为萨迦班智达（通达十明的大学者）。《萨迦世系史》还说萨班通达噶当派、大圆满、大手印、希解派等教法，萨班的博学和佛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在当时已达到了罕有的高度，是西藏佛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萨班大转法轮，解答人们的疑难。前来辩论的印度外道大师措切噶瓦，在辩才无碍的萨班面前，辞穷理屈，无言以对，最后皈依佛教。萨班著书立说，其著作大都不因循守旧，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他所著的《量理宝藏》及自注，深入钻研印度因明学著作，汲取精华，成为藏传因明学的开创之作。《格言宝藏》（又称《萨迦格言》）词句优美、精炼，内涵深刻，闪烁着佛教的智慧光芒和慈悲行善的伦理精神。《三律议论》，评析、抉择印藏佛教各派的是非、得失，抒发自己的见解，是萨迦派的必读书。另外，修辞学方面有《智者口饰》，辞藻学方面有《语词藏》，韵律学有《花束》，戏剧学有《极喜》、《论音乐》等。萨班的这些著作促进了五明文化在雪域高原的传播。
1242年，蒙古汗国的宗王阔端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为了教化一方，并为萨迦派的传播打开通道，萨班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毅然带侄儿八思巴、恰那多杰及其他随从，翻山越岭，向北方进发。1246年抵达凉州，1247年与阔端相会，商讨了西藏归顺蒙古之事。萨班向西藏各地的政教领袖发出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明确了西藏与蒙古汗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萨班的东行，也意味着藏传佛教文化的一次大规模东传。萨班在凉州四寺给各民族的信徒讲经传法，藏传佛教在河西出现兴盛局面，阔端等蒙古贵族亦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藏传佛教在元朝皇室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251年，萨班在凉州去世，遗体火化后，舍利供奉于幻化寺的萨班灵塔中。幻化寺又名白塔寺，近年武威市政府在白塔寺遗址重建108座大小白塔，萨班灵塔遗迹也得到了保护。
第五祖八思巴（1235--1280年），他是萨班的侄儿，也是其衣钵传人。八思巴是圣者之意，因其天资聪颖，智慧过人，自幼能背诵佛经，故被称为八思巴，其本名为洛追坚赞。元王磐的《发思八（即八思巴）行状》亦云：”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④八思巴得到了萨班的精心培育，成为其教法的继承人。十九岁时与忽必烈相会，凡询问之事莫不对答如流，深得忽必烈的敬重。二十_岁时，八思巴礼请西藏高僧扎巴僧格到河州，为他授比丘戒。之后，八思巴以上师的身份给忽必烈授萨迦派所传喜金刚灌顶，”世祖宫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⑤。为此忽必烈奉献了大量的礼品。八思巴二十四岁时参加佛道大辩论，”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指八思巴——引者）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⑥。八思巴作《降伏道师之颂偈》以记其事。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迁都大都，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该院负责全国的佛教事务和吐蕃的行政事务，八思巴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1265年，八思巴返回萨迦，在金顶殿建吉祥多门塔，为七座萨迦前辈的灵塔建了伞盖、法轮、金顶，组织书法家用金汁抄写显密经典二百余部。八思巴返藏前，就曾派人给萨迦寺送去许多财宝，由本钦释迦桑布扩建萨迦寺。此时，萨迦寺财力雄厚，已成为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期间，八思巴又拜克什米尔大班智达室利塔噶达巴扎等多位学者，学习显密经论、五明知识。”总之，对五明、三藏经论、四续部密法以及有关的经籍、论著、灌顶、护持、咒语等方面所有的学识几乎都学过。”⑦八思巴虽居高位，但却从不自满，虚心好学，具有真正的智者风范。
八思巴三十三岁时，即1267年，忽必烈派使者迎请，遂率众随从北上，并设置了十三种侍从官员。当时遭到噶当派大学者卷丹柔贝热止的嘲讽，寄诗云：”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条就不成为圣者。”八思巴当即作诗回答云：”教法有兴衰为佛陀所言，众生之幸福由业缘而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⑧显然，这两首诗代表了当时藏传佛教界在宗教与世俗社会关系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保守传统，提倡避世、静修；一方则积极参与世俗社会的事务，甚至执掌政权，争取元王朝的更多支持。当八思巴抵达大都时，皇太子真金等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大乐仙音，罗拜迎之。所经衢陌皆结五彩，翼其两旁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⑨《萨迦世系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八思巴在当时的元帝国享有无比尊崇的地位。八思巴给忽必烈献上了他所造的蒙古新字，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内云：”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⑩《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十六岁时，即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密法灌顶，忽必烈命人将西夏皇帝的玉印改成六棱玉印后献给八思巴，并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元朝攻伐南宋之际，八思巴师徒亦用密宗法事积极协助元朝的军事行动，尤其让他的弟子胆巴国师祭祀密宗护法神——大黑天，当时亦有护法神显灵的故事。《发思巴行状》亦云：”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藏传佛教密宗与骑马民族的尚武精神合拍，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而八思巴正是这种力量的给予者。
八思巴四十一岁时，即1276年，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抵达萨迦寺。第二年，以皇太子真金为施主，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与会的僧侣达七万余人，给每位僧人施黄金一钱、氆氇一方。八思巴向与会者讲法十四天。曲弥法会规模空前，是为当时萨迦派兴盛的标志。此后几年中，八思巴维修、扩建萨迦寺，以所受财物造佛像、佛经、佛塔，赈济贫民，为佛教文化的发展精进不止。1280年，八思巴在拉康拉章去世，享年46岁。忽必烈在大都建佛塔以为纪念，并赠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八思巴的著作有赞颂、祈请、信函等三百三十二篇，计有三函，其中《彰所知论》由元代译师沙哕巴译成汉文，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八思巴一生献身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二、元代萨迦派的传播
元代萨迦派得到蒙古皇室的尊奉，萨迦派的地位在众多教派中凸现。自八思巴之后，帝师一职由昆氏家族继任。作为全国佛教领袖的帝师驻锡大都，领天下释教事务，并兼管藏族地区。其地位之尊，使当时的任何一种宗教的领袖均不能与之相比。而在西藏，以萨迦本钦为首的萨迦地方政权，统辖十三万户，其他教派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均要听命于萨迦。在这种背景下，萨迦教派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时代机遇，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
萨迦派在卫藏以外的康、安多藏区得到发展，萨班在河西走廊的活动，使萨迦派传人这一地区，萨班驻锡过的幻化寺在元代发展为有近千名僧侣的萨迦派大寺。八思巴在河州、临洮等地的活动，带动了萨迦派在洮河、大夏河流域的传播，在I临洮等地建有香更寺等多座萨迦派寺院。八思巴还派他的几位大弟子，在安多藏区开展改苯为佛的工作，他们的传教卓有成就，苯教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一部分昆氏家族成员东迁安多，形成地方势力集团，如洮河流域的娘官人，青海同仁隆务土官家族。青海湟中地方的斯纳家族信奉萨迦派，与萨迦上层和元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册封。康区如玉树等地，因八思巴数次路过时有传法活动，不少宁玛派寺院主动改宗为萨迦派。因此，卫藏、康、安多三地均有萨迦派寺院，有些寺院一直到现在仍传承萨迦派教法。
元朝皇室信奉萨迦派，每位帝王均有帝师，而帝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向皇帝及皇室成员传授佛法，为皇帝的精神导师。《辍耕录》云：”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⑿《元史·释老传》云：”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⒀此处”佛戒”、”受戒”之戒，似指佛教密宗的灌顶，而非通常的戒律。赵孟颛所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通称”胆巴碑”）记述有元皇室对胆巴上师（八思巴弟子）之信仰：”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察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武宗皇帝，皇伯晋王，及今皇帝、皇太后，皆从受戒法。下至诸王、将相、贵人，委重宝为施身，执弟子礼，不可胜纪。”⒁为了表达对帝师的敬重，元朝帝王给予其崇高的地位，百官上朝时，皇帝的座位边上，设有帝师之专座。帝师出行，由王公大臣迎送，礼仪之高，无以复加。帝师为皇室举行佛事活动，或对皇帝传法，或帝师本人要受戒时，皇帝给帝师巨额赏赐。如《元史·英宗本纪》载：”至治元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帛万匹、钞五十万贯。”⒂而元朝每年都有大小佛事活动，费用自然不小。
元朝的皇帝们在大都、上都等地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或汉藏合住）的寺院，而其中的番僧自然非萨迦派莫属。《弘教集》云：”帝（指元世祖——引者）尝问帝师（当指八思巴——引者）云：‘修建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⒃元朝统治者正是看重佛教护国利民的功能，每朝均不恤巨资，大建佛寺。著名的佛寺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等，均属皇家寺院，建构宏伟，这些寺内供奉有藏传佛教风格的佛菩萨像。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由八思巴的弟子尼泊尔工艺大师阿尼哥负责建造，佛塔内部的装藏、构造在帝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完全体现藏传佛教密宗文化的特色。元代皇室、贵族十分崇信大黑天，所建藏传佛教寺院无不供奉，还有单独供奉大黑天的庙宇。藏传佛教的一些经论也翻译成了蒙古文，如《五部陀罗尼》等。以萨迦派为主的藏传佛教是元代皇帝为首的蒙古上层的主要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