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原则上是一年。在一个社区里待一年，会经历四季循环、生老病死的各种仪式，以及各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周期，对于民族志工作意义重大。但现在对此的分寸掌握得比较灵活，因为许多人的研究是专题性的，不需要面面俱到；加上人类学近年来也重视历史，图书馆和档案资料的收集也受到同样重视，所以田野工作短于一年也不见怪，但一般还是以一年计。美国同学如到“异文化”里做田野，待上两年三年是常事，可能是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吧，语言能力也可能是个问题，所以进入状态较慢。
徐：如此看来，学业得耗很长时间。
范：调查表明，全美范围内完成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平均为8年半，读个9年10年者非常常见。为何如此？原因很多，制度的、个人的都有，但畏难情绪可能是重要原因。写一部博士论文的确不容易，许多人迟迟下不了手，再加上从事教学或其他工作，导致论文难产。实际上，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并不苛刻。资料表明，最终能取得学位不超过50％，可见。要心无旁骛地坚持下来绝非易事。在美国读书是很折腾的，你得同时应付许多事情。
徐：能否顺便谈谈中美培养研究生有哪些主要差异？
范：美国研究生培养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不相同，最大的特点是标准化，成批生产。美国大学训练出多少博士不称培养，而是的的确确地叫“生产”（produce）。衡量一所大学的贡献，每年能“生产”多少博士（Ph．D．）视为指针之一。美国高等教育授予博士学位的历史比欧洲要短得多，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授予全美第一个博士学位不过是19世纪的事情，然而，却很快地在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形成一套独特的训练体制，非常制度化。
美国大学本科前两年行通材教育，不分专业。学校各系不负责录取本科生，而由校一级的招生机构统一遴选。学生必须文理兼修，大三时开始选专业（maior），逐渐专门化。但申请研究院时又可以有变化，本科专业是人类学的可能转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因此，就追求高学位而言，真正的专门化是在研究生阶段。所以，与欧洲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不同，美国的研究生一定要修很多的课。专门化不仅体现在对某些知识领域有所专精，还在于熟悉有关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要具有学说史的观念。因此，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整个研究生训练是一个积累过程，每一门课所布置的阅读材料大都是有关领域公认的成功之作，如此训练下来，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也可以像模像样地作学术论文，基本做到知己知彼，避免雷同的东西出现。
另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不是采用“导师制”，而是一种集体培养的方式。每个研究生都有由四到五位教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这些教授都是研究生的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s），都可以是导师，但在这些人中，有一人为主要指导教授（main advisor）。学生如有问题需要解决，应先同主要指导教授商量，听他或她的建议。每年每个研究生都会收到一份由其主要指导教授签署的评估。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专业师承就较丰富多彩，生产出来的博士质量较为规范和均匀，学生较易于建立起学术史观念，知道如何去写论文。在国内或其他国家的“导师制”下，博士的成色差别有时很大，尽管大部分学生入学时的起点就已经很高了。这里边涉及的因素很多，但个人的学术悟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林语堂博士曾经幽默地说，在英国可以这么来判定一个研究生，如果教授在他的头上喷烟喷得多，那他一定是一个好学生--很形象地描绘了导师制下师徒式的授业情景：教授叼着烟斗，边喝茶边指导学生，学生如果令教授满意的话，教授必然愿意与他多来往。在他面前吞云吐雾。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悟性如何与他是否有一种学说史的观念大有关系，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实际上致力于建立这种观念，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学术视野。既然博士生培养是一种生产，把原材料经过一定的程序改造加工使之成为可以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学生作为原材料，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这样，哪怕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只要有相当的教育基础，经过这一套程序的锤炼，都能建立起一定的视野，作起学问来也能基本符合这里的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在国内看来不大可能成为学术工作者的人经过就读美国的研究院后，也可以成为学者。当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不代表什么学术成就，而只是表明在某方面接受了高级训练，学到了某方面的游戏规则，只有走进学术殿堂，学术生涯才告开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写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士论文只是证明他们接受了学术训练，成了符合规范的产品而已。
徐：很有意思。最后，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研究？
范：我的学位论文是关于泉州的回族认同，题为《福建南部回族社区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 Fujian Huicommunities），有关田野工作是在泉州地区的晋江陈埭和惠安百崎做的。原来我对族群性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因为研究这类问题的许多学者似乎喜欢扮演弱小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将研究领域当做宣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管道。我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好，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把国家（state）与社会当做对立的两极的做法有所保留。我觉得，讨论民族问题时，把少数民族在认同一卜的表述当做某种对抗主体民族或国家的象征，或当做抵抗的隐喻，对见之于中国的复杂的族群性现象而言，是过于片面和简单化了。但也恰恰是这一点，使我的学位论文选择了这一课题。另外，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过去的调查工作也使我走到这一研究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