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洪灾影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几处分行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南京、芜湖和汉口都分布在长江沿岸，尤以汉口受灾最为严重。当时，南京分行是白天遭受的洪水侵袭，很快就有人抢救贵重物资，损失并不大。芜湖分行运气稍差，仓库里作为抵押品的小麦、菜籽受潮了，但是这点损失对于银行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只有汉口分行的存货是大量食盐，谁都知道盐遇水即溶，损失相对来说严重一些。不幸中的万幸是，盐这种物品本身不值多少钱，只因盐税繁重才导致价格奇高。现在天灾当前，盐商联名呈请政府免了盐税，细算之下，损失不过两万多元，对于资本日益雄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但有别有用心之人趁机散布谣言，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损失了上百万元，已经伤筋动骨，支撑不了多久了。这时恰巧又赶上日本人在柳条湖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据了东三省。同时，从英国又传来废除金本位的消息，中国金融市场陷入不稳定状态。在种种不利消息的影响下，本来就没有多少分辨能力的老百姓们，都害怕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会打了水漂，纷纷从家里拿出存折，聚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门口要求兑现。大街上排起了长龙，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兑现的队伍中来。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一直跟陈光甫不合，总觉得陈光甫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所以一直想找机会一口吃掉这家实力雄厚、经营一流的银行。这次挤兑风潮的出现，就当然少不了宋子文的落井下石。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私人银行，当然也不指望政府会积极救市，可是陈光甫在银行界打拼多年，凭着优秀的人品和高超的社交手段积累的人脉也不容小觑。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四处寻求帮助。曾做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汉口分行经理的唐寿民时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看到陈光甫需要帮助，马上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得知陈光甫的消息后，也迅速作出反应，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房产作抵押，放款80万元来解陈光甫的燃眉之急，之后又通知中国银行各分行全力协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渡过难关。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也是陈光甫的好友，他看到陈光甫的困境，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影响力积极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辟谣，还请来各家报社的记者，发表演说，请媒体支持陈光甫。
多面出击果然见效，储户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兑现能力并没有降低，就放下心来，把钱取走的认为放在家里既不安全又没有存款利息，于是前脚提款后脚又存了进去。虽然挤兑风潮得到了妥善处理，但是这次事件也给陈光甫敲响了警钟：大款的抵押品一定要选择易于脱手的，另外，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一定要充足，以应对突然降临的风潮。
在不明真相的储户们排队取款过程中，陈光甫还发现有些客户取完钱并没有拿回家，而是转身去了外商银行，将钱又存了起来。这件事让陈光甫意识到老百姓对政府、对华商银行缺乏信任感。他很痛心地说：“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至于中国人不信任本国银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他在中国银行举办的研究会上提议成立一个比银行公会联合更为紧密的银行业组织，这样一旦某一家银行被挤兑，其他同行都能迅速帮忙。
经过多方奔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同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互相支持、共同应变的能力也大大加强，陈光甫还连任了两届委员会主席。
完善组织机构，人性化管理
对于一个商界人士来说，成功并不等于他创办了一个多大的企业，挣到多少钱，还要看他是否有过人的眼光和胆识，看他有无高明的管理手段，是否能带领企业持续发展。以这个普世价值的标准衡量的话，陈光甫称得上是非常成功的金融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成立之初，便是在他高超的管理手段和贴心的人文关怀下，迅速成长壮大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的是当时流行的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陈光甫全权负责银行的业务。至于全行组织，则是由股东大会推选出董事，再从董事中推出常务董事、董事长等担任董事会的责任。
银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原来的几个部门已经不能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8年，也就是银行营业13年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早就脱离了当年7个人、不足10万元的落魄光景，业务范围、资金实力、员工数量都呈几何倍数增长，因此陈光甫重新制定了更加完善合理的银行组织机构，将内部管理分为事务和业务两部分。
1920年，成立查账部，聘请德国银行家为顾问，检查各部门、各分行的账目，还制定了系统的查账规则。后因分行、办事处等渐渐增多，特别设立了检查科，培训监察专员，专门负责检查银行纰漏，及时提醒有关部门，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1925年，又将检查改为监查，专人负责全行的账目。1931年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检查方面又有了新举措，即每隔3个月，就聘请专业的会计师对全行进行一次查账，查账结果还要登报公布，让广大储户放心。这一做法在当时属于创新之举，大胆公布自己的账目情况在同业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银行成立早期，只有寥寥7位员工的时候，组织结构一目了然，人事任免权当然是总经理一人说了算。但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速度太快了，职员增加到数百人，总经理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总是独揽人事大权，所以设立了行员部，负责员工的升迁任免相关事宜。后适逢银行改组，行员部演变为人事科，在原来的职能上又添加了训练班，担负起为银行训练储备人才的功能。
一提到公积金，可能大家马上会联想到住房公积金，其实公司财务意义上的公积金，指的是公司为了增强自身财力，按照一定比例，从公司利润中提出的款项，这笔款项不能作为股利分配出去，只能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陈光甫曾经说过银行面对风险并非全无防备之力，有些损失是可以通过某些科学的管理制度来避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公积金提取方面也是先国内同行一步。当时国内银行业缺少风险意识，对公积金的提取认识不足。但陈光甫深知欧美等国银行资金充足，相应的公积金准备也很充足，一般都会提取不少于银行资本的数额作为公积金储备起来。193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金为50万元，公积金也是50万元，此外还提取了现金50万元作为准备金，以应对储户的不时之需。
信托部、调查部以及农业部更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三大亮点。
信托部一开始叫保管部，创立于银行正式营业两年后，拥有保管箱300多个，一部分用于保管行内各种重要单据、贷款抵押品、账册等，还有一部分出租给客户，帮助客户保管私人贵重物品。1920年，大多数国人对于信托还没有概念，所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此举又是开风气之先。随着业务发展，保管箱后来增加到6000多个，占全上海保管箱的1/4。信托部还代理保险，代理客户买卖证券，代做商业担保，代理土地管业、建筑贷款等多项业务。信托业务再一次完善了上海银行界的业务结构。
调查部和农业部之前已有详细介绍，在此稍作补充。
陈光甫是个有全局意识的银行家，他重视对各种与银行有关的信息的捕捉和调查。为了达到“知己知彼”，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设置了国外部，并租用英国路透社的电传机在上海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动态、金融信息。这样还不够，陈光甫为了加强国际信息的整合力度，还在纽约设立了通讯处，派专人收集国外的国际贸易、产业结构、汇兑收解等详细情况，提供给国内总行即时参阅。
调查部分为经济调查和信用调查两部分。信用调查由专业的调查人员整日在外面奔走，调查的对象大都是与银行有业务关系的顾客或者公司商号等，偶尔也受人委托，代为调查。如若涉及某些专业性的领域，就另请所涉行业的内部人士帮忙，像从经常打交道的丝茧、棉纱、杂粮等行业各聘一位专业顾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常会召开各种专业研讨会，邀请各专业的专家对某一热门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有时也会邀请国内外的调研专家，为银行的调查工作提供咨询和指导。
经济调查主要是针对贷款抵押品的性质和价格进行的调查。工作人员需要把市面上常见物品的物价涨跌、进出口情况随时统计整理，并编制了各种商品的丛书，包括米、棉、纱、茶、布及面粉、糖、烟叶、纸、五金等10种经常性抵押品。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在陈光甫的启发下，也相继设立了信托部，之后这五家近代银行的翘楚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征信所，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家信用调查机关。
在员工管理方面，熟悉陈光甫的人都知道，他制度严明却富于人性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人才。为了使银行一开门就能迅速进入营业状态，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业务服务，他要求包括经理和主管在内的所有职工必须提前一刻钟到岗，然后利用这一刻钟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用最好的面貌迎接客户。
要求太苛刻的企业会使职工感到压抑，继而不思进取，混吃混喝混日子。陈光甫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中，还加入了人文关怀的因素。他对待自己的职工，就像对待家人一样，体贴入微，关心备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工的待遇和福利，不仅比其他银行的高，还拥有更高的“权益”。为了让职工能真正感受到“银行是我，我是银行”，陈光甫把银行的股权和股票送到职工们的手中，就算是最底层的职工，也享有这项待遇，让银行的兴亡与每一个职工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职工们真正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对工作更加积极，更加用心和卖力。
职工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了，企业是不是就能蓬勃发展？职工只是一个企业的基础，是盖起高楼的“地基”，现在，把地基打好了，就该搞建设了。而一个企业的建设，自然指的是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分行遍布大江南北，业务量自然不会小，但如何操作这些业务，如何让各分行和总行间的联系加强，便成了陈光甫需要考虑的问题了。最后，他决定加强业务管理，不仅要制定出业务发展的方针政策，还要派专人往来于总行与分行之间，定时报送日报、月报等信息，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解决，让分行与总行紧密联系在一起。
银行就是和金钱打交道的企业，而中国又是数千年的人情社会，钱庄、票号在应付内部问题时并不如意。如何避免监守自盗或者其他的内部损耗，陈光甫花了一番心思。为了防微杜渐，他引入海外银行的先进经验，制定了严密的查账制度，有专门的查账员对银行每天的总清结余表、放款分户清单和调查表报等进行清查，一旦发现纰漏，立即解决。而且，为了防止查账员徇私，银行还有一套专门的查账员制度，这些举措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当时银行界中内部事故发生最少的一家。
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健康发展，在陈光甫的日记中，曾有关于银行分行用人问题的分析记载，细致周密，一针见血。
“银行设分行用经理之难
吾常见外国银行杂志广告，英国大银行之分行业务最为发达，常有三四百分行，有大有小，有的一礼拜开业二次，又加拿大银行亦采用分行制度，分行更较英国为多，约有一千余处，行员道德之高尚，管理之严密，令人叹服。反观吾国银行，分行众多，首推中国银行，行员舞弊，携款潜逃者为数必多，奈该行当局向守秘密，无从调查，而经理之中发生不幸事件者，所在皆有。就所知者，下列各事可代表之：
一、敲诈存款人。九江中国银行经理，当前年孙军败北之时，陈调元有款十余万元存九江中国银行，其时陈尚未投入南军，蒋已攻破德安，陈派参谋长来行取款，行长不付，指为逆款，将参谋长锁在行内数小时，逼其送酬报金六万元，方始释出。后会计主任串逼贺耀祖指捉此款。陈倒戈，复向中国银行补提六万余元。一款三付。
二、汉口洋厘大，长沙洋厘小，长沙中国银行行长、会计主任、出纳主任串通一气，将库存钞票运汉售成银子，汇到长沙再买进洋钱，补还库存，上下分利。
三、赵恒惕为湖南督军之时，向汉口中国银行借款，行长取好处。
四、汉行托钱庄发行钞票，准备存中国银行，给予利息，此利息行长可分若干。
五、各处军阀向银行借钱，皆因中国银行提倡，因各行经理终日与军阀左右之人联成一气，行长恒有另立一名目，向军阀谋厘金差使，以致将行中之款，借与军阀作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