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诗学：走向一种“经验本体论”的诗学
在从历时性层面上对“诗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动态考察后，我们发现有三种诗学：诗艺之诗学、文学之诗学、艺术之诗学。第一种是“有关作诗法和诗歌创作的要求与建议的汇编”【1】；第二种是有关诗性文学（包括诗性文字作品）理论的规范性研究；第三种则是诗性艺术的文化阐释学。这三种对应传统艺术体裁分类的诗学，只是一种历时性的类型学考察，因此，这三种诗学没有价值论意义上的优劣高下之分。从共时性的角度对诗学内容做静态分析时，也可以将其分为三种：艺术工艺学、过度诠释的艺术解释学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本体论。第一种诗学是事关艺术具体制作的理论抽象物；第二种是以种种名义注入形形色色说法的理论拼盘；第三种则是面对具体的艺术作品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的经验本体论。在纵横两个层面上，在对“诗学”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艺术经验本体论”是当代诗学建构的正确发展方向之一。诗学分支之一的历史诗学，由19世纪俄国文论家维谢洛夫斯基开创以来，之所以能够成长为诗学苑地里的奇花异葩，是因为它关注的焦点是不同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实践经验，而不是各种文学、艺术理论的叠加。比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对话”、“复调”的小说理论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一种文学批评经验。
经验“对那种称之为哲学的系统性思想构成挑战”【2】。“思辨哲学失去必然性理论就不能存在：它需要必然性就像人需要空气，鱼需要水一样。由此，经验真理才如此激怒理性。”经验是对必然性和系统性的拒绝。比如，同样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巴赫金的阅读经验不同于弗洛伊德和舍斯托夫。后两人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分别概括为“恋母情结”、“无意识”理论和“生存论哲学”。如果说“艺术即经验”（杜威），那么诗学就是艺术经验论，而且是一种特殊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总结。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构建”工程以历史故事解释和话语转义为基本内容。它主要从“真”、“善”、“美”三个层面对19世纪经典历史文本进行批评式解读。这也是一种发掘经典历史著作的审美蕴涵、认识价值和伦理道德意义的批评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历史文本的三个解释层面之后还隐藏着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以四种比喻语言规则（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形式体现于历史文本之中，并在历史著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具有这四种内涵的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一样是虚构的诗性文本。历史诗学的诗性成分在《元史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这本书里，海登·怀特对19世纪历史编撰经验的解读涉及文化、艺术、社会、政治状况，因而，这也是一种从艺术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方面对诗性历史文本的文化研究。海登·怀特以后的著作也是如此，他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历史，而是以历史文本为平台对文、史、哲的通盘考虑。音乐文本、文学文本、哲学文本以及诸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这样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成为海登·怀特运用转义学进行分析的对象。【3】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是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的诗性艺术之学。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走向历史诗学”就意味着走向一种“经验本体论”的诗学。
第二节 历史诗学：转向一种主体间性本体论的诗学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四重模式的分析包含丰富的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理论内涵。他对历史文本的四重解释就是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对历史的一种艺术想象（以“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为《元史学》的副标题已经暗示我们，他的历史诗学是一种“想像”与“虚构”的结果）。然而，强调历史中的虚构与想象成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走向否定事件真实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或******主义。
“虚构”不是“虚假”，“想像”也不是“幻想”。历史虚构是一种基于历史事件的情节“构造”。经过这种具有“选择、融合和自解功能”【4】的虚构处理，一组特定的生活事件就表达得更真实、更符合人性和社会性。因此，与“真实”相对立的不是“虚构”，而是“虚假”──它是对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件的“捏造”。“想像”，被人们称为“心灵的力量”（洛克）、“填空能力”（休谟）、“形成理想画面的能力”（约翰逊）、“诗的能力”（赫尔尼·吉拉德）。【5】“想像”具有如此诸多的能力，难怪海登·怀特从历史“想像”入手“构建”其庞杂的历史诗学“工程”。因为，对于海登·怀特来说，只有“想像”的介入，历史诗学（也包括“历史”本身）才有可能性。只有在想象力的作用下，那些杂乱无章的“事件”才可能成为“思想客体”──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发生的“故事”。海登·怀特说“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是关于过去的虚构性意象”，因为“想像某物就是建构该物过去的意象。人们不可能构建过去，然后讲述意象”【6】。海登·怀特想说的是，人们只有先构建起过去的意象之后，才能讲述过去。凭借着想象力，历史学家才能把“过去”变成“过去的意象”。想象力的丰富与否不仅决定了历史编撰的信息量的多少，也决定了历史叙事的实在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程度。
海登·怀特认为《元史学》一书中八位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是对历史进行成功“想像”的结果。海登·怀特的“历史想像”就是史学界泰斗柯林伍德所说的“构成性想像”。“构成性想像使历史学家注意到一组特定事件所必须采取的形式，以便将其用作可能的‘思想客体’。”【7】因此，强调想象与虚构的历史诗学是对力求客观性、忽视历史文本诗性成分和历史主体能动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历史的反拨与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编撰让历史学家和读者淹没在大量材料中而失去了主体性和文化制约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真正目的就是凸现历史编纂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实现历史再现的真实性。
高扬主体性、真实性的历史诗学突出了传统历史编撰中被忽视的伦理、道德维度，因为在主观性的背后隐藏的是向善之情感、求真之理性和审美之体验。勃兰兑斯说：“作品的真实性是精神上的真实性，是情感上的真实性。”【8】别尔嘉耶夫旗帜鲜明地指出：“主观性恰恰意味着真实，客体性则意味着虚幻。一切客体化存在、客体性存在就其深层意义上说，都是虚幻的。客体性就是异己性、抽象性、决定化性、非个体性。”【9】
其实，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主观性”就是康德所说的“主观普遍性”，也是现象学家胡赛尔、梅洛·庞蒂等人所说的“主体间性”。别尔嘉耶夫的“主观性”、康德的“主观普遍性”和胡赛尔的“主体间性”，在名称上虽然不同，但都意指“差异中的共同性”，而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关注是现代西方思想的转折点。古典哲学思考的是“人的本质存在”。开启现代西方哲学大门的笛卡儿将人的主体性突显出来。他的那句“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存在”，康德的“主观普遍性”又意味着人的“伦理存在”，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又将人的“意志存在”发扬光大，胡赛尔、梅洛·庞蒂则主张人的“现象存在”，现代世界强调的是人的“感觉存在”。然而，无论人是哪种存在物，自从笛卡儿的哲学思考重心发生转变以来，“人”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被整体性和总体性控制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的具体存在物。这就是为什么诸多思想家们总是从主体间性上寻求哲学突破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主体间性强调的是差异中的共同性，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同中之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体间性才是现代性的标志性术语。虽然，波德莱尔最早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艺术的最主要特征。但是，首先以现代性意识思考艺术和历史的却是尼采。他的那句“上帝死了”，不仅意味着整体性、总体化瓦解，也揭开了现代性思想的序幕。主体间性是现代性对抗总体性的有力武器，这种对抗促进了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比如，胡赛尔的现象学就是这一思想成果的体现。
然而，属于现代性的，并不一定具有主体间性。比如，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性思想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意味着“人”之间只有阶级的共同性，而没有个体意义上的共同性。因为，有两种“主体间性”：个体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和集体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前者指的是，从个体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来看，每一个个体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而后者则并未考虑到人的主体性，只是将人作为一种属于某一集体的个体来看待。也就是说，（集体）部分之普遍性，不同于生命个体之普遍性。后者很可能会导致种族优越论，种族屠杀就是集体（部分）之共同性的极端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集团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今天这种悲剧还在“上演”。
这里关键是区分“一般”与“普遍”的不同。当代学者徐岱认为“一般是绝对的普遍，普遍是相对的一般”【10】。徐岱认为，“一般”不属于任何生命个体，因为它是抽象的；而普遍却是具体的，可以在任何生命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徐岱举例说，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或者医院里的人体模型，虽然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但也还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模特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它们只具有“人”的外观、体貌、形骸，但没有真人的那种可以思考，有喜怒哀乐的普遍特征。可以这样认为，“一般”之物只是表层结构，而“普遍”之物则是起决定作用的深层结构。而这种深层结构才是具体的“共相”，即主体间性。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认为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只是历史著作的表层结构，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只是表现了仅具有个体性的历史编撰风格，这三种故事解释模式就如同商店橱窗里的模特，还是仅具有不同的外形、颜色的个体之物。所以，这三个层面上的作品只是“一般”的，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史学名著。体现为比喻语言规则的历史意识才是历史作品的深层结构，因为这样的历史作品是具有主体性和主观性而非仅仅是个体性的史学名著。正如徐岱指出的那样，“所有主体性都有个体性，但，个体性概念中并非都包含着主体性。”【11】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商店橱窗里的每一个模型都具有个体性，因为它们是质料、外形、色彩不同的个体，但它们不具有主体性。再比如，每一个恐怖分子都是个体性的生命，但是，他们也不具有主体性。因为，恐怖分子不具有自我意识。“生命个体有时具有自我意识，有时则不具有自我意识。”【12】比如，“****”期间，有的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忠心而断绝父子、母子关系。这样的人已是失去了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才具有主体性，但这样的个体也还容易失去主体性。自我意识应当是基于主体间性的自我意识。所谓主体性，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避免了主体性的个体极端化（比如，犯罪、做坏事等危害他人的行为）。为主体性“立法”的是主体间性，而不是个体性。
在《元史学》一书里，海登·怀特发现19世纪八位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都具有这种普遍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其实，海登·怀特《元史学》中所展示的具有普遍性历史意识模式正是19世纪八位史学大家们“主体间性”的具体化。在此意义上说，海登·怀特所发现的19世纪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自我意识。这也正是海登·怀特为什么取消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区别的原因所在。因为，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主要是关于事件本身的自我意识，忽视了作者与读者的自我意识；而历史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是局限于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因果律的自我意识，因而他们忽视了生活事件本身，从而将人的命运历史化。在海登·怀特看来，只有基于主体间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作品才能更真实地再现历史。如是观之，“走向历史诗学”也就意味着走向一种主体间性本体论的诗学。
第三节 历史诗学：一种具有历史审美主义色彩的诗学
康德为了避免历史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提出“历史必须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获得理解”【13】。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证了海登·怀特的三种故事解释模式（情节化解释模式、故事的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解释模式）中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比如，事件的情节化是海登·怀特以历史故事的情节结构为对象的审美体验。这四种情节化模式（喜剧、悲剧、浪漫剧、讽刺剧）中包含着四种审美体验：谐趣体验、悲壮体验、壮美体验和“反常”体验。因此，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情节化阐释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审美体验。海登·怀特借用弗莱的术语，揭示了历史学家将编年史事件“建构”成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四种故事类型。与弗莱不同，海登·怀特的情节化模式是故事的“成形原则”──按照时间顺序，将编年史事件“建构”成故事的四种方法，倡导历史领域的“美学分析”。弗莱的故事原型结构是故事的“包容原则”──在一个共时的结构中将文学作品汇成一个整体的方法，为提高文学批评地位而拒绝文学批评的“美学介入”。
比如喜剧中的“谐趣体验”之“轻”的背后有着一种思想之“重”。因为，“谐趣之笑”主要是针对人性的沦落，也就是海登·怀特所说的喜剧所出现的“妥协”，“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妥协”。【14】浪漫剧中的壮美体验不同于那种轻松、幽默的谐趣体验，也不同于那种幽林曲涧、和风丽日、春光明媚的优美对象所带来的细小柔和的体验。气象雄浑、气势磅礴的壮美展现了一种让人的身心受到感染和震撼，产生回肠荡气的审美效果。历史叙事的浪漫剧情节化解释也富有这种审美内涵。这种审美体验的引入改变了平淡、乏味、枯燥的历史叙述，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增强了历史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悲壮体验所起到的调节和疏导作用就使得悲剧渐渐失去了批判性。海登·怀特将其称之为“顺从”，即“人类要在世界中顺从其环境”，并认为这是一种“郁闷的妥协”。
说到底，美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观念存在。美在“心”而不在“物”。只要我们的生命力能够得到激发，那些已经失去真实生命的客体对象仍然会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在审美过程中，“它通过艺术作品的效力，使感受者一下子摆脱了他具体的生命关联，但同时将感受者归联到他的整体存在。”【15】这就是为什么讽刺剧中吃人的妖魔和女巫、波德莱尔笔下的黑皮肤女巨人、头发蓬乱一副囚犯模样的赛任、呲牙咧嘴的邪恶女性等主人公具有一种恐怖美、丑陋美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讽刺剧中的监狱、疯人院、行刑地、到处是无休止痛苦的黑暗塔楼、黑夜中的城市、倾覆的楼阁等场景具有一种废墟美的原因。它们具有一种由否定而达肯定的审美价值。
审美体验的实质在于“形成一些在外部世界与主体内心中原先并不存在的新结构”【16】。伽达默尔认为，“审美体验不仅是体验的一种，而且代表了体验的本质。因此它能够为我们洞悉一般知识的本质提供线索。”【17】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四种情节化结构是在历史事件基础上新的建构。这种建构将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由“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向了“主体如何看”和“‘事件’怎样‘在’”的问题上来。这样，海登·怀特就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历史思考中增添了审美论和存在论的新内容。“如果我们依照海登·怀特理论的精神，将他所提供的这种理论工具视为分析历史著作的一种启发性原则的话，它在令我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历史著作在认知因素之外是如何将审美的和伦理的因素引入了历史解释，语言本身和思维本身所具有的诗意本质是如何决定了历史学家选取处理历史对象的视角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地深化了历史哲学的思考。”【18】
作为“历史诗学”特征之一的故事情节化解释理论集中体现了海登·怀特审美地理解历史的诸多收获。如果说故事的情节化解释突出了历史叙事之“形而下”的“情性”，那么故事的形式论证式解释（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情景论）则强调了历史叙事之“形而上”的“智性”。前者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性情”之乐的感性审美内涵，后者以理性主义文化为主导，注重历史叙事的智性快感的美学意义。故事的形式论证式解释是故事情节化之后历史叙事的诗意蕴涵的自然延伸，是海登·怀特像解读文学文本一样去探究历史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实际上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海登·怀特强调了美感的认识性与感官享受的审美性的一体性。故事的意识形态蕴涵则寄托了海登·怀特关于历史书写的理想主义。
海登·怀特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受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影响也比较大。海登·怀特坦言：“克罗奇重新将黑格尔的美学带入现代艺术影响了我。”【19】他认为历史学应该告别19世纪理性主义和写实主义，转而效法20世纪文艺中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要义之一是打破时序，可见正式接触到后现代主义著作之前海登·怀特已经非常不安于室了。”【20】
克罗齐的历史思考主要为其美学思想作哲学辩护，海登·怀特将美学思想引入历史领域则是为了使历史获得新生。他未将具体美学思想概念化和系统化，其借助美学力量改造历史的意图含而不露。海登·怀特继承克罗齐对历史的美学拯救，拒绝将历史非理性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处理。在故事的情节化解释之外，海登·怀特还提出了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后两者完全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如果说“克罗齐的唯今主义转而成为海登·怀特的未来主义”【21】，那么，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通过故事的情节化转而成为海登·怀特的历史审美主义。对此，马兹里什评价道：“（海登·怀特）过于崇拜地对待克罗奇。”【22】由于受到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和尼采的历史悲剧艺术论的影响，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带有历史审美主义的色彩。
显然，海登·怀特关于历史的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完全是一种理性化、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在审美体验中就存在一种广泛的解释学结论，但凡与艺术语言的碰撞，都是与尚未完结的过程的碰撞……”【23】在艺术技巧进入历史领域的同时，艺术（主要是文学艺术）之独特的美学意蕴也渗入了历史。这种状况在历史的情节化层面更集中地体现了出来。因为，其他几种故事解释模式主要倾向于（形式论证式解释）认识和（意识形态蕴涵）伦理层面。如果说“克罗齐的唯今主义转而成为海登·怀特的未来主义”【24】，那么，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通过故事的情节化转而成为海登·怀特的历史审美主义。
此外，海登·怀特审美地理解历史还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认为悲剧是以一种隐喻模式运作历史意识，即悲剧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构想历史。“这样看来，尼采对历史的思考就是他对悲剧思考的一个延伸。”【25】海登·怀特认为尼采的酒神与日神二元论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先天批判的产物，“先把历史转化为艺术，然后努力把美学想像同时用悲剧和喜剧术语转化为对生活的理解。”【26】海登·怀特从历史与艺术的关系上解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道德的谱系》、《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等作品，也表明了他的历史研究是以“审美的眼睛看历史”。
建构历史诗学并非海登·怀特的终极目标。包括海登·怀特本人在内的整个历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叙事的转向的背后是审美的转向。“无法统合的历史学乃是审美对象。”【27】海登·怀特之所以与其他历史学者颇不寻常，是因为“他很早就对审美的层面以及由此发生的问题洞若观火”【28】。正是“审美”让海登·怀特如此游刃有余而又睿智地审视历史，因为他明白：“清除了一切审美观照的陈旧的‘科学历史学’的观念，不过是丧失了人文关怀的历史。”【29】
第四节 历史诗学：一棵生长于历史领域的文化批评之“树”
雅柯布森“隐喻─转喻两极”比喻理论于文学与艺术研究以及施特劳斯“隐喻─转喻二元组合”理论应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研究方法启发了海登·怀特，为他运用四重比喻理论作为历史作品和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海登·怀特对19世纪史学名作的研究发现，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可以体现为四种比喻的语言规则，即同一性语言（隐喻）、外在性语言（转喻）、内存性语言（提喻）和反讽性语言（反讽）。这四种语言规则分别体现了四种历史意识：相似性的隐喻、临近性的转喻、同一性的提喻和对抗性的反讽。
海登·怀特并没有驻足于历史意识的比喻研究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人类深层意识结构的转义考察。这意味着“比喻”不同于“转义”。海登·怀特将“比喻”视为“话语的基本成分，是一种话语转换和漂移的意象”。【30】他将“转义”视为“话语中一个点向另一个点转换的模式”。【31】如果说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在《元史学》和《话语转义学》两书中倾向于一种“比喻创造主义”（figural creation），那么在《形式的内容》、《历史再现与真实性问题》和《比喻实在论》这三本书中就体现为一种“转义发展论”（tropal evolutionism）【32】。在随后的著作中，海登·怀特论证了转义的基础性的认识论意义和转义的生物本体论基础，这意味着其研究视角已由“语言的比喻”转向了“思想的比喻”。
海登·怀特认为话语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转义过程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力、判断力、抽象力和思辨力四种能力的形成过程。在转义的思维过程中，话语就拥有了审美的、认知的、抽象的和伦理的维度。这是一个由“眼”到“身”、到“脑”，再到“心”的知识“内化”的过程，也是由“感性”到“知性”、到“理性”，再到“德性”的不断深化的知识积累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伴有价值取向、情感判断和伦理意志的超越知识之维的思想“升华”。
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的贡献就在于既提供了“转义”的认识论意义，展示了转义模式在话语、现象中的运思过程（隐喻→转喻→提喻→反讽），也发现了“转义”的生物性本体论基础，开掘出人类理性知识之源的深层原因。他认为四重转义过程与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能力形成的四个发展阶段（感觉运动阶段、再现阶段、运作阶段和逻辑阶段）相对应，同时，海登·怀特还认为转义过程也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因为这一过程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形成的四个阶段（浓缩、置换、表征、二次修订）相对应。因此，“走向历史诗学”意味着走向文化现象的转义解释学。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棵生长于历史领域的文化批评之“树”。
海登·怀特历史研究的跨文化做法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一样，是为了还历史以文化的本性。【33】斯宾格勒是一个富于现实感的人，他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动机就在于深入反省西方文化的没落。斯宾格勒提出，西方文化的没落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有特定时、空限度的历史现象，但就其重要性而论，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包含着有关“存在”的重大意义。因而若想阐明西方文化的没落，首先必须弄清“文化”是什么、“历史”是什么，以及两者的内在关系究竟何在？他的基本论点是：“文化是通贯于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34】海登·怀特从历史叙述层面介入西方现实文化，不仅总结历史学科发展得失优劣，在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上给予诗性历史的回答，还由历史意识进入西方文化结构的深层意识之中、文化思维方式中去。如果说斯宾格勒由西方文化没落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对西方历史观念的批判，那么海登·怀特则由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及内在机制的认识论问题展开对西方历史观念的批判，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改造历史研究，把现在从历史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此外，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向文化领域拓展，还深受康德哲学及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首先，康德哲学是先验论哲学，海登·怀特也将话语转义作为一种先验经验。其次，康德将道德与伦理问题引入历史与美学领域，海登·怀特也将道德与伦理问题作为历史诗学的重要思考对象。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温德尔班、李尔凯特、卡西尔等关于一般与个别、直观理论、形式符号理论都对海登·怀特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对海登·怀特影响极大，他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可视为对历史叙事的符号形式哲学解读。【35】海登·怀特取消历史著作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也是受到卡西尔的影响。卡西尔认为，“人类知识的对象无论多么不同，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36】卡西尔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在过去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类符号。与过去认为历史学要么研究历史过程、要么研究历史知识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叙述符号。卡西尔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鼻祖。
当我们谈及海登·怀特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哲学的发起人──卡西尔。卡西尔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复活人类过去创造的符号，是这些符号易读和理解。因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解释方法。【37】卡西尔的这些主张在海登·怀特历史思想中随处可见。他的历史诗学中的某些主张似乎是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历史翻版。
当然，海登·怀特关于历史研究的跨文化主张，还受到19世纪欧洲史学实践的影响。在1966年发表的《历史的负担》一文，海登·怀特就主张历史学家不应封闭在狭隘的圈子里，应该与科学家、艺术家为“理解意识和社会过程的运作提供的独特分析和表征达成一致”【38】。历史学家在研究材料时不仅提出历史学科的问题，还要提出科学的、艺术的、哲学的等诸种问题，即历史研究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这不是时髦的提法，而是传统历史的做法。19世纪初被视为历史学科的古典时期，“不仅因为历史在当时被视作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出现的，而且因为在历史、艺术、科学和哲学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和交流。”【39】他指出，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曾出现过吸收历史学科研究成果的例子。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历史意识”使其避免陷入狭隘的自我表现之中，“证明他们为使文化再生而付出努力的合理性”；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运用历史学科的思想和概念；历史的范畴成为后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主导。【40】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历史意识的重要性。所以，海登·怀特认为19世纪初所取得的感人成就不是“历史感”，而是知识分子愿意在所有领域中跨越一个又一个学科的界限。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可以被称作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历史科学化的发展，历史学家已经陷入艺术与科学的观念窠臼，跨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当代历史学家谈到历史的“艺术”时，只想到小说观念。而当历史学家自诩为科学家时，只是一种科学的名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海登·怀特赞许布克哈特在叔本华哲学观指导下，运用当时最先进的艺术技巧编撰历史的“实验”。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下，布克哈特打破了历史叙述就是“讲故事”的教条，没有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建构完整的历史“情节”。在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中，人们清楚地看到此前从未看到的东西。布克哈特另辟蹊径的怪异性其实正是其历史研究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特性带来的。海登·怀特在论述布克哈特时，将其与绘画的印象派、诗歌领域的波德莱尔相类比，并分析了叔本华悲观哲学的深刻影响。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海登·怀特认为，诺曼·布朗是极少数利用现代艺术技巧的当代历史学家。他将现象学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把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意识数据归纳到同一个本体层面，然后，通过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并置、缠结、归纳和曲解”【41】，获得现象学视野中的历史真实，其历史撰写也达到了波普艺术家或约翰·凯奇在“即兴”作品众多力图达到的艺术效果。海登·怀特认为，在科学与艺术这两种文化交流的氛围中，更好地解决了历史解释中科学因素与艺术因素的关系。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研究的跨文化交流不仅在于各学科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还在于在历史叙述、文学的真实范畴以及纯粹的想象范畴中存在着一个主导隐喻。历史叙述的主导隐喻可使历史研究能够运用当代科学和艺术洞见。卡尔·波普尔等哲学家的研究以及概率理论表明，科学命题的实证主义是幼稚的。实证主义不应在科学陈述与形而上学陈述之间划定严格界限。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是通过主导隐喻来认识世界的。这为历史研究引入诸如控制论、精神分析学等其他学科理论提供了开拓性视野，让历史学家从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包容一切的“客观性”泥潭中走出。“如果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愿意积极参与当代普通的知识和艺术生活，那就不必以现在所用的胆怯和进退维谷的方式维护历史价值。”【42】“当下生活”不仅能够让历史学家走出“历史阴影”，还是维护历史价值的最好方式。主导隐喻的含混性为历史学家创造性地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
海登·怀特主张历史应该积极借鉴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把历史学家从过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只要它拒绝使用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给它提供的窗口，它就仍然是盲目的……”【43】因此，走向历史诗学，意味着开启了一扇人文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大门──新思想、新方法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入。
第五节 历史诗学：回归一种依托于微观体验的“宏观叙事”
1993年波兰历史学家埃娃·多曼斯科采访的十位历史学家中，有五位（海登·怀特、凯尔纳、安克斯密斯、巴恩、丹图）倾向于历史的审美层面，有三位（伊格尔斯、托波尔斯基、吕森）对此保留，戈斯曼与伯克的历史研究中，虽然审美层面没有占据核心位置，但是也出现在他们的研究背景中。【44】因此，发生于历史学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其实是历史写作的审美层面与“科学的和哲学的关切之间的关系问题”【45】。
埃娃教授指出，海登·怀特是最早洞察到历史学的美学转向的学者，别的学者花了十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自柯林伍德的时代以来，历史学繁荣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其多样性中，它与审美事项有了越来越多的相通之处。”【46】海登·怀特之所以与其他历史学者颇不寻常，是因为“他很早就对审美的层面以及由此发生的问题洞若观火”【47】。阿瑟·丹图认为，“美学与科学无法分离。”【48】因而，“清除了一切审美观照的陈旧的‘科学历史学’的观念，不过是丧失了人文关怀的历史。”【49】托波尔斯基将审美的层面从属于有效性和意义的标尺下。【50】
那么，为什么众多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同时倾向于历史研究的审美层面呢？
一、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与人之微观体验
对历史研究的审美关注，意味着历史由重整体性、统一性的宏观叙事转向了重个体性与暂时性的微观体验。罗素认为，历史学除了有求真的价值（对过去有更多的知识）和实用的价值（对未来有更多的智慧），还有心灵的价值、美感的价值。“人生总是局促于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的领域之内的，总是陷于种种现实生活的烦忧和痛苦之中，那往往是繁琐、庸俗、无聊而又摧残人的神经的，因此人生就总有一种要求超脱于现实的龌龊生活之外的向往，一种辱宠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地观照千秋万世的愿望。正像是安那克里昂（Anacreon）之沉湎于醇酒而忘忧，一个历史学家则可以神游于古人或来者的世界，静观过去和未来；这可以提高我们的境界。”【51】
海登·怀特在《走出历史：詹姆森的叙事救赎》一文中指出，詹姆森设想了一种忠实于中世纪先驱的社会诠释学，“其中****革命和肉体变形的意象再次成为完善团体的一种形象。”【52】由于身体意象与身体形象的介入，詹姆森将这种社会诠释学称为社会诗学。詹姆森并不将历史视为一个文本，“我们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它。”【53】在记叙意义上，“历史具有一种实在的而不仅仅是想像的指涉物。”【54】历史的指涉物只能首先经过文本来接近，然后再去领悟其功能。阿尔都塞将这种功能称为“必然性”体验。对詹姆森来说，“问题不是历史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必然性’，以及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当前的经验要求我们，承认‘必然性’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而是过去人类行动者行为的产物。”【55】无论这种“必然性”是什么，首先要去体验，才能理解。在海登·怀特看来，詹姆森想通过批判现代主义叙事，走出“必然性”历史的束缚走进历史是不可能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走进历史，而在于如何走出历史。”【56】海登·怀特没有言明的是，詹姆森忽视了当下意义的人之体验，所以无法“走出”历史。海登·怀特对叙事问题的关注晚于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的分析。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一书标志着海登·怀特也将叙事和叙事性的问题纳入其历史诗学的视野。随后出版的《历史情节化与真实的问题》和《比喻实在论》等书主要探讨了叙事的问题。此后，叙事问题成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重要内容。
从形式上来看，“叙事”是一种“元编码”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人类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实是一条毫无意义的事件之流，生活中的事件被历史学家杂乱无章地记录于编年史中。这样的过去是不能被理解的，因为，过去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情感状态和事件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过去翻译成历史。”【57】这种翻译形式就是叙事。正是想到了“人”，尤其是想到“人之体验”时，海登·怀特才将叙事纳入研究视野。休谟认为，人性是先天性的，是人的一种本能。马克思从社会性上看人性，认为人性是社会性的体现，而罗素从人性上看社会性，认为社会性是人性的一个表现。海登·怀特从历史意识上思考人性，其历史诗学暗含着一种编撰人性化的历史书写的内在要求，倡导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历史哲学。当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与人性问题紧密相连时，叙事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浮出了水面。
从内容上看，所谓“叙事”，就是将“了解的（knowing）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58】。叙事并非仅仅是一种再现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还是“包含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59】。叙事形式不仅担负着将“过去”转换成“历史”的作用，还调整着我们的“现实感”，“我们的‘现实感’始终是一种编织，始终通向某种关于现实为何的叙事来进行调整。”【60】因此，“叙事”形式具有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性和伦理道德。“叙事性的在场既标示着该话语的客观性、严肃性又标示着它的实在性。”【61】叙事如此重要，它不但是历史领域的关注焦点，而且也成为整个人文领域的研究热点。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已经呼吁回归叙事，哲学家试图证明叙事作为一种解释的正当性，神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化批评家等都从叙事中寻找新的突破和灵感。“实际上，在人文领域中，在后现代名义下的整个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便是支持一种有计划的向叙事的回归。”【62】在后现代者集中火力攻击的“宏大叙事”并未消失，而是向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扩散为具体化和体验化的微观叙事。微观体验就是个体体验，即胡塞尔所谓的“不要大钞票，要小零钱”。因为说到底，“生活是这样具体实在，一切抽象都结束了。”【63】也正如利科毕生所证明的：“除了别的以外，历史是有意义的暂时性，是一种能赋予变老过程以意义的暂时******。”【64】
海登·怀特对断续性历史的欣赏，正是关注历史中稍纵即逝的零散的片断的个体体验的结果。“普遍理论从没有成功过；它们的基本前提、概念、解释模型及其元理论的逻辑依据已经一再被表现为是局部性的……”【65】他之所以对利科历史叙事理论感兴趣，是因为利科发现了“深度时间”经验，是死亡和不朽之谜的经验。在《达洛维夫人》、《追忆似水年华》中，可以看到“深度时间”经验所获得的语言表达形式。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连接的桥梁不是语言，而是人之体验。这是康德将道德引入哲学、柯林伍德将道德引入历史的原因。道德感是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感受。海登·怀特最早洞察到历史学的美学转向，发现“破碎的”现实感是人类了解世界、掌握历史的重要方式。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通过“重拾”经典史学家的诸种体验，展示了“小的才是美丽的”（梅迪克），并尽可能地将这些体验概念化、形式化地展示出来，为当代历史编撰者和史学家提供一种在历史中表达自己的体验的方法。
所以，他反对埃娃·多曼斯科教授在大学开始历史方法论课程，认为这门课程无助于学生掌握历史之真谛。如果要在大学开设历史课的话，就应该向学生提供最优秀的历史经典著作，让学生思考、感受、了解其中的历史意识。所谓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融入了现在体验的历史经验。抛开当下意识和现在体验的历史经验只是空谈，这样的过去是一种于事无补、于人无益的“历史的过去”。卡西尔说：“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属于人的领域。离开了人的世界，我们便不能在历史一词独具的意义上谈论历史。”【66】伊格尔斯指出，“随着新的注意力被给予了个人，历史学便再度采取了一种人情味的面貌，但这一次不是给予了上层的权势者而是给予了普通的百姓。”【67】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质疑社会学的历史学前提了。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激进地认为，现代技术性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相结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于尔根·柯斯卡却与他相反，认为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民主体制、公民自由、社会正义和多元文化的威胁。
意大利两位微观历史学家卡罗·金斯堡与卡罗·波尼认为，应该警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技术理性与置于上层权势的历史政治学而编撰面向人民（主要是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微观历史学。于是，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认为历史学由对现代性充满信心的宏大叙事转向批判现代性的微观体验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海登·怀特对历史编撰与阅读中的微观体验的重视与伊格尔斯所说的历史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概念对人人都是相同的，而体验则人人各异。历史学必须传达给人以对于人物或事物的某些具体感受，这就有似于对艺术的美感经验了。”【68】伊格尔斯认为，微观历史学家的历史解释重在“捕捉历史中的人间的和个人的方面”，这是宏观历史学所忽视的。“冷静的分析是被一种难以言传的顿悟所取而代之。”【69】这样，“微观历史学家们就为研究过去的历史感增添了具体感。”【70】于是，我们明白了海登·怀特为什么如此欣赏、看重布克哈特、托克维尔、米什莱在历史编撰中大胆运用那个时代最新艺术技巧了。因为这些艺术技巧最适于表达惟妙惟肖、难以捉摸的微观体验。
问题是，如果历史学仅仅是讲述日常生活琐事的微观历史学，那么它也就不是历史学而返回到机械记录或“日志”的原始状态，“日常生活史可能会退化成为逸闻轶事和发古思之幽情。”【71】“多重声音、多种声部的后现代文化威胁到了社会对共享现实感的‘织造’。”【72】在注重人之微观体验的同时，不应深陷其中，还应超越它上升到对这些体验整体把握的“宏观叙事”。“为了在世界上确立我们的叙事，我们首先都必须处在一种共享的‘现实感’中。”【73】批判现代性、反对宏大叙事的柯斯卡也认为，“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就会使历史知识成为了不可能而导致历史学的‘繁琐化’。”【74】不仅“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75】，而且“当概念延伸到可以覆盖一切时间和地点时，或是包容社会一切时，它们就变得如此空泛以致失去了它们拥有的任何解释价值”【76】。
二、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与“宏观叙事”
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宏大叙事”的终结由人文领域延伸到社会现实，似乎表明了“宏大叙事”与自由思想、多元文化、民主政体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矛盾。但是“宏大叙事”被想象发明的“小小叙事”（利奥塔）所取代并不代表“宏观叙事”的消退。根据利奥塔的理解，“宏大叙事”是一种“哲学元叙事”，是“曾支配一切各种历史哲学，如理性和自由得到逐渐而稳步发展的启蒙运动的故事”【77】。宏大叙事其实用“元话语”“讲述了一个关于整部人类历史的故事……这个故事保证某些科学和某些政治有正确的语用学，因而是正确的实践。”【78】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曾赢得满堂喝彩。
随着时间流逝，利奥塔解构“宏大叙事”局限性慢慢浮出水面。在（利奥塔）倒掉哲学元叙事这盆洗澡水时，把宏大历史叙事这个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在倒掉抽象的马克思阶级理论这盆洗澡水时，把对大规模不平等的社会理论分析这个孩子也一起倒掉了。【79】他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是放在“元话语”上，而非“叙事”上。利奥塔对“宏大”的怀疑“扩展到历史性的叙事及社会理论……确切地说，他直接反对的是社会理论这个规划”【80】。“哲学元叙事”之“元”是一种享有特权的话语，不仅不受历史性、偶然性影响，而且“能够随意安置、描述和评价其他所有的话语”【81】。“元话语”是叙事话语中的主宰者，它使故事太长，从绵长悠远的过去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它涵盖了整个人类的故事（如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元话语叙事”为什么被称为“宏大叙事”的原因。同时，它也使故事太理论化，掩盖了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论化与超时空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反叙事”的，但是社会理论的某种规划与历史性叙事是不应弃除的。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同时，应该考虑一种“宏观叙事”。
“宏观叙事”以有时空边界的事件为基础，并赋予事件形式一致性。“虽然我相信我们应该放弃宏伟的现代主义叙事，但是一般的故事还是需要的。”【82】而“事件”与“故事”是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的两个重要支柱。他说：“当一组特定的事件赋予动机的方式被编码了，提供给读者的就是故事。”【83】事件与故事的区分表明海登·怀特未拒绝历史叙事的一致性或同一性观念，只不过是以形式一致性代替了逻辑一致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完整的同一性”，那么“宏大叙事”则是“破碎的同一性”（唐娜·哈拉威）。【84】历史文本和历史叙事的“同一性”问题无法回避。如海登·怀特在19世纪欧洲经典史学著作中发现了“诗性结构”这一“同一性”问题；在历史学家将一组事件编撰为故事过程中发现了“情节化”这一“同一性”；他认为所有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都有“语言学规则”这一“同一性”。这里的“同一性”是“破碎的”、“断续的”、不受“哲学元话语”安置的“同一性”，是对历史意识的宏观把握。为了打破“完整的同一性”，海登·怀特《元史学》只是选取了19世纪八位史学大师著作分析一个世纪代表性的历史文本所体现的“同一性”。《元史学》之后，甚至这种“断代式”史学研究也消失了──他主要进行“传记式”、“专题式”研究。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一方面拒绝了太长太抽象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以“宏观叙事”的理论规划和整体把握避免了微观历史学的“繁琐化”。这就不难理解，“尽管他（利奥塔）责难宏大的整体性的故事，但他还是叙述了一个关于大规模社会趋势的相当宏大的故事。”【85】因为，对“宏大叙事”的批评离不开“宏观叙事”的理论规划。“假使蒸发掉历史连续性和记忆的所有意义，假使拒绝元叙事，那么留给历史学家的惟一角色就是如福柯坚持认为的那样，成为过去的考古学家……”【86】而且，“追求瞬间冲击力的另外一面是相应地丧失深度。”【87】历史学家既要避免失去“同一性”而成为“过去的考古学家”，又不能“丧失深度”，那么唯有在历史叙事中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的紧密结合。
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一书中反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其实是为了强调一种宏观的叙事形式。没有它，历史叙事无法进行。但是这种宏观叙事形式里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微观叙事内容。海登·怀特反复强调当代历史编撰应该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因为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适合于表现鲜活的个体体验。海登·怀特之所以对贡布里奇摒弃致力于通过拓展的国家叙事、意象和概念作为使命的国家文学史，“设想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让文学破碎成数百个返回生活本身的‘小入口’，为了想起过去的世界而表现所谓的‘文学事件’。”【88】在评论结构主义历史观时，海登·怀特已表明了他基于微观体验的宏观叙事思想，“作为完整的事件，每一个都是一种个体的发生（一种对抗任何普遍性前提和还原为特殊性集合的‘具体普遍性’），历史似乎只是任何结构主义者希望逃避的状况。”【89】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无疑在向我们昭示：“理论家们所建构的广义的社会叙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叙事提供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另一些形象化的描述，它们对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化描述提供了另一些批判性的选择；它们可以提供象征性的文化源泉，各个团体可以用这一源泉来重新定义自身、其社会处境和可能的未来状况。”【90】在此意义上，“走向历史诗学”也意味着回归一种依托于微观体验的“宏观叙事”，或者说“走向历史诗学”是对历史叙事采取一种“既要大钞票”、又“要小零钱”的包容性态度。正所谓“诗学理论既应该是照顾到逻辑的分析，也照顾到人生的智慧”【91】。
第六节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反本质主义诗学与本质主义倾向
历史诗学如果不是基于艺术经验和生活的实际状况，便会走向理论主义和本质主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为了“解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诗学。他对“事件”与“故事”区分虽然奠定了历史诗学的根基，但是，纵观海登·怀特的研究著述，他很少考虑“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生活本身，其关注焦点主要是“故事”。在事件/故事、事件/事实这两组概念中，海登·怀特采取了“前轻后重”的“解构”策略。这就使得其历史诗学具有脱离艺术实践经验与实际生活的本质主义倾向。
一、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诗学【92】
1.从批判目标来看，海登·怀特历史诗学针对的是传统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历史观念
海登·怀特《元史学》一书从语言着手，分析历史文本的语言特质，揭示了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联系，强调历史语言所具有的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想象性和创作性。他一反传统史学理论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知识，而以历史文本和历史语言为研究对象。因此，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历史哲学，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以历史文献记录或历史遗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客观主义历史学。如果说，客观主义历史学注重于历史事件的文献性、实证性与还原性，那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则强调历史事件的虚构性、隐喻性与话语性。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总是有限的、片面的，所以总会有其主观上的局限性，所以不可能是真正‘客观的’。大家即使一致认同的，也并不就等于客观。雨后的天空会出现彩虹，它是人所共见的，但彩虹是客观存在的吗？每个时代、每个群体、每个个人都会有其局限性或偏见，因此，传统史学家所谓的那种意义上的‘客观如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93】
福柯《话语秩序》研究了知识、权力和****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知识背后的权力与****因素。受其启发，海登·怀特《元史学》运用系谱学研究了历史话语背后的真、善、美及转义要素。他寻找的并非历史意识的起源，而是想弄清历史话语中历史意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分析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与兰克）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马克思、黑格尔、克罗齐和尼采）的话语档案，描述了19世纪历史知识的差异性、断裂性与变动性状态，揭示了深层历史意识的演变关系，由历史之“事”转向历史之“言”与历史之“心”。
1995年，海登·怀特在回应马维克（Marwich）对《元史学》一书的质疑时，指出：“对我来说，历史书写是发明性的而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风格’观念，如果把历史学家文本视为明显的修辞创作的话，人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学家在书写中或通过书写有效地建构话语的主题，而且能看到他们最终所写的与其说是一个在研究过程中创建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个想像中构成了最初关注对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想像》一书中把‘历史诗学’构想为一种不同历史理论循环的替代。”【94】直到《元史学》问世20年后，海登·怀特还在为发轫于古希腊的“历史诗学”思想进行辩护，其反客观主义历史观念的决心可见一斑。
正如何兆武所言：“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史料学，史料是一堆砖瓦建材，但是要建筑历史学上的大厦，却有赖于乃至取决于历史学家精心勾绘的那张蓝图。”【95】“那张勾绘的蓝图”其实就是对史料的阐释。阐释的方法、视角不同，相同的史料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是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以及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强调的观点。
《历史中的阐释》（1972年）一文写于《元史学》一书正式出版之前，该文从解释学角度论述了历史著述中阐释的必要性、阐释的方法和阐释的层面。海登·怀特明确指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事件的描述、罗列与再现，还包含着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这是历史记录太多太少的缘故造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再现历史进程中某一时刻所有历史事件，必须排除与叙事目的无关的事件。有时，历史学家可能要补充历史记录中缺少的事件，阐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等。“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对叙事中反映的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96】他通过提出“元史学”概念来证明阐释策略的正当性，并认为“正宗历史”与“元史学”的区分模糊了历史编撰中阐释的性质。德罗伊森、黑格尔、尼采和克罗齐四位19世纪重要历史理论家拒绝追随兰克的客观性神话，都强调历史学家对过去事实的能动发明，并对历史阐释进行了四重分类。德罗伊森认为阐释是必要的，因为历史记录是不完整的；尼采坚持认为要达到“客观性”，就必须在历史编撰中阐释事件；黑格尔和克罗齐也都确立历史学家阐释过去的认知权威性，坚持认为历史学家理解事实须要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为导引。
上述坚持阐释论历史观者，都否认实证主义的历史客观性，而主张另一种“客观性”。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文本是运用散文话语中见到的文学再现的结果。尼采认为历史的客观性不是科学家的那种客观性，而是戏剧家的那种客观性，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戏剧性地思维。黑格尔和克罗齐把历史撰修置于文学艺术当中，把诗意直觉作为历史学家洞察现实的基础。“他们相信诗歌是一种认识形式，实际上是一切认识的基础。”【97】那些关注历史科学地位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历史叙事的阐释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