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工作室
犀苑
从最初的气恼、无奈到逐渐习惯，我自己慢慢调整适应：与人合作要多想人家的优点。传统技艺的丢失不是他们的过错。和城里一些做油了胃口做大了的施工队不同，这些刚刚起步的施工队慢是慢点，生是生点，却十分认真，对承接了这么“大”的工程有点诚惶诚恐。有工做，已经是一种满足。他们没有套路，听话，愿意学习，还特别不怕修改，只要挣点微薄的工钱。他们有点质朴，也有点狡黠，还有一点我始料不及的上进心。为了避免大片墙面抹灰不平整，我干脆用乱抹以掩盖瑕疵。当然这也有另一种难度，它不像平整抹灰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需要掌握分寸。另一个难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管怎么示范，那些民工千方百计总要把它抹平，但又不能真正抹平，弄得两头不靠。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心里暗暗打着些算盘：首先，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城里人修的房子连“衣服都不穿”（指不贴瓷砖），当真那么没钱；其次，他们认为自己下死劲去抹还是抹得平的，就这样乱抹有点看不起人嘛；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怕以后会用“没有抹平”作为理由来扣工钱！我们划定了一块示范段，并规定抹平了才拿不到工钱。农民兄弟们你推我戳地笑成一团，觉得遇到了傻瓜。但将近完工的某一天，我正摸着墙壁检查效果，墙头上突然有个声音说，刘工，这****的还是有点好看呢。
在乡村盖房子自有其乐趣。川西平原，节奏舒缓。“菜花黄，明月东方，日西方。”“活儿比命长。”劳动力亦工亦农，放下裤脚修房子，卷起裤脚下田。我们的工地氛围跟从耕种季节，农忙冷清，农闲热烈，抢收抢种的五月间只有包工头蹲在墙头上兀自抽烟。工程不大，就那么些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下工地的时候会有人在墙角打个招呼，手上拎个灰刀，脸上脏兮兮笑嘻嘻的。当然，是个甲方都急，但也不真正急成什么样。反正不卖，也不向某个日子献礼，毕竟不像城里的房子，是某种强大规则下急吼吼的经济作物或政治作物。散漫是散漫，“明七暗八正九点”，但总是在做，所以总有个完。
1997年发表在《建筑师》上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一文，记录了我在乡村完成这几幢房子的体会。由于“低技策略”这个概念，好多人记住了我。十年过去，不再有人提那些建筑，却经常有人提起“低技策略”这个词和那段文字，足见比作品影响力更长久的是思想：“……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力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一条适用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
建筑设计和写作颇有几分相似：都是一种设计。都要先有一个构思（往往先有结局），然后想方设法寻找合理性，甚至制造合理性向这个结局走去，就像是实施阴谋。立意、架构、序列、节奏、伏笔、分寸、整体感、细节……所有这些用语和其含义都很近似。对一个从文艺青年转身而来的建筑师来说，建筑学不是学识和技术，而是常识加智慧。纵使还不成熟，但由于相对更熟悉那套调动感受的法则，因此比较容易避免贫乏平庸，营造出某种美学感染力。建筑学需要这些。今天看来，那些早期作品，可能更多是表面特征的而非内在风格的，是文学的而不一定是哲学的，更像是好故事而不是诗，也未必真正抓住了建筑学的核心价值，但它们已经是建筑了，虽然建筑学远远不止这些。
我在潜心于这几个乡村建筑的同时，也在干着设计院的政府大工程。这两类工程的指向如此不同，以至于崔恺后来看了戏称为“变脸”。我老大不小了，半路回家，重新起步，需要抓紧学习，必须要掌握的技术我正是在设计院恶补的。两年间，我已经懂得建造活动是怎样一件社会性系统性的事。办公室的同事教会我怎样画施工图，也带给我关于这个行业的现实感。老一辈建筑师不经意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人家出钱让你生活，又出钱实现你的想法，其他不要太计较了。”“这个细部人家是看不见，但是你自己心里看得见。”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进入当代建筑学的语境。虽然设计院的同事尽是建筑师，但当年好些人对学术思潮并无兴趣。我知道建筑学比起我在学校里知道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尚不在圈子里，建筑学前沿发生的事对我而言像些传闻。我不知道哪个建筑师在哪个位置，当年吓了我一跳的安藤纠夫后来又译成了安藤忠雄。巴拉干，我那么喜欢，但早知道他那么有名我也不敢学他了。出差日本，我亲手去摸了摸槙文彦、矶崎新、安藤忠雄的作品，那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落差使我既兴奋又失落。
我交了辞职书，使很多同事感到愕然。几个房子画下来，从心理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建筑师了，而且我也考取了注册证，设计院也更器重我了，用一个领导的话说是“浪子回头”。在设计院，我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前程。当我突然提出辞职的时候，有人分析我是在闹条件。当时真的许给了我当总建筑师、副院长什么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那个材料，我还是辞职了。今天回想起来，我确实相当莽撞，但当时一切情绪都很真实，人有时候会被一些细节左右：我想要一张特别大的工作台，但我没有一个要与众不同的理由，我说不出口。使我沉溺于中的那些小房子，和生产与收费无关。我在公共工程上翻来覆去的修改，给大家造成的返工，在设计院的流程中是个让大家努力容忍的麻烦，而不那样做我感受不到设计的乐趣，那样做了我自己又很内疚。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设计院通常那样——以一个不热爱建筑设计、不知建筑设计本身乐趣或本身对设计没有见地的人来当领头人，虽然确实是一种管理的需要，但也确实抹去了当一个建筑师最内在的那一点满足。
我晓得创业十分辛苦，前程未卜，如同运动员上场前先去趟厕所一样，我甚至匆匆忙忙赶完了后来发表在《今天》上的那个长篇《明月构想》，准备接下来有一番苦战。但我没料到竟是如此艰难。好在我也有个底，大不了一无所有又当一回知青。北京三磊公司支持我度过了最初的基本生存。张永和在紫竹院那个寒酸而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工作室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在一条仿古街上，三层坡顶楼的顶层，空间很高，只是停车不便，底层二层又是个茶楼，甲方来找我时开始总有接待女郎笑脸相迎，但一听不是喝茶的马上又给个冷脸。搬家的原因却不是这个。公司结构的模糊和思维结构的冲突使该发生的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朋友都做不成。拆伙就像小离婚。我现在的工作室空间差多了，不过是普通的商住楼，但好在是在一个生活方便的老社区里，窗口常飘来饭馆的菜香或馊臭。“把建筑放在了生活里”，这是一个老外最近随口说出的观感，它成了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上好理由。
转眼就是十年！从1999年成立事务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里。一年到头，日理万机，忙于各种工程。这些工程千差万别，但基本关注点差不多一样：梦想和现实的平衡，本土资源和国际潮流的融合。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野逸幽深，随机布局。一种结合当地施工水准的非正规工法使这组建筑有了实验性，糅合草根俚语使学院传统重现活力。
四川美院雕塑系馆：在基地的苛刻限制下以对天光的最大争取来决定造型。对材料，尤其是人工的刻意运用。同样的人工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会难以承受，而在此则是富于人性的廉价资源。
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之钟”博物馆：利用而不是回避商业和文化的矛盾，将商业现实的纷繁和历史遗存的静谧分别极端化，强化各自的感染力，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场所感，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庙宇和周边世俗生活的依存关系。
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客房中心：用化整为零的方式把大体量公共建筑转化为山水间的细密体块，使可能破坏环境的“多”变为以“多”为特色。用遍布乡镇的普通水泥材料替换传统砖瓦材料，构筑当代中国村落。
上海青浦新城建设展示中心：以刻意的简单平凡应对复杂多变，用层层递进的公共空间把政府建筑表隋转换为平易近人。
广州时代玫瑰园公共空间系统：用架空的城市小路穿越封闭的小区花园，探讨城市孤岛和公共空间的社会融合关系，以及重合城市绿地和小区花园的可能性。
多年的本土实践已经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种方向。早年表现为“低技策略”，现在我自己称为“处理现实”。我自认为它已经从某种手法发展为一种方法论，可以称为直面现实、利用条件、解决问题，或称为反扭现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处理现实还是被现实处理？现实究竟是什么？很难说得清楚。在向未来的疾驶中，现实是正在慢慢变硬的幻象。
建筑设计和写作还是相当不同的：操作文字和操作物质。线性阅读和瞬间呈现。叙述之内和叙述之外。从一点展开想象和被物质包容。打不成省略号，一笔都不能虚。不是独自完成而是组织社会资源，就像导演。弄不好不是锁在抽屉里，弄不好要死人……
由于曾经是文艺青年，做建筑的这些年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建筑设计和写作之间的联系，回答很困难。“多一个参照系多一个判断角度。”“区分它们也许比联系更重要，弄清不同工具所长，避免用钥匙砍柴用斧头开门。”我尽力再说清楚些：建筑首先是要把人和自然分开，然后把想要的东西从自然那儿拿回来。怎样分怎样拿？建筑最动人的部分是其中最笨拙难言的那部分，词语可以让它慧根挪移。无中生有，参与造物，建筑学沾点神性；砖石土木，逻辑结构，建筑学情商不高。文字是人发明的并为人之中属于人的那部分感知，而高低硬软却是人之中动物那部分就已知的。熟铜烂铁，它们有明确的物理属性，铁和铜的文明属性呢？有点乱了。物质很古老，建筑很原始，建筑设计也许需要比写作更原始的能力。建筑的本质就在那些物质中，建筑不是什么的媒介和象征，它“直接就是”。站在做对了的建筑面前你会觉得做错了什么……噢，我到底想说什么？
还有几个十年？长年生活工作在一个地方究竟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限制？我常常想，不肯定。位处西南腹地，周遭大山环绕的四川是有点封闭，好在这已经是一个交通发达、信息过剩的时代了，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缺乏交流而在于难以沉淀。“少不入川”，生活在这里，可能会土点懒点，但也因此可能保留一份质朴和从容。从平原中心的城市驾车出去几个小时，你可以经历从湿地水草到苔藓地衣的植物学断层，同时也路过汉、羌地段抵达雪域藏地。从时尚到蛮荒，这种风土人情的清晰剖面可以让人很容易感知一个世界的完整结构，避免认知单一感受贫乏。关于混杂丰富和融汇一炉，火锅应该算是一个象征吧。
玉米的生存策略和稻谷不同：玉米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便于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待在一个中等地区，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也许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而不那么容易迷失在超大都市流行主题的幻觉里——显然，这是我后找的理由，但也许有点道理。
越真实的理由往往越没道理：我母亲在成都，九十多岁了！最大的乐趣是看见儿孙就在跟前。我是她晚结的果子。孝就是顺。此外，一个人选择生活在成都，基本上就意味着野心不大，我的野心从未大过我的惰性。
“5·12”汶川地震那一刻我其实在上海，第一时间的信息是：八级！就在成都！我刚刚参加过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评审，清楚八级意味着什么。妻儿老小，至爱亲朋，当确信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的那个苍茫时刻，我才刻骨铭心地意识到：我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只有我自己不在！关于救灾重建我做的一切，扪心自问，真正的动因可能不是出自人道良知，也不大像是借机建功立业，更像是出自愧疚，是将功补过般的积极。
建筑设计和写作也许还有更内在的相似：往深处做，关键是找到自己以便放下，做事要发自内心。用废墟材料做“再生砖”，为普通女孩建纪念馆……都不像以往的设计那样受人委托，搜肠刮肚，而是涌浪一翻就在眼前。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事对社会意义大不大其实都不那么重要，是我自己非做不可。这样做，只是因为我身在四川，又是个建筑师。
我是四川人。尽管祖籍河北，爱吃饺子，我还是四川人。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父亲葬在青城后山。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做建筑。建筑设计不只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文学爱好一样，它也是我漫游精神高峰和心灵深处的导游。这两样都是一辈子不够用的苦活，好处是可以让人一生向上。平行宇宙，循环时间，在哪里都是自己在，在哪里都在自己里。如果舞台不亮，自己修炼放光；不能海阔天空，那就深深挖掘。“在所有的建筑中我最喜欢井”。
200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