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红卫兵手臂如林，挥舞着红宝书。人群汇成了巨大的红色海洋。这天，毛泽东登上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做了重大调整。
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局面。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他这时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他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年轻人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势如破竹的闯劲。当然，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毛泽东思前想后斟酌这个问题。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动群众的机会，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后第一次身着军装同群众见面。其举动其含义已超越军装本身的特质。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提出要穿军装，不仅意味着他要亲身参与并领导这次“革命”，也暗示着对军队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希望。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地点依然放在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这个象征“天下平安”的地方，再次被历史选中。毛泽东一改只有五一、十一登上天安门与群众共同庆祝节日的习惯，而是在不到半年时间，八次登上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将他的“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革命愿望传达给了全国的年轻人。
提到天安门广场的八次接见，不得不涉及“红卫兵”这个特有名词。
时间要追溯到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圆明园的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个名字。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红卫兵”——就在这群不到二十岁青少年的稚嫩而庄严宣誓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也就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6月2日，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一百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江青，要她将其转给他们敬爱的毛主席。
这些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响亮应答。
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即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全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红卫兵递上去的大字报被毛泽东提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由此红卫兵组织也获得了合法性。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成为红卫兵们“横扫一切”的尚方宝剑。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无上荣光的名称与荣誉。“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政治命运，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就这样，原本在一张小字报上署名的“红卫兵”，竟然由此发展为全国炙手可热的组织与称谓，也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有的产物与代名词。
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表态半个多月后，1966年8月18日，他正式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这一天，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此前，毛泽东肯定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消息已经传开，各地大中学校里成立的不少红卫兵组织纷纷派代表来北京学习。他们给毛泽东写信，并要求接见。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他得知参加大会的红卫兵向他提出要求接见，欣然应允。可是要穿绿军装的要求，让中央警卫局一时犯了难，因为他们是半夜才接到毛主席要穿军装的通知，事先没有准备，好不容易，才算从一位身材与毛泽东相当的同志那里找到了一套勉强能套上的军装。
凌晨，来自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红卫兵接到了“毛泽东主席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消息。霎时，数十万名红卫兵无比激动，迅速集结到天安门广场。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的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千计的北京红卫兵代表。
这天半夜，钱嗣杰也接到了毛泽东要检阅红卫兵的通知。获悉消息，他赶紧起身准备拍摄器材，与新影厂、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奔往天安门城楼。抵达城楼时，天色即将破晓，他们从天安门城楼往下一看，晨曦中的广场，已是人山人海，呼声震天。
红旗、红宝书、红袖章，汇成了红彤彤的沸腾海洋。
红卫兵来得早，毛泽东来得也不迟。清晨五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穿着一套缀有红帽徽、红领章的绿色军装，乘车前来。他准备从天安门城楼下通过金水桥再登上城楼。抵达金水桥后，他并没有马上登楼，而是走下车在金水桥下与群众寒暄，向他们挥手致意。他情绪饱满地在人群前转了一圈才回到金水桥上，随后又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广场上的群众挥动。隔了好一会儿，他才戴上军帽，依依不舍地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七时三十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认真地看着林彪、周恩来对一百万红卫兵发表讲话。林彪拖着长长的湖北腔，长篇大论般地发表着空洞且激进的言论。
从此，这个熟悉且陌生的声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回荡了六年之久……
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他在用镜头记录这一非常时刻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灵的震撼。这一天，他看见了一个无比热爱毛泽东的狂热“海洋”，这个“海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毛泽东的形象套上了耀眼的光环，并且迅速被神化，数百万的人民在这个“海洋”中沐浴着亲见伟人的激动与幸福。站在观礼台和广场的几万名红卫兵跳起来有节奏地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一刻，亲见毛泽东的心情，或许用笔墨已经难以准确形容，那是今天的青年人所无法理解与体会的。
面对百万红卫兵小将的“狂热”，毛泽东也同样表达着激动与兴奋。在巨大的浪潮面前，他不断地挥舞着帽子高呼：“人民万岁！”向百万群众回礼。他忘记了自己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为了满足群众观瞻自己面容的需求，在数百米的城楼长廊上，由东走到西，再由西走到东……
这次运动规模很大，毛泽东真实地体味到了群众被发动起来所爆发的力量。他不断与身边的林彪、周恩来等人交换意见，诉说他的感受。这一天林彪的情绪出奇的好，同以前病恹恹的模样判若两人。
在钱嗣杰的印象中，林彪一直是孱孱弱弱，话语中显得底气不足。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开口却出口成章，井井有条，思维逻辑缜密。那些一套一套“吹捧”毛泽东的讲话与语录，基本都是史无前例“创造性”的总结，足以引发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与迷信。
对于林彪来说，8月18日是他一次非同寻常的亮相，对他的意义至关重大。
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一片沸腾；而城楼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中央领导人排列顺序非常熟悉的钱嗣杰，也发现了眼前大起大落的变化。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都挂着愁容与困惑。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名单次序的站位，原来第二位的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则一下跃升为了第二位，成为党中央实际上唯一的副主席，理所当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就连名不见经传的陈伯达竟然也被排到了朱德、邓小平之前。
钱嗣杰的眼睛扫向检阅台，发现陈云没有到会，大概一个多小时后，陈云才来到检阅台上，但他没有去他应该站的位置上，只是往天安门广场上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没有多会儿他又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处境最为艰难的当然是刘少奇。他远远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满面愁云，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站累了，他便走进城楼正厅歇息，而毛泽东已先他进入，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点头示意。钱嗣杰此时拍下的照片，至今都能感受当时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氛，由此可见伟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心灵距离，这种距离也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写照。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显得也很沉闷。毛泽东与他握手时，他没有多少笑意，尽管毛泽东的举动表明了自己对贺龙的信任。
这一天，城楼上还安排了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现在说来也是起来“造反”的积极分子。近距离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在一个城楼上的荣耀降临在他们头上。大会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这些红卫兵代表交谈。他首先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
这天，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大会上，上前将一枚印有“红卫兵”字样的清华大学附中的红袖章套在毛泽东的衣袖上，毛泽东很是配合，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要武嘛！”毛泽东听罢，意味深长地说。
城楼上的许多细节都被钱嗣杰的镜头一一捕捉。第二天新华社报道：“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报道中所谓的“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便是宋彬彬，后来她为了表示自己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将自己的名字改作“宋要武”。谁料想世事变迁，随着运动的推进，多数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竟在一夜间变成了“黑五类”。红极一时的“宋要武”未能逃脱厄运。她的父亲宋任穷也被打倒。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足足待了六个多小时。钱嗣杰也跟在后面拍了六个多小时。当时并没有数码相机，更没有无线上网设备，而拍摄的照片胶卷必须经过暗房制作才能变为新闻照片，记者们是怎样保证在不耽误拍摄的前提下快速将片子拿到新华社暗房去冲洗的呢？这个难题，在钱嗣杰这些经验丰富的记者面前已不算难题。原来，记者们在活动这天采取兵分两路的办法，一路人马在城楼上拍照，一路人马在城楼下“守株待兔”。城楼上的记者拍满一卷，就将胶卷装进黑色布袋里“丢”下城楼，守候城楼下的人准确“接货”。“货”到手后再赶紧送往新华社冲洗。这种办法的确行之有效，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采用。
然而这一次拍摄，却令钱嗣杰感到有些为难。不同以往的是，天安门城楼上来了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城楼下金水桥上也拥进了很多红卫兵。因此，城楼上下几乎没有一点儿空隙的地方可以投掷胶卷。倘若按照以前的办法将胶卷往下“丢”，搞不好真的会导致资料丢失，延误新闻报道工作。钱嗣杰很是着急，他一边拍照，一边用眼睛仔细地观察着。突然，他发现城楼西北角一侧城楼上下的人都很少，于是，他边打手势将下面的同志调到城楼西北角的城根旁，边将胶卷用黑色布袋装好，看准城楼下方人员站位后投掷。这样，终于保证了在毛泽东接见还没有结束之时，大幅照片已经能够冲洗出来并送往各大报纸的印刷厂。第二天一早，人们还没有从头一天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就看到了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光辉形象。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超过几亿人次，其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也就是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新华社在这天大会的报道中，将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是一个重要政治信号，在此之前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宣布。此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也为日后打倒刘少奇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赞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是这四个“伟大”的定位，将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疯狂的顶峰。一时间，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铺天盖地遍布全国城乡各个角落，人人胸前一枚像章，人人手里一本语录，“老三篇”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赞颂毛泽东的歌曲与毛主席语录歌日夜响个不停，上至九旬老人，下到三岁乳娃，人人会唱《东方红》，人人会跳“忠字舞”……
【8月下旬起，红卫兵们又开始了一项重大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联”。无数红卫兵形成的潮水在祖国的交通命脉上涌动，为了见到伟大领袖，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拥进了北京城。】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
在中央的支持下，政治热情极高的青年学生开始了他们憧憬的“革命”活动。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
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
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将中关村改为“革命村”，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奔向南京路，冲击“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舆论宣传的大肆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就席卷中国大地。
年轻的红卫兵们凭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干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首都，一些红卫兵甚至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还要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代之以竖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的雕塑等等。当时，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劝阻，避免混乱局面的蔓延。
那个时代，人们的名字也带上了时代特色，许多人纷纷改名，为使其更具有革命性。上面提到的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人写大字报给周恩来，要求总理也改名换姓。周恩来说：“我过去在战斗年代没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时没改名字，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更不用改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后人名恐怕要排号了，如‘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
周恩来的名字最终没有改，但他居住的地方却迫于环境改了名。西花厅更名为“向阳厅”。对于不妨大局的事情，周恩来尽量委曲求全，向红卫兵让步；但对于明显错误的举动，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制止。
红卫兵为了消灭封建主义，曾策划清抄故宫。周恩来获悉，紧急决定关闭故宫的大门，并部署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往守护。明清两朝留下来的建筑奇迹这才免遭劫难。
红卫兵们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成“绿灯停、红灯行”，对此，周恩来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他先从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讲述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来说明不能这样做的道理。
还有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的极端口号，周恩来也没有硬性斥责。他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这个基本事实为出发点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有一次，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处理发生在北部边境城市海拉尔的一起涉外事件，向冲到国际列车上去“革命”的红卫兵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给外国人开车”的理由。
然而，红卫兵运动如汹涌的狂潮，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在红卫兵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同“破四旧”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或破坏，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祖国文化遗产被洗劫或废弃；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的住宅遭到肆意冲抄，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受到人格侮辱，任意打骂或绑架关押的行为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
从8月下旬起，红卫兵们又开始了一项重大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联”。
8月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并对学生的串联活动表示了肯定态度。消息一经报纸公布，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出三四千人到全国各重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联，就地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由此，北京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与此同时，各地的红卫兵，首先是离北京较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学生涌入京城，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向首都红卫兵取“造反”之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一规定大大鼓励了学生的串联活动，此后，大串联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进京串联的学生一天就达几万人十几万人。北京各大中小学的教室、饭厅都住满了学生，车站、广场也都挤满了学生。不仅住的地方紧缺，吃饭、坐车都成了问题。
这时期，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学生运动已处于无力控制的状态，学生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自由性。来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人一来就不愿再走。曾经有一个时期，进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多得无法接待，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放在今天，这是天大的商机；但那个时候，红卫兵大串联，什么都可以不带，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走哪里都不会有人提到钱字。红卫兵串联来京接受检阅，费用由国家开支。全中国一时间表面上就好似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坐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旅馆同样不花钱。
由于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一直是由周恩来负责，最辛苦的也还是他。周恩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力，苦撑危局。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已经达到极限。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四十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发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二百三十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千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是周恩来亲自过问。
9月7日，周恩来接见来京串联的学生们。他苦口婆心：“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那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招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彼此有矛盾。”他劝学生们分批离京。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肯走。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人数多达百万之众。但是，串联并没有被遏止，反而更加扩大。来京的学生已不仅限于代表，学生凡持有学校的证明即可免费乘车、吃饭。北京的学生还印发了一种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外出串联的人数也急剧增长。
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
一千多万学生在大江南北如狂潮涌动。学生们除了乘坐车、船，还出现了许多选择步行串联的队伍。随着天气渐凉，问题也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的人生病，甚至发生个别学生死亡事件。可是，大串联的劲头丝毫没有因天气的寒冷而稍减，仍有无数人已经出发或即将出发进京。
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几乎每个车厢都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列车严重超员经常晚点，正常出差、旅行的人不能正常行止，串联的学生也不能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产秩序都被打乱。学生们拥到哪里，哪里人民的正常生活就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的铁路、餐饮等部门都在超负荷地运转，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情接连发生，国家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已不是人力所能约束或限制了。
狂热中，人们期待着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检阅，盼望着一次又一次对他奉献“忠心”。毛泽东在人民这样炽热情感中，一次又一次亮出他信赖人民闹革命的姿态，一次又一次与人民互动交融。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第四次才正式排序。其中有六次翻出了新的接见花样。第八次接见不仅是天安门沸腾“红海洋”的大终结，也是翻新花样最多的一次接见，人数也创历史新高，竟达二百五十余万。】
从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登上城楼接见一次红卫兵，到这年11月下旬，他共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
尽管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检阅的也并不限于红卫兵，就连《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也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可事实上，这次接见为以后举行更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进行了一次“铺路”，这次似乎与红卫兵无关的接见却命中注定地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开端。
不到半个月，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人们依然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接见，更不可能想到对接见次数进行排序。第二次接见完毕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但是，这一次红卫兵成为宣传接见凸显的主体。
又过去了半个月，毛泽东在9月15日第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接见，还是没有排序，报道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1966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同庆佳节。这一天报道的题目是：《毛主席检阅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其实，主体人群依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
真正标明次数是在10月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成为《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可见，没有将上一次国庆节的大检阅包括在八次接见之中。也许，中央有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11月3日毛泽东的再次接见变成了第六次检阅。《人民日报》自圆其说，解释道：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
也就是说，从第六次接见开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才算有了编序。而好景不长，后面仅仅编到了第七次与第八次。自此，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活动便画上了句号。
按以上日期计算，毛泽东平均十二天左右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一次，每次发动人数都在百万人以上，其频率与人数都是历史罕见，也是人类史上少有的。
毛泽东从期盼接见红卫兵到惊讶红卫兵怎么见也见不完，逐渐有了一个认识和态度上变化的过程。刚开始，不仅红卫兵提出要见毛主席，毛泽东本人也多次提出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后，他就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地见到红卫兵。他甚至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多见群众。
由于接见太频繁，往往是一次组织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组织。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也要参加。为了满足红卫兵和毛主席相见的愿望，也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事先不知要出多少方案。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些政治前途岌岌可危的老领导们，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站立位置怎么排；镜头如何见报等等诸如此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每次接见完毕后，他都要当场进行总结。大家知道周恩来抓得很紧，要求又非常严格，各个组的头头都不敢怠慢，活动一完就及时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完后又开始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
接见中最为要紧的是保卫工作，大家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泽东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当时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就直接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三十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
钱嗣杰至今都记得，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非常着急，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万一开始后又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表示：“不等了，开会。”这时，只见陈伯达笑眯眯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得工作人员直翻白眼，搞得钱嗣杰不得不再拍了一次领导集体的镜头。
“陈伯达迟到事件”只是城楼上的一个小插曲。发生在摄影记者身上的事情也有不少。第一次与第二次接见，保卫组因为想多让一些摄影记者上来参加报道，就又放了几个上城楼拍照。毛泽东一出现，记者们只顾拍摄，也忘记了身处的是天安门城楼。人多地方小，记者呼啦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泽东，照个没完，秩序顿时大乱。钱嗣杰这样的随行记者反而被挤到一边去了。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依然如故。这一次周恩来不愿意了，他叫来保卫组严格把关，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不能如此没有秩序。没想到保卫组被周恩来一批评，干脆将周恩来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又没有摄影记者了。周恩来见状，又是生气，赶紧命令临时调人。这才解决了摄影记者一时短缺的问题。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即将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周恩来一夜未眠，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是疲惫。会场上许多人见状，都十分替总理的身体担心。
毛泽东不仅一次又一次登临城楼与百万红卫兵见面，而且每一次接见形式都有所不同。除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外，另外六次都推陈出新，接见在表现上显得变化多端。
第三次接见选择在9月15日下午五点四十分。这次接见一改白天接见的方式，选在了黄昏时分。原来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突感身体不适。他在13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这封信，就将接见定在了15日下午五时。那天，毛泽东好在逐渐康复，如期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满足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的心愿。
由于红卫兵被看成是毛主席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加之交通食宿一律免费，如此史无前例地免费“旅游”岂不乐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至沓来，依凭火车、汽车乃至长途步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家向往着北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一个——要见到毛主席。于是，充斥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不几天就会聚集一百多万人。
第三次不仅接见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虽然都出来露了面，但名次的排列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形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后，毛泽东率众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钱嗣杰跟在前面引导车上负责拍摄，刚开始秩序还好，但不一会儿就乱了。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毛主席。毛泽东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万岁”的红卫兵围堵。学生们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队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解放军指战员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一道人墙。钱嗣杰镜头前都是拥挤的人群，他无法拍摄到毛泽东的镜头，无奈之下，干脆下车挤到毛泽东车子前去拍摄。这时，只见毛泽东站在车中，安详地注视着眼前沸腾的人群。而那些挤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个个都是热泪盈眶，嗓子喊哑。似乎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毛主席。
如此拥挤与混乱，连林彪都有些紧张。不住地对站着的毛泽东说：“主席，请你坐下。”此时，毛泽东正沉浸在激动与幸福之中，哪里肯听劝？他没有动。贺龙跟着也要求主席坐下，毛泽东还是没有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见状，不顾一切地从后面的车上跳了下来，冲到毛泽东的车跟前，大声要求：“主席，请坐下！”看到周恩来焦急的表情，毛泽东这才坐了回去。周恩来紧接着又奋力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呼喊：“请大家让开！让开！”
江青也尖着嗓子，拿着话筒叫道：“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
就在毛泽东的检阅车寸步难行之时，天安门城楼上指挥部的人居高临下，也看见了广场上的混乱局面，马上派出一支解放军队伍，由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前来“救驾”。指战员毕竟训练有素，很快就将混乱的红卫兵队伍与车队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泽东等人接走。钱嗣杰这才松了一口气，庆幸终于解了围。等半夜回到家，发觉脊背很痛，他这才想起，晚上将精力集中放在抢拍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镜头上，后面的红卫兵使劲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儿不知。
由于这次接见场面比较混乱，接见之后，中央内部围绕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出版的第十六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毕竟红卫兵运动业已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第二种声音不仅没有力量“灭火”，而且很快就被“唾弃”。
10月18日，毛泽东又要接见红卫兵了，这是他的第五次接见。这回接见的方式再次有了新的变化，不是像10月1日国庆节那样由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而是红卫兵坐着，毛泽东“游行”。
因为有了第三次接见的教训，为防止红卫兵大乱阵脚，数万名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严密的警戒线，将三点五公里的长安街两侧绵延着的二百万红卫兵队伍与主马路隔开。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与注意事项。道路两侧的红卫兵为了等候毛泽东接见，怀揣四个鸡蛋和半斤馒头，午夜十二点就陆陆续续前来，耐心地坐在马路边。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蹲着，再后来就站着，最后一排站在马路牙子上还要伸长脖子，否则眼睛里除了后脑勺就是挥舞的手臂。这可是关键时刻，谁也不允许被剥夺视觉的盛宴与精神的洗礼。尽管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总体大家还算遵守纪律。
终于，毛主席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拥向马路中间，毛泽东的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有人发现毛主席低头和司机说了几句话，他们对着口形理解，毛主席是在对司机说：“你开慢点……”这一下，更多的人感动得哭了，这是领袖对他们红卫兵小将最大的鼓舞。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兴致远不如前几次高。据毛泽东的警卫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无奈的神情，而且表情一直很严肃。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他的内心活动。在10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过：“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到了1966年10月底，外地红卫兵来北京越来越多，红卫兵到了北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见毛主席，见不到就不走。对于红卫兵的要求谁也不能怠慢也不敢怠慢。估计邀请客人的主人也一时想不到红卫兵会有如此大的能量，无奈之中，毛泽东只好11月3日，第六次接见了红卫兵。这一次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二百万人。方式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三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
上午十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是二百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急促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三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接受接见。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还有钢笔、钱票等等。不夸张地说，当时遗留的物品足可以开个遗失物品展览会。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他在那里见到一座小山般的衣物堆，要想找到自己的鞋袜，无疑是大海捞针。于是，在管理工作人员指点下，他干脆随便找了一双鞋袜穿上。
二百万红卫兵终于走了，可接着又来了超过二百万的红卫兵，毛泽东不再心甘情愿被红卫兵推着往前走。他曾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道：“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联，搞成这么大的事。”
而后，他见红卫兵源源不断地拥向北京，焦急地询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此时周恩来也精疲力竭，只得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面露疑惑：“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周恩来叹了口气。
于是，毛泽东在11月11日再次接见了红卫兵。
这一次还是翻出了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六十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千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十五公里。车队全部过完后，又有三十万群众拥向天安门，总共，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
第七次接见后，北京的红卫兵依然有增无减。想请这些红卫兵早日离京，那么只能继续尽快接见。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算作第八次接见，用两天的时间让在北京的红卫兵全都参加接见。
第八次接见不仅是天安门沸腾“红海洋”的大终结，也是翻新花样最多的一次接见，人数也创历史新高，达到二百五十万。11月25日这一天，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那天几乎全北京城万人空巷，包括老人孩子所有老百姓全都走出门户。各单位都有通知，让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待。很久很久，车队才出现在视线里。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后面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这一次为避免群众围观，车子开得很快，人们基本看不清车上的人，一辆接着一辆开了过去。在过铁路线时，车子慢了一些。这一慢，竟也慢出了麻烦，给了群众一个“围堵”的机会，大家立刻拥上来，车子被围困在人群中动弹不得。毛泽东只好下车，由警卫开路，一边走一边近距离向群众挥手致意，绕道到不远的钓鱼台国宾馆才得以休息。
第二天接见安排以天安门为起点，终点放在西郊机场，此计划与毛泽东1949年春从西柏坡进京正好相反。那一次是先在西郊机场举行的进城仪式，然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四十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二百万人，人山人海，几乎把机场挤崩。
毛泽东从西郊机场回到中南海，如释重负，他将不必无休止地接见红卫兵了。随后，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以后串联不再实行免费接待。
一旦失去了免费的午餐，人们大大放缓了串联的脚步。北京得以喘息。
既然“文化大革命”烈火已呈燎原之势，串联、接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面对广场上“似天渊翻覆”的人群，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他来到城楼下与红卫兵零距离接触。摄影记者几乎被人群推到一边，他挡住了红卫兵的视线。】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当中，第四次，也就是1966年10月1日那天的接见应着重一笔。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一百五十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这是第一次公开高呼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国庆节白天的毛泽东没有穿绿军装，而是身着他平日喜欢的灰色中山服。他一会儿穿过城楼走廊同共产党阵营的外国领袖握手，一会儿又与党政军各界负责人见面，一会儿还要同全国各界的观礼代表交谈。当然，他更多的时间是站在城楼上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
中午时分，毛泽东由城楼外走廊回到大殿休息，尽管城楼下人声鼎沸，但从一早就开始接见的他实在有些累了。往往这个时候，医护人员就会劝主席到大殿里休息。
毛泽东走进休息厅，前来参加国庆活动澳大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也在休息室里坐着，见毛泽东进来，便起身迎上前去。两人愉快地攀谈起来。广场上的喧闹不断传来。毛泽东笑笑，指着城楼下广场上的学生，对希尔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谈话的时候，刘少奇就坐在不远的对面。钱嗣杰看见刘少奇情绪不太好，也没有拍摄他的镜头。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时，刘默不作声，仿佛毛泽东的这些话与他无关，广场上喊出打倒他的口号也与他无关。看似置身事外的他，内心正承受着无法摆脱的巨大的压力。
与刘少奇的沉默相反，毛泽东谈兴甚浓。他在与澳大利亚外宾会见后，又与林彪亲切交谈，两人拿着一份林彪的发言稿，商量了半天。正说着，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端着水杯，拿着药准备请毛泽东服用。毛刚吃下药，大殿外跑进了一个小姑娘。钱嗣杰定睛一看，原来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只见她一身绿军装，右臂上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头上扎着两条短辫，一蹦一跳地来到毛泽东跟前。她双脚立正，喊了一声“毛主席”，然后举手敬了个军礼。钱嗣杰此时站在一边，觉得这个场面很好，只可惜林豆豆这个举动来得太快，使得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举起相机抓拍照片，林豆豆已经礼毕。只见毛泽东笑哈哈地望着这位可爱的“小将”。钱嗣杰借机赶紧对林豆豆说：“豆豆，你再给主席敬个礼！再敬一个！”
林豆豆正是二十岁的年纪，青春活泼，也天真单纯。她二话没说，就又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钱嗣杰和《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同时拍下了这个场面。休息厅里的气氛也因林豆豆的天真的举动而变得活跃起来。
此时，林彪的老婆叶群又走了进来。“文革”中，叶群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她不仅可以自由进出天安门大殿等场所，甚至也可以随便带人与毛泽东相见。这与一年多前在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需要长时间等待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叶群身后跟着一个农民打扮的中老年女社员。她就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苏州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
顾原本是一位憨厚的贫下中农。她淳朴、正直，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情感。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她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各项运动，被选为先进代表人物，深得当地人民的好评。1964年，全国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叶群蹲点在顾阿桃家乡苏州太仓沙溪。时年五旬的顾阿桃，虽然目不识丁，可是能说会道，背诵“毛主席语录”几乎是一字不差。这引起了叶群的注意，也使得这位极其寻常的农村妇女，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被推向全国。顾阿桃与她所在的沙溪公社洪泾大队高频率地出现在报纸广播上。一夜之间，顾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革”初期，宣传顾阿桃的成功成为叶群为谋得政治资本的一份“业绩”。
1966年国庆节，顾阿桃代表家乡人民，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叶群借助可以去见毛泽东的便利条件，单独带着顾阿桃走进大殿，将她树立的“典型”带到了毛主席面前。
毛泽东并未在意叶群此举出于何种考虑，他握着顾阿桃的手，很是开心。作为一个普通农民，这等政治荣誉来得太突然，幸福来得太快，以至于能说会道的她，一下子不知如何表达，就是笑得合不拢嘴。经叶群在一边提醒，顾阿桃才想起应当向主席介绍她学习的心得体会。一场口若悬河的“谈家常”，更让毛泽东兴奋，他喜欢听老百姓同自己唠嗑。
顾阿桃也由于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很快被选为太仓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前后一共七次见到毛主席。“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次，她去省里开会，有些老干部把对林彪的痛恨发泄在她身上，她感到十分困惑与痛苦。在这紧要时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林彪的反党野心隐藏得这么深，我们许多革命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都看不出来，何况一个普通老百姓？！”顾阿桃这才得以解围，没有被继续追究。然而，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光环逐渐暗淡，那页风光的历史已经翻过，沉入人们渐渐远去的记忆。
1966年的国庆节，在毛泽东身上还发生了几件事情，令钱嗣杰难以忘怀。
那天下午，毛泽东亲自走下城楼，到中山公园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好几次，他都被热情过头的红卫兵们团团围住。红卫兵们拉着毛泽东的手不放，同时无数双手又伸了过来，层层叠叠。毛泽东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跟随左右的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吓坏了。他们奋力将毛泽东拦在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人群的“围追”。有几次，他们不得不将毛主席从人群中拽出保护起来。身陷重围的毛泽东满眼是晃动的人脸，耳边除了欢呼，什么话也听不清楚。傍晚，毛泽东终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大家以为整个白天毛泽东城楼上接见了无数群众，估计晚上不会再去天安门观看焰火。
而钱嗣杰这天晚上没有敢离开中南海记者值班室，冥冥之中，他有一种感觉，总觉得毛泽东像是兴致未尽，万一突然来个什么想法，会措手不及。果然，晚上不到八点，他在值班室接到电话通知：主席要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礼花。钱嗣杰放下电话，立即拿上照相机，乘坐吉普跟着主席的车驶出了中南海。正如钱嗣杰感觉的那样，毛泽东吃罢饭，兴致依然很高，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走，到天安门看礼花去！”他换上绿军装，要看看还在沸腾的天安门。
此时，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活动与以往一样，由周恩来主持，各国来宾一一被邀，坐在事先摆放的圆桌前，一边喝茶交谈，一边观看礼花。记者镜头里只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叶剑英、汪东兴、江青等人的身影。因为毛泽东没来，林彪自然也就不在现场。
晚上八点半，天安门广场上依然人山人海，探照灯四下“扫射”着载歌载舞的人群，延续着白天的喧闹。
毛泽东的车先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他要停下来看看。参加晚会的群众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突然降临。毛泽东刚走下车就被眼尖的群众发现，人群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拥了过来，一下子就把他的陪同人员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人挤散了。城楼上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突然亲临城楼下的电话，也赶了下来。警卫战士开道，护送毛泽东来到了金水桥上。江青、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则在金水桥上恭候。
金水桥下的群众发现伟大领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喜出望外。
金水桥是一座连接天安门城楼与广场之间的汉白玉石桥，毛泽东站在拱桥的制高点上，与广场的群众仅十米之遥，这样的距离很容易被人潮冲击。关键时刻，警卫公安战士们奋力拉起一道人墙，挡住了拥上金水桥的群众。
毛泽东高高站立，从容不迫地掏出香烟，点燃，慢慢地吸着。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其他领导人陆续下来，围在主席身边。当时，江青还很注意身份，一般不会离毛泽东距离太近；然而，毛泽东席地坐下，无意之间，两人坐在了一起。江青本能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觉得这样近地与丈夫并肩而坐不太合适，于是赶紧挪开位置，挥手让周恩来坐到毛泽东身旁。因为林彪缺席，这天晚上钱嗣杰的镜头里，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唱主角。
毛泽东刚一坐下，忙碌在人群中拍摄的钱嗣杰忽然发现主席与群众之间有一块空地，这可是抢拍照片的好地方！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站着把镜头对准毛泽东。没想到才拍摄了两张，身后的红卫兵小将们就已按捺不住，他们气愤地高喊：“让开，让开，你挡住我们了……”一个红卫兵毫不客气地推了钱嗣杰一把。
钱嗣杰朝后一望，天啊，那是无数双不满的眼睛。他知道此时如果自己再拦在群众前头工作，连照相机也会难保。他只好遵从民意蹲下身子，让到一边。可是这么一蹲，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毛泽东在金水桥上与周恩来等人席地而坐的精彩照片是钱嗣杰的代表作之一，殊不知，一幅精彩照片的拍摄是多么不易！
【1966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事件改变了整个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接替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国庆节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社论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了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位置，并且要将其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
毛泽东天天阅读红卫兵小报，加上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文革”运动虽然点燃了熊熊烈火，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没有解决好。
于是，他将自己的认识在林彪国庆节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
当时陈伯达和张春桥专门为林彪起草讲话稿。他们紧跟毛泽东的思路，在讲话稿中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这个提法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原意，毛泽东在讲话稿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字。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到毛泽东申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渐严重，眼见江河日下，周恩来忧心忡忡。而他所能做的只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陶铸也认为“反革命”这个词太重，没有余地，可能会伤害无辜。毛泽东终于采纳了陶铸的意见，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张春桥见陶铸与自己唱反调，心怀不满，于是就以陶铸提法不符合语法为由，希望毛泽东再改回去。毛泽东想了想没有同意，他稍微变更，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这样，林彪讲话中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红旗》杂志社论使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者说法随即成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人民敲锣打鼓举行游行，欢呼“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表。
《红旗》杂志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认为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同时批评了周恩来的“和稀泥”和“折衷主义”倾向。会后，他们把记录送呈毛泽东。
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
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两天后，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感到压力。此时，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将其重点归纳为“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中，无论是“走资派”还是“糊涂人”都在他要触及灵魂的范畴内。毛泽东非常满意这个报告，经他批准，陈的讲话被印发全党学习。
由于被报告点名，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迫于压力，在全体会议上做了检讨，并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他写道：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在邓小平的发言稿上他写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从毛泽东批示看，他对刘、邓二人尚留有余地。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甚至这样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他一手鼓励刘、邓二人振作，推动高层领导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又继续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推波助澜。会议期间，他第六次检阅了红卫兵。加之林彪、陈伯达讲话的出台，已经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之火烧得更旺了。
1966年11月10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局势的发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等为首的一些工厂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串联筹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对其予以承认，并对群众进行了说服教育。市委此举被王洪文等人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0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孰料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竟然号召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致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北上告状是革命行动，要求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联”，以至“停产闹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往上海处理事件。张春桥抵达上海后，发表了支持“工总司”的讲话，他表示：“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同时，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
张春桥的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毛泽东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张春桥，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开始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他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恰在此时，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为接见画上了句号。新华社在发表消息时，明确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吃饭、乘车也不再实行免费。此后，大串联的潮流开始消退。
“安亭事件”之后，工人阶级正式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逐步取代了红卫兵的作用，成了“文革”运动的主力军。
也是“安亭事件”，促使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做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
林彪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这一重大部署的用意。
于是，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以暴风骤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蓬勃兴起。
进入12月，“倒刘”狂潮逐步形成。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领导“倒刘”行动。
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而其间的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的生日。
那天当晚，中办征得毛泽东同意，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前总是会到场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等人这一次并没有参加。吃饭还是按照毛泽东以往过生日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会议一样。毛泽东的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回忆，毛泽东在讲话中谈道：“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