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目的在于要回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但是他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很委婉地向朝廷提出的。他首先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武昌已经收复，连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同时，他还大力宣扬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为湘军涂脂抹粉。这还不算，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意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虽然曾国藩的目的是要回水陆师，但是没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按道理说，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统帅，要回支援出去的军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面对上级，面对同僚，他深知这样做的效果绝不会太好。因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更为稳妥。而胡林翼也是一个有眼色的人，他对曾国藩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他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而自己并没有随军指挥。这就等于给了曾国藩一个暗示，曾国藩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赶来会晤李杨二将，顺势将部队接收了回来。这也是模糊对策的成功应用，它对于军心的稳定和团结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只讲原则，会被人看作是呆板，但只讲灵活，又会被看成是圆滑。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但是要把握好火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太平军如何平定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和朝廷是有分歧的，而且这个分歧还不小。朝廷认为重点在于北防，这也不难理解，所以催促湘军北上。但是曾国藩认为，要想阻止太平军北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其老巢--天京，还有重要的根据地安庆，来个围魏救赵，这样他们就会回援这两个地方，不可能北上了。他说：“自古办窃号之匪，与办流寇不同。剿办流寇，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匪，则应剪其枝叶，并捣老巢。”因为“窃号之匪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在曾国藩进驻安庆20余里外的高桥时，清政府的江南大屏障江南大营溃败，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前去增援，但是曾国藩苦于分身乏术并没有听命。清政府想复苏保浙，但是曾国藩认为必须以上游为立足的根木，江南大营就是因为未占据上游而失败的，那么攻取安庆就显得尤为重要。苏常已失，再去花大力气已经没有必要，湘军以两湖为根本，如果大举东援，那就失去了依托，这是很危险的。而太平军东线获胜后，必然西征，来争夺上游，这样湘军东援，丢失了上游的战略要地，即使保浙复苏成功也没有意义了。
当然，曾国藩处在那样的高位，他自然不能和朝廷对着干，为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先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上表朝廷立即组建新军，作出数月后将大举东援的表象。实际上还是以攻取上游为主要的战略目标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做法是正确的。
曾国藩没有和朝廷激烈争论或者消极抵抗，而是不断寻求共识，同时照顾朝廷的面子，在战略部署上做模糊的处理。这样不但坚持了自己的既定方针，又避免和朝廷发生正面的冲突。而事实也证明朝廷的看法是缺乏远见的，所以只好让曾国藩灵活指挥了。
曾国藩这样做是首先是以自保为目的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自己处于明显的弱势，去硬碰硬是没有好下场的。
一日一心得
曾国藩善用迂回曲折藏巧于拙的处事手段。这里的巧可以理解为真实的目的、意图，拙可以理解为所采用的委婉、曲折的办法。掩藏起自己的真实目的，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实现它，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碍，即使遇到同样的阻碍，但是阻力也要小很多，这样成功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自强但别逞强
曾国藩语录：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一个人当在自我修炼中强固才能，但不可在逞能斗狠上逞强；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事业成败，靠人谋，也赖机遇，不可强求。
关于自强和逞强，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他说：“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强，就是要体现一种强毅之气，即由内而外、心平气和、安重深沉、刚强柔韧的一种气势，犹如孟子笔下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至强，充塞于天地之间。所谓强毅，强就是刚强、坚强；毅就是弘毅、柔韧。而逞强也是一种强，却是一种刚愎自用，是舍弃了坚强、柔韧的品德，而想用气势去胜别人，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夸张敷衍而已。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毅与刚愎，二者形似，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
强毅是一种美德，而刚愎则是人性中最大的败德之一，它集中了许多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如自满、无知、嫉妒等，是为人处世致败取祸的一大主因。倔强得过了头，就变成了一种刚愎。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在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的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时候过于“刚”了，就变得倔强，达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也因此吃过亏。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兵困祁门就是自己固执、刚愎自用的结果。
祁门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南北两面全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从形势上看，祁门似乎十分安全。于是曾国藩将大营扎于此处，以为进可以东出山路，攻取芜湖，威逼南京，打开皖南局势，退也可立于不败之地，与天京外围的曾国荃互相策应。当他选定这里时，曾国荃、李元度都极力反对，当时在他帐下充当幕僚的李鸿章更加反对，他认为祁门是兵书中所谓的“绝地”，绝不可扎营。曾国藩执意不听，七月三日，他自宿松启程，调总兵鲍超部五千人，朱品隆、唐义训部三千人，共近万人，七月二十八日，抵祁门扎营。
皖南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天京的北面屏障。李秀成见曾国藩向皖南移动兵力，知有企图，于是与陈玉成会商，八月份，率大军分五路向祁门攻来。曾国藩兵势单薄，自处绝地，险些丧命。这正是他刚愎自用导致的后果。所幸左宗棠、鲍超率兵拼力抵抗，兼之李秀成并未摸清曾国藩的真正底细，没有全力攻打，曾国藩才侥幸逃脱。
另外，在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现了非常固执的一面。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至交，他与彭玉麟是曾国藩的两大知己。曾国藩从军后，经历多番磨难，许多部下都有反复，惟有李元度与彭玉麟始终追随他，为之效力奔走。但李元度不善用兵，不能为将。祁门一败失利时，李元度被调守徽州，当时他已成孤军，因此李鸿章主张弃守，曾国藩却执意坚壁死守。结果李元度一时兴起，擅自出城接战，一战即溃，兵败城失，他无颜回见曾国藩，私自离开守地。曾国藩找了他好久，开始还以为他阵亡了，很是悲痛了一阵子。后来得知他竟然没死。他不由得勃然大怒，决定弹劾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由于他与李元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尽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对弹劾的决定。
李鸿章率领众幕僚前去求情，曾国藩则固执己见：“我自有道理，你们就不用管了。”
李鸿章非常冲动说：“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此地不可久留。”
没想到曾国藩说：“悉听尊便。”
曾国藩最终弹劾了李元度。李鸿章觉得曾国藩如此固执，很难共事，就愤然辞去了幕僚之职。
“刚”是曾国藩的性格本色，但是，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的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但好在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自省的人，也是一个很善于积极改进的人。虽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认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那么就会持之以恒地改掉它。并且，他勤奋读书，书里的真知灼见确实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坚持，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曾国藩的固执、倔强、刚愎自用让自己吃了亏，得到了教训，因此他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点。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理想性格特征。可以说，曾国藩性格中的“柔”就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刚一柔，柔中显刚，主静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诚如曾国藩这样的“圣人”、“完人”也是有性格弱点的，这种性格弱点也会让他身陷困境、逆境，但是，他们懂得及时汲取教训，积极改变，从而完善自己的性格。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因此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性格弱点，乃至缺陷。但是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声名显赫者被金钱地位撑起了气势，于是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被掩盖了。平常也许并不那么显现，但往往在关键时刻，这种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变成了致命的短板，让他们身陷漩涡，却怎么也靠不了岸。
该出手时果断出手
曾国藩语录：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在中国历史上，唐初宰相魏徵以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著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魏徵就会据理力争，进行劝说，即使唐太宗因此而大发脾气，他也毫不畏惧，照旧慷慨陈词。
唐太宗对魏徵是既赏识又敬畏的。魏徵病逝后，唐太宗悲伤地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与不对。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面镜子。”
一个英明的皇帝是愿意接受忠心的大臣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会让自己的声望更高，更得人心，更加稳固自己的统治。而面对英明的君主，臣子们也是敢于进谏的。但是如果面对一个不那么英明的君主，如果还去直言进谏，直陈时弊，甚至是指出君主的失当之处，这不仅仅需要忠心，还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和长远的眼光。
曾国藩一生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谨行慎思。但是，再胆小的人也有胆子大一回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处世稳妥，以致以“忍”成事，但是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果断出手的时候。
有的人做事优柔寡断，结果就是屡屡错失良机，每每事后痛悔不已；有的人做事容易冲动，往往感情用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处事就不会走这两个极端，他的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三思、慎思，考虑周全；他的小心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提前避开危险。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他不同于这几点的果敢之举。虽然体现得不多，但是都很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关键时刻要敢于出手，也要果断出手。
清朝的政治风气，自道光以后萎靡之风盛行，人才严重匮乏。这和皇帝的好恶和执政者们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道光朝的大学士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却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而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还有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气是怎样的了。但是，就是这样人人“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曾国藩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斗胆直言时弊，并直接指出要改变当前的政治风气全在皇帝的态度，可谓忠心可鉴、勇气可嘉。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当时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直陈时务的奏疏。
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地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想想看，这种矛头直指皇帝的上奏将意味着什么，而且敢这么直言批评皇帝的作为，这在封建社会是要被杀头的。而且当时的政治风气已经形成日久，人人自保，谁还愿意去出这个风头。但是一向为官小心谨慎的曾国藩出了这个风头，而且还出了个大风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