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敬畏之心更是一种清醒的态度，时刻提醒自己戒骄戒躁。这就如同居安思危一样，只有危机意识很强的人才能做到时刻存敬畏之心。曾国藩的敬畏之心让他一生小心谨慎做人，也让他因此步步高升，官运亨通，最后得意全身而退。这一点在今天的官场也是很适用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荣耀，也能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一日一心得
那些能够保持长期进步的人都是存有敬畏之心的人，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懈怠会葬送掉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点成绩。他们不会急着去享受成功，即使拥有更大的成功，也只会让他们更加清醒，而不是更加迷失自己、放纵自己，这样的人才会是长盛不衰的。
贪心重，身心累
曾国藩语录：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论语·宪问》中说：“素位而行，不尤不怨。”意思就是说，根据平日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责备怪（他人或自己），也不埋怨（他人或自己）。一个人之所以变得贪婪，就是因为他没有素位而行，总是看着那些自己还没有得到的。如果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还不能办到，那就只好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结果，往往身败名裂，惨淡收场。人要学会知足，我们常说“知足者常乐”，一个不知足的人活得比别人都累。
《老子·俭欲第四十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说，罪恶没有大过放纵欲望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觉得快乐满足的。一些人的贪心就来自于叔本华的那句话：“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拥有什么，却总是想着自己缺什么。”
曾国藩生活在晚清乱世，而且位高权重，如果想以权谋私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恰恰是在人们眼中最有机会贪的人却很知道知足，一生清廉俭朴。曾国藩曾写了一首《知足歌》：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过无人资，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困君带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
芳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
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抬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伎。
在曾国藩看来，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他知道贪对自己的身心是十分不利的，自己一辈子潜心修养得来的一切都会因为贪而付之东流。这样一个知足的人必然是一个清廉的官。
道光二十年（1840），30岁的曾国藩入京为官。这一年，曾国藩立定了“学做圣人”的大志。而“好利之心”是程朱理学特别着力克制乃至消灭的“人欲”之一，自然也是曾国藩的重要反思内容。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时任礼部尚书的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虽然是做京官，但是待遇是很差的。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四品升到了二品，两年后又补礼部右侍郎。按清制，侍郎级高官，年收入可达620两，再加上津贴，共1420两。但是交往开支增加，曾国藩仍是一介穷京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正主考的差旅费定为2000两银子，实际花费不足1000两。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还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也在千两左右。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不但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家1000两银子，分别用于还债和赠送族戚，他说：“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手中掌握了兵权，过手的军饷数目巨大，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动过贪的念头，相反还对军队里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说：“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用李鸿章来作对比，就更可以凸显曾国藩的清廉知足。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曾国藩后来官至极品，但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同治十一年（1872），他去世了，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虽然身为一品大员，但是葬礼办得很是简朴。
可以说曾国藩一辈子安享清贫，和他同级别的官员中可怕找不出像他这样俭朴生活的。更为可贵的是，曾国藩这样做不是做个别人看，而是既修养自己的身心，又用来教育子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内心对这些是知足的。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必将后患无穷。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张廷玉是清代康、雍、乾三朝重臣。他所得荣宠旷古罕有，一是雍正在遗诏中命其“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廷玉一人。”二是乾隆初年因监修《明史》，赐三等伯，谕旨中说：“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然而，张廷玉的晚年却是在抑郁恐惧中度过的，先是因为“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乾隆帝恐其酿成“朋党之祸”，“烛几摧萌”；再是为保身后“配享”与乾隆帝较劲，非得乾隆再给他一纸承诺，惹得龙颜大怒，“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虽然在张廷玉死后乾隆“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但乾隆也从张廷玉身上总结了深刻的教训：“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张廷玉屹立三朝，奉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规，可惜自毁晚节，并累及子弟宾客，张廷玉的过失是不能“知足”。
张廷玉做不到的，曾国藩做到了。张廷玉“配享太庙”已在雍正的册命之中，为何还非要再给其儿子“一言为券”呢？真是贪心不足反而失去了已经得到的。相较之下，曾国藩无疑是做得聪明的，值得敬佩的。
一日一心得
《中庸》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才是真正的知足和满足。
拿鸡蛋碰石头不是勇气，而是傻气
曾国藩语录：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鹰要高飞，独自觅食，需要毛羽丰盈之后才会出动。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没有选准时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莽撞行事是很危险的。所以，《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小心谨慎的曾国藩知道，如果没有抓好时机就仓促出兵，那他辛辛苦苦训练的湘勇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胜利，还会让那些本就等着看笑话的地方官员更加讥讽自己，这对自己的仕途是很不利的。
曾国藩初建湘军只有一万来人，拿这一万多还没有训练成型的湘勇去抵抗太平军的百万之师，显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找灭亡。明知道自己无力抵抗，还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显示的不是勇气，而是傻气。以曾国藩的聪明，自然是不会去干这种傻事的。于是有了四次违抗皇帝圣旨，而且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这些绝情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