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西迁，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专门做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其中详实说明了文物西迁过程，却没有丝毫提及个人在这艰苦卓绝的十年中的贡献。
有谁知道，正是在他披肝沥胆救搞国宝之际，他那从军的小儿子马文冲在南京保卫战中身负重伤，撤之武汉救治，住院70多天。正在主持中路文物运输的马衡路过武汉，前去医院，儿子刚做完手术，还没有从深度麻醉中醒来，马衡在他床边守候良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从不落泪的马衡此时落泪了。他不能守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子身边，国宝在等待他的组织保护，他有儿子，但他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如此挥泪而去，终不能与儿子说一句话。而病榻前昏睡的马文冲甚至不能领略如此舐犊情深的表露……
又有谁知道，当马衡护卫着国宝长途跋涉时，1940年，他的身在上海的妻子叶薇卿却终因病重而逝。烽火连天，夫妻不得互扶，叶薇卿终年才56岁。
幸有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对马衡之大功还是清楚的，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的序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期间，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文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
马衡为人的崇高品德，为人方正，他的刚直无私，淡泊名利，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甚至就是在国难当头中，也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他是一个大默如雷之人。
马衡对国宝文物的又一个卓越的贡献，是在1948年前后，他千方百计地保护下了留在北平的珍贵文物，使其不曾离开故宫。
有谁会想到，无比珍贵的故宫国宝会经受如此之多的磨难，而故宫文物的捍卫者又要经受如此之多的命运的抉择。1948年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在院长马衡缺席的情况下，决定把存放在南京的文物中选择精品运往台湾。而北平文物的迁运工作，却一拖再拖，每次上面催促，马衡都有理由，比如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等。朱家溍先生回忆说：北平和平解放了，有一天，我问马院长：“是不是本意就不打算空运古物？”马院长点燃一枝雪茄，连吸几口，从鼻孔冒出两缕烟，微笑着说：“我们彼此会心不远吧。”……他告诉我：他的儿子马彦祥在解放区，早就设法和他联系过，所以他决定不走，并且尽可能使空运古物不成事实。
事实上，马衡的气节也使他不愿意离开大陆。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北平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时，马衡是名列其中的，但他一拖再拖，终于留在了大陆。
马衡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他整个家族的选择。他的大儿子马太龙早在抗战初期就离开了重庆政府，不愿意再与这个没有前途的腐败政府绑在一起。他的次子马彦祥早已作为共产党的骨干活跃在中国戏坛之上。1949年春天，他是作为北平军管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首批人员进入的北京，当时的职务是文管会文艺部副部长兼旧剧处处长。他的小儿子马文冲经历最为坎坷，抗战初期重伤之后，被马衡接到重庆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养了近一年的伤，刚好黄埔军校入川，马文冲就归校担任了骑兵科助教，一年后又回军队任职，重返前线。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就劝其子早日转业。1946年马文冲所在部队上了内战前线，辞行时马衡正告其子：国家大病之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你切勿卷入内战，否则将死无葬生之地。马文冲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岂可惜死？马衡听后大怒曰：我岂教你贪生怕死，当年你奔赴抗日前线，我不是教导你要英勇杀敌吗？为保卫祖国而战，战死也光荣。如今你为少数人的意志卖命，进行祸国殃民的内战，你穿这身军装走在人前，人皆侧目而视，你不觉得可耻吗？
父亲的当头捧喝唤醒了梦中人，马文冲未曾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的军队，但他也无力摆脱那旧有的轨道，他去了台湾。然而父亲的召唤竟然会如此振聋发聩，马文冲回忆:“他那时候教育我，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祖国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马衡就通过他在香港大学教书的五弟马鑑劝马文冲快快回来。一年之后，马文冲带着妻儿竟然奇迹般地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回到了他亲爱的父亲身边。
母亲，我并不想在马衡先生的晚年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过的不幸和稀泥，将曾经有过的深深的隐痛化解为乌有，就象我并不想把我母系家族曾经发生过的悲欢离合从我记忆中轻易抹掉一样。
马衡先生面临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在那个语境里，他不是大师，而是幼儿园小朋友，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了。从言谈举止，到灵魂深处。
而这一切，马衡是缺乏准备的，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去准备。他全部的精力，一以贯之地花在他终身热爱的金石文物工作上。1951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工作是相当的繁重，马衡的心思却没有化在政治上，他精神十足地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贴”，就是当时的他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如此地不重视学习，不讲究政治，不洗心革面，不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对时局的演变又如此懵懂，糊涂一片，自然就会换来第一阵暴风骤雨的狂轰。1952年，“三反运动”来了，马衡和故宫的一批干部被揪了出来，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在故宫幽灵般流传：深山必有老虎，马衡既然在故宫工作了30多年，他就不可能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这种假设有罪的逻辑，让玉人般的马衡连回驳的准备都没有。这一切都实在是太荒唐了，从马衡这里自然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于是便去讯问马衡的司机，司机话;马院长上班下班，从来就是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他怎么可能盗窃贪污呢。
查了马衡两个月的问题，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得做罢。但就此罢体又太便宜了马衡，于是找了马衡的别的缺点，架子大，和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这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意见。有人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来整治他，让这个七十岁的古稀老人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到故宫后门外和那些人力车夫坐在一起学习。马衡这么大的一个学问家，一辈子与书打交道，何尝遇到这样的精神上打击。幸而不久之后郭沫若知道了这一消息，连忙让人通知他回去，他这才算是得了解放。
虽然用不着再和人力车夫坐在一起学习了，但马衡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却也因此被解职，他被调任全国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这对马衡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他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27年，其中有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多值战乱，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新旧政权交相更替，他始终以保护故宫文物为己任，尽职尽责，此情此心，可谓杜鹃泣血，披肝沥胆。他那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本该永载青史，谁曾想还要受到如此地污蔑。他一生性格平和、为人慎独严谨，从不轻下判断，他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相信共产党的重大抉择，他不能怀疑自己的抉择，又不能接受某些人对他的污辱。他的晚年进入了精神上极大的苦闷之中。
另有一件事情也让他心事重重。他好不容易才把小儿子从台湾召唤回来，但小儿子的生活并不尽人意。从台湾回来后他就参加了革命培训班，最后被分配在了山东单县教书，作为内控的人员，马文冲得不到政府的信任。此时的父亲已经无力像战时那样照顾这个小儿子，只能让他在当地好好工作。
尽管他精神很苦闷，马衡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宫，马衡一生搜购文物花钱从不吝啬，他收集的图书、书画、碑帖等文物堆满了４间屋子。1952年就捐献了一批，儿女看他的房子都已经破了，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马衡说不卖，也不留给子女，只说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马衡去世后，其子女遵其遗愿，将其所遗文稿数十万言，以及历年所藏万余册图书及９０００余金石拓本等文物，悉数无偿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马衡就是以这样的赤子之心来回答那些怀疑他、污辱他人格的声音的，就是以这样深深的爱来拥抱那与他相依为命的故宫博物院的。
长期的忧郁，终于让七十岁的老人患上了癌症，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在北大医院的急症病房中。临终时的马衡，怀着的又是怎么样的无尽的隐痛和巨大的遗憾啊，他没有能够看到他最疼爱的小儿子马文冲。因为就在同一天，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悲剧性的一幕，远在山东的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逮捕入狱了。听到北京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的马文冲想起了被迫离开故宫的父亲在小院里和自己的一起拓碑的场景，他想起了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收藏的宝贝，最终都是要捐献给故宫的。他大声痛哭。办案人员告诉他不能让他回京，因为害怕他就此潜逃，父子俩个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那天开始，马文冲被关押了整整20年。
时光荏苒，岁月自有它极强的纠偏能力，六十年过去，生活来到了马衡先生生前所希望的时代。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去世50周年。现任院长郑欣淼为纪念老院长向故宫捐献的两批文物约两万多件，特地著文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接收流散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依靠进步职工，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设想落空，拒绝了要其赴台的电令，毅然选择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马衡先生1952年离开了他以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心情当是很复杂的。但他对故宫的挚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升华，也就在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将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花费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表现出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件近日发生的文化盛事。母亲，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您看了吗，媒体报道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将共同举办各种有关国宝文物活动的消息。那正是在马衡先生手里一件件整理搜集起来的国宝啊！六十年海峡两岸的分离，中国的国宝，终于即将又会合在一起了。马衡先生，您若泉下有知，会不会又将大声唤酒，痛饮庆贺呢？
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