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烙印
我和所有读完大学的人一样，经历小学、中学之后，走入大学之门，对我来说，上学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然而，在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一零一中学）所度过的时光，给我留下最难忘最深刻的印象。
1946年至1949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朝夕相处，经常是五六个人睡在一条炕、吃在一个锅里，那时年纪小的仅仅十一二岁，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战争让我们离开城市，在河北农村西黄泥村度过我们的中学时代。
当我看到现在的中学大都是高高的教学楼、亮堂堂的教室、宽敞的操场，每个同学拥有一张课桌，好纸印的课本，各种高档的笔记本、钢笔、圆珠笔，应有尽有，便不由得想起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只是每人一个马扎，我们用的纸比现在的普通卫生纸还要粗糙，还要黑，笔记本只是自己用线订制起来的。记得有一年学校特地制作了一些简易的类似大马扎的桌子，郝人初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做示范，告诉大家如何打开和收起马扎，他为给学生制作出这样好的课桌而感到满意，他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神情，不知为什么，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深里。
每当夜晚，我们一个屋的几个同学围坐在小小的炕桌上做功处。一盏小油灯放在桌中，有时因为凑得太紧，一不小心就会把额头前的头发燎焦。
我们常年吃的是小米饭、煮白菜、熬萝卜，我记得我最不爱吃的是水煮西葫芦。有一段时间前方战事紧张，我们还吃了一阵发酵的黄米和山上的野菜。每次吃饭都由值日生拿菜盆去打饭，一个小组围坐在地上吃，常常快到吃完时，我们非常喜爱的老杨师傅会高声喊：“添——菜！那拉长了的呼唤声立即引起一场欢笑，各组拿上盆抢着去添菜。”至今，我们老同学坐在一起，一提起“添——菜！”仍会引得哈哈大笑起来。
每到黄昏时分，各班都在村头或者场院集合起来，一来是清点人数，二来是老师或班长有什么事可以交代一下，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那就是我们尽情歌唱的时刻。
我所在的九班在西黄泥村的时候，是年龄最小的班，也是最热情的班。在闫云开的指挥下，常常是唱了一支又一支，她的个子小小的、圆圆的，指挥起来又带劲、又好看，有时竟能一口气唱二十多首歌，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兴致和劲头。
当时学校文工团赶上一个专业的文艺团，从延安来的苏浙老师，王亚梅、刘漠、江雪等老师负责，像《白毛女》《周子山》《王凤鸾》《宝山参军》等等大小歌剧、秧歌剧全演，那时，在剧中扮演角色的有师、也有学生，像罗林、江林、李焕德、王佩今、林汝为、祝英等都是我心目中的明星。我常痴痴地站在场院里看他们排戏，看他们演出。我被戏中的情节、演员的激情所感染。当时我几乎把每个角色的歌词全能唱下来，至今歌词还记得很多。
我幼时曾随姨妈度过几年的时光，姨妈家是开诊所的，日子过得相当优厚。记得我常被请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为新娘拉纱，后来父母亲想到解放区来，不忍心把我丢在国统区，一定要把我要回来。父亲李盛忠1926年在旅顺参加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生活虽然颠簸，但我一直在父母身边，1946年我到晋察冀边区联中时还不满十二岁，自然也很娇气、任性，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自觉还是不自觉，总要受到熏陶和感染，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不少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像王世平纳的鞋底，一行是一行，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手艺之巧，真是令人望尘莫及，在生产劳动时，我就是再卖力气，也只能当个搓麻绳的小组长，把自己的小腿搓得连一根汗毛都没有了。
学校教给我劳动技能，使我有了一双能干的手，有了不惜力的身体，这在我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受益匪浅。
在学校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一件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我得知在河北阜平晋察冀边区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无法接受，心中非常难过。但当时的校长、张迅如主任、江山野先生以及所有的同学都给了我无限的关怀，使我没有提出要到母亲那里去探望她，而是留在学校里安心地学习，直到第二年暑假，我才去平山县看望母亲，并和母亲痛哭一场。
我的三个弟弟李力夫、李维立、李平从华北育才小学毕业后，都陆续进入一零一中学。“一零一”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他们的母校，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我的大弟李力夫，因为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55届高三一班的学生，毕业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0年被分配到宝鸡现国营宝成通用电子公司工作。当时正值前苏联专家撤走，李力夫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地钻研业务，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研制和开发了用于航空仪表通信以及列车轴温报警器等一系列科研产品。他本人也发表了诸多理论文章，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分获“技术能手”、“先进工作者”、记一等功等荣誉。但终因长年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于1996年年初不幸病逝。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曾来北京，见了江山野先生一面，因为当时李力夫的身体已经很差，走路吃力，是江山野先生骑着自行车特地赶到我家来看望力夫的，我们一同共进晚餐。席间我弟弟十分抱歉地说：“本应该学生看望老师，哪有烦劳老师来看望学生的。”这位教过我，又曾教过他的老师笑道：“谁让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你们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师生见的最后一面。
我知道在力夫心目中“一零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在这个校园度过整整六年时光，一切都是党给予他的，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因此不好意思返校。他总是说：“我要做得更好些、再多些，那时再去看看我的母校。”然而，还未来得及他就去世了……
我和一零一有着这样多、这样密切的联系，一零一在我心目中同样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同样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爱一零一，我感谢所有的老师，也代表我的弟弟感谢所有教过他的老师，母校给予我的是那么多、那么多……使我懂得生活，使我热爱生活，热爱我的事业，使我能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理智败在情感下的失误
为什么我要谈到失误？
因为失误使我纠结和损失了四年多的青春时光。
因为失误使我在选择终身职业的路上走了弯路。
1949年，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已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进驻北平后，男女分校，男生归师大二附中，女生归师大女附中，后全部改为现在的北京市一〇一中学。我们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结束了中学生活，我拿到师大女附中校长彭文为我颁发的初中毕业证书。
那时同学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全国解放了，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行列里，于是工程师成了同学们的理想。这时组织上安排保送全体毕业生赴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预科相当于高中，读三年后转入本科学习，小九班的同学们为此兴奋不已。可我怎么办呢？
我一直都喜欢文学，在河北省平山县过暑假时，正巧母亲在图书馆负责管理工作，虽然存书有限，但也足够我享用。我天天看书，记得母亲曾以责备的口吻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好动，也不出去玩，天天囚在这屋子里看书。”
因为喜欢书，喜欢文字，我确实十分犹豫，在初中时一直想学文学，同学们还开玩笑说：“将来当个文学家吧。”
最终因大部分同学都要去哈工大，只有个别同学留下来上高中，我想来想去还是做了随同学们一起去哈工大的决定。原因只有一个：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
明明知道自己不喜欢学工，却又无法忍耐与情同兄弟姐妹的同学分离，这是我人生败于情感的一次失误。我时常会因为情感的困扰而纠结，可能和我儿时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记得还有一次是在1965年，我在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参加“四清运动”。我和导演系的学生胡葳葳同住在一个单身老大娘家，和她住在一铺炕上。大娘对我们不错，只是她的家离我们工作的大队办公室较远，忽然有一天，胡葳葳告诉我，她已经找好了另一家住处，离工作地点也很近，她已经搬走了，让我也赶快去搬行李。“啊，你都搬完了？”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我，站在路口，搬？还是不搬？我本也希望工作方便点，但又想着孤苦伶仃的大娘会不会因此而难受？于是我走两步，又回来，走过去，又走回来，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实在很折磨人。当时我对自己这种心境甚至有些吃惊，我怎么会这样？最后我没有搬，又住了几天，胡葳葳不断催我，我才下决心搬了，可以想象我和大娘说搬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就是我。
1949年年初，我再一次告别了母亲，踏上奔赴哈尔滨的火车。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一所教学基础非常好的大学，预科的建立也极其正规。教师里有许多俄罗斯人，他们是沙俄时代逃过来的贵族，被称之为白俄。这些教师完全用俄语授课，不说中文，包括数学的1到100；最后物理课做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学生都要用俄语讲解，上课回答问题自然也是俄语。这样逼得你天天要背俄语单词，不然根本没办法正常学习。在那里，我学习了工科的各种课程，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投影几何、工程图、去工厂实习等，刚到哈工大读预科的一、二年级时还学习了语文课，到了高年级就没有语文课了。
哈工大的生活开始时还是很艰苦的，大食堂基本上吃的是高粱米饭，到了冬天菜很少。印象很深的就是可以上街买哈尔滨红肠，衣服口袋、书包里时常装着半根，想吃的时候咬上两口。
那时从哈尔滨到北京需要乘车27个小时，冬季火车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暖气，车厢里非常寒冷，学生当然只能坐硬座。所以到寒假时我经常不回家，年年暑假回京一次，见见母亲、姨妈和兄弟姐妹，这样分离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记得第一个学期过后的寒假，我没有回北京，而是随学校宣传队到哈尔滨郊区的耿家村参加文化活动。大马车拉着我们从冰河上走过，开始我们都担心假如冰开裂，人、车掉下去怎么办，老乡说：“放心吧！冻得可深了呢！”当地人早已经习惯，对我们来说却是神奇的事情。
在村里我们和那里的年轻人联欢，表演节目。我们走时，村长一再挽留，但我们是需要按时返回学校的。在语文课的作文里，我记述了这一次下乡活动，受到老师的表扬，还让我在全班朗读这篇文章。和我同去的一位男生过后很奇怪地问我：“我怎么没你那么多感受呢？”我想，这可能和我在晋察冀边区农村呆过那两年有关系，或许和我虽然平时不多话，但内心却有着十分丰富的情感有关吧。
哈尔滨的冬天十分寒冷，哈工大的体育活动非常活跃，每年都会召开运动会。校内有很大的溜冰场，在那里我学会了滑冰，滑得还不错。一次参加冬季运动会，参加两项速滑比赛都得了名次。
哈工大的学生经常集体去看电影，那时苏联的电影《马克姆三部曲》《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都看过。还有国产电影，如张瑞芳主演的《松花江上》，于兰主演的《翠岗红旗》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次我们三个女生同行去看电影，其中有一位大概穿了一双鞋底很滑的鞋，没走几步就滑倒了。开始，她每摔一跤我们就笑，她自己也笑，我们拉肩搭背地扶着她，结果她还是摔倒了，差点把我们也拽倒。当我们忍不住再笑时，她却突然哭了起来，吓得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再也不敢笑了。
在哈工大的时光，学校除了必须学习的课程，也有许多其他活动。如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曾停课“炒面”支援前方。“****”“五反”等政治运动中也有各种宣传工作、演话剧等。我知道自己有所欠缺，但又极爱参与这样的演出，因此别人朗诵大段，我念词少的，别人争取主要的角色，我去演个配角，但即便这样，也甘之如饴。记得一次演出，我站在台上由于过于投入地看戏，轮到我说台词时竟完全忘记，直到同台的女演员用眼睛提示我，我才猛然想起该我说话了。
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一定要做演员，只是非常厌倦听那些理工的课程，上课时，不是偷看小说，就是偷着写文章。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什么时候不让我再听这些课，只要能学点别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1947年、1948年留有很小的部分，从1951年开始直到现在，虽然中间略有间隔，但一直坚持着、保存着。此时翻开日记，唤起我许多回忆，有些细节甚至早已忘记，在日记中依然可以无数次看到当年我对学工科的纠结。这儿我选择了两篇当年的日记，就可以窥见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一篇是1952年11月20日在父亲逝世5年的祭日里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另一篇是1953年记的日记。
1952年11月20日
亲爱的爸爸，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称呼您，没有给您写信了。我们分别已五年，但我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您。几年来妈妈和我们走过许多地方，最后回到了您曾经被捕过的地方——北平，它现在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而我却到了哈尔滨，这您万万不会想到吧？在这里，我将要成为人民的工程师，这可能是您最期望的吧。五年前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如今的我已经长大成人，想到小时候因为我学习好而博得您的喜欢，这点是我仅有的让您开怀的表现吧？可是现在，您看不到女儿的时候，她却落后了。爸爸，我很惭愧。我并没有像您想象的那样，成为您孩子中最好的一个、最聪明的一个。我现在在哈工大学习，老实说，爸爸，我对它没有兴趣，直到现在，我和您这样老实地说出来，我经常在做思想斗争，这是妨碍学习的一个原因。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再说人民需要我做一个建设人才，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非常痛苦。我应该解决这个兴趣问题，爸爸，我不愿意辜负您的期望，愿意做到您心爱的女儿那样，坚定地革命，为人民服务。
您，亲爱的爸爸，让我如何来称呼您才能表达出我对您的思念和爱呢？
您心爱的女儿玲玲
如若不是此次有机会翻开以往的日记，我确实早已忘记还有这么一封无法寄出的信的存在，现在想想，当时是多么苦闷，无人好诉说，才会给自己早已逝去的父亲写这样一封信，现在，当我翻看这篇日记时，还觉得有些心酸，心里很不是滋味。
所以当我有了儿子、孙女的时候，我对他们选择职业的态度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绝不干预。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不管能力大小、不管什么职业，只要自己喜欢，就会全力去做好，而不会在痛苦纠结中度过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第二篇日记是暑假回北京和母亲交谈后，返回到哈尔滨后写的。
1953年9月15日
像我所料想的一样，解决兴趣的过程是不能使人痛快的，妈妈甚至提出要和我脱离母女关系，想用这个恐吓我？也许我说得过于严重。可谁让我来哈工大了呢？我只能蹲在这里了？可我又不想为了母亲的制止而放弃自己的志愿。在这新社会里，怎么还会有使我这么痛苦的事呢？
这篇日记证明了直到1953年，在母亲那里我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支持，反而给我施加了如此沉重的压力，可想那时我极度郁闷的心情，苦命的我呀！
我最终熬到了1954年6月。与我同去哈尔滨的九班同学和许多后来在哈工大学习过程中结交的好友，都陆续去留苏了，学校本来已经批准我参加留苏考试，但突然又以学习目的不明确，不愿意学工为名，除掉了我参加留苏考试的资格。可想，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积压已久的想法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此时，我下定决心：改行！
在没有给母亲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自己做主写了一封详细的退学申请书，先递交人事处，他们不批，因为他们说我已在本科机械系读完一年了，放弃学业很可惜。我又将报告直接递至校长处，李昌校长竟然批准了。这时我才发了电报，告知母亲我已退学，即将回京。
后来据说母亲为此哭了好几次，当然，没有再提脱离母女关系之事。而我就像被松了绑一样，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哈工大，轻松地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以后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获得了自由！
在哈工大，除了我所在的九班的同学，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后来大多去苏联留学了，回国后我们依然有联络。我和他们一起走过15岁到19岁的青春岁月，虽然我是在纠结中度过了那几年，就专业而言，可以说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的确是我一生中的遗憾，但在那里，增加了我的阅历，并吸取了另外一个领域的知识，尤其是结交了一生互相鼓励和支持的好朋友。他们都坚持学工，并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有清华大学教授、部级领导、行业专家，都是极端负责、乐观、正直、善良的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为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许多东西。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行业，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珍贵的友谊经年长存。他们中间有喜欢过我的，也有我喜欢过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青涩欢快的年华，至今，我们虽都已七老八十、子孙满堂，却能时常相聚，畅谈过去，欢乐起来就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十几岁孩子的快乐时光。
五、像海绵一样地吸取
当我提上铺盖，义无反顾地回到北京时，最着急的自然是母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现在不同，一个人若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学校，就如同脱了线的风筝，像是漂泊在无人管的海洋上，如何了得。母亲虽急，但事已至此，她真的没有过分责备过我。
可怜天下父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