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得寸进尺
周汝昌与胡适的交往始于1948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事情由他的四哥周祜昌引起。有一天,周祜昌在读《红楼梦》(亚东版),卷首上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胡适提到一直想读敦敏的《懋斋诗钞》而不得,深以为憾。周祜昌当即写信给周汝昌,让他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查查是否有《懋斋诗钞》。于是周汝昌很容易就找到了《懋斋诗钞》,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一读收获不小,随手就写了一篇文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上。胡适看后大吃一惊,从编辑那里要到周汝昌的通信地址,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大贡献”,同意“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还告诉周汝昌,“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等,这封信也发表在《民国日报》上。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兴奋,当即复信胡适:“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胡适是知名大学者,周汝昌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可胡适并不计较双方地位悬殊,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只是因为喜爱《红楼梦》,两个人就走到一起。胡适左一封右一封信写给周汝昌,两人共同研究、探讨、分析。即便周汝昌放假回家,胡适的信仍然不断,标明“北京大学”的牛皮纸大信封,一封封飞向天津郊外那个贫瘐荒寒的小村庄。甚至在一封信里,胡适主动向周汝昌发出邀请,希望周汝昌抽空到他家来面晤,并许诺家中的书任由周汝昌借阅。
周汝昌激动万分,按信中留下的地址来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适的家,燕大学生见北大校长,周汝昌发现胡适一点架子也没有,两人相谈甚欢,胡适不假思索地就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上。要知道,《甲戌本石头记》世所罕见,且价值连城。胡适允许周汝昌抄录《甲戌本石头记》附本,也不提归还日期,同时告诉他:“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
得到了胡适的夸赞,周汝昌有点“得寸进尺”,提出要借阅胡适的《四松堂集》,胡适有求必应,让周汝昌在9月16日前来北大取书,因为16日以后他要南下。周汝昌收到信后急了,因为16日之前他每天都有课,无法前往北大取书。可是,他又实在想看《四松堂集》,怎么办?看到桌上刚印好的名片,他突然灵机一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将名片撕成两半,一半放在信中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先生如果16日南去,望将该书等交可靠门房人,容我本星期六、日有空走取。怕门房人无由辨识我,不敢把书交我,或他把书交错了别人,现附去半个名片,我自持半个,嘱尊价如有人来,说对了姓名来历,对上名片,就把书交给他。这个法子,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有他书于曹氏或《红楼梦》有用者,亦望一并惠示,切盼至诚!”胡适就按小周同学说的一一照做,将书和半张名片交给门房,并嘱咐说:“来取书的人,必定要对上另一半名片。”周汝昌最后如愿以偿拿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书,他开心极了。
大学者好为人师
周汝昌多次到过胡适家,他后来在回忆中说:“看大门,是木栅栏,简陋古旧——可能那正表明本非居民的住处吧?往北行,来到了客厅。一切朴素平实,绝无富贵气象。正面靠墙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长沙发,前设一矮茶几。胡先生迎出来和我握手,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呢,却走到我的左方墙边的一个较高的桌后坐下,估量那是他的工作书桌。因为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小小书架,放着不太多的书——如果这是专只待客的客厅,就不会这么布置。”
归还《甲戌本石头记》那次周汝昌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站在胡家门外敲门敲了很长时间,不见胡适,却见一个中年人前来开门。看到周汝昌,中年人一愣,开口道:“先生有何事?”周汝昌说:“蒙胡先生厚爱,惠借《甲戌本石头记》,今特到府上送还。胡先生答应给写序跋题记,今一并拜见先生,恳烦践诺。”中年人彬彬有礼地问他:“先生贵姓?”周汝昌答道:“姓周名汝昌。”中年人听到后点点头,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他有事,不能与您会面了。家父的书留下,其他的以后再说。”周汝昌只得将书交给中年人,离开时他有点不放心,毕竟《甲戌本石头记》十分珍贵,他又问了一句:“您是胡先生何人?”那人躬身答道:“那是家严,您把书交给我,不会错的。”后来据说胡适去台湾时,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即是这部《甲戌本石头记》。
胡适去台湾后,仍对周汝昌念念不忘,像当年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一样,身在台湾的胡适仍然夸赞周汝昌,并自说自话地称自己是周汝昌的老师。如1954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在给高阳的信中,胡适说:“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对于胡适一厢情愿的“胡说”,因为《红楼梦新证》一书而名声大振的周汝昌并不买账,他曾委婉地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塾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40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胡适所说的“徒弟”是广义的,表现出他对大才者的喜不自禁。而周汝昌的表现则有点难以理解,他忘了当年在信中向胡适提出的“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而胡适则义不容辞地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甚至,他特地在信封上端空白处注明:“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
一直到1954年,大陆大批判运动风起云涌,有人将大陆剪报提供给胡适,说:“周汝昌骂你了。”那篇文章确实骂了胡适,并且在“胡适”名字之后去掉了“先生”,甚至在名字前加了不好的定语。胡适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笑着说:“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红楼梦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胡适的宽容感动着周汝昌。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便没有周汝昌,所以周汝昌在晚年多次这样说:“他的治学精神与对事待人的态度,确不愧为一代大师,足为后学之楷模。高尚的人品和心地,才是治学的根本,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