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莫高窟生活上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喝水。水源并不困难，我们饮的是从宕泉河引入水渠的水，但喝到口中，咸中带苦，入肚咕咕作响，严重的还要泻肚不止。据敦煌所的人说在莫高窟生长的孩子还喜欢喝，觉得咸水有味。我们刚从北京来，敦煌所为照顾王静如给他一人供应接待智利画家时从县城拉来的“甜水”，我同史金波当然只有喝苦水的份。为补充水分，我只有在吃饭时多喝些汤。10月初的一天，我晚饭后在窟前散步，信步进入修崖工程队的小卖部中，见有红糖出售，心想何不用红糖冲水喝，于是买了一斤红糖，不到三天就喝完了。这一下可不得了，未料到喝红糖上火，牙疼起来，连续一个多礼拜，吃任何止痛药都不管用，白天进洞工作还分散一下精神，夜里剧痛，整夜不得入睡。每到傍晚，刘玉权为减轻我的痛苦，就约我爬三危山，在夕阳下扔石块，似有效果。正在这时发生了鲁美教师李仁章遇难的事，忙着帮助筹办丧事，牙疼也不治自愈了。
我们住在下寺附近敦煌所的“宾馆”，每顿饭都要步行10分钟左右到上寺的职工食堂，每天按登记领取饭菜。除馒头、米饭，还多吃高粱米，隔些日子吃一顿手抓羊肉解馋。我和史金波有时从食堂领了饭菜到刘玉权屋里用煤油炉加热，再做一锅面疙瘩汤。有时用白面煮了糊糊加些糖好像是藕粉。从11月1日起，我们住的房子里装了火炉，便可以把菜打回来，烤馒头吃。有时我们买了牛肉罐头煮挂面吃。那时我们的粮票每月由北京寄来。
在莫高窟的日子里，星期日休息我们往往搭乘敦煌所的卡车进县城办事，如取钱和粮票、寄信、理发、购物，顺便到饭馆改善一下生活，或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下午搭返程车回来。平时饭后也在中寺的球场上打一会儿篮球。我们刚到莫高窟时，记得是9月23日那一天，有甘肃省杂技团到莫高窟参观并演出。下午，在窟前高高的杨树上，拉起好似秋千一样的彩绳，两个小姑娘，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扮做仙童，攀绳而上，在音乐声中，荡上荡下做出各种动作，宛若飞天从窟中飘然而至，十分精彩。在莫高窟偶然也能看到电影，时间都在节假日的晚上，场地在窟前宕泉河边的篮球场上，用敦煌所的汽车发电。9月29日，我们去榆林窟工作的前一天，为庆祝国庆15周年，敦煌所工会和铁路工程队联合举办电影晚会。其中一部片子是国产故事片《两代人》，是反映建设兰新铁路内容的，其中穿插了盛世才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故事。过了不久，10月10日，一个星期六晚上，敦煌所工会又放映了反映建设白云鄂博铁厂的故事片《草原晨曲》。在荒漠绿岛上的佛界天堂看人世间事，总感到一种不协调，怀疑自己辛苦到此是否脱离了阶级斗争，心里有些不踏实。
这种预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敦煌很难看到近一个月内的报纸，但当时全国已开展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参加社教，国家干部应当人人有责，谁也不想落后。宿白先生来敦煌仅待了20天，就是急于赶回去参加北京大学组织的社教团。据史金波告诉我，他接到所里杨绍猷同志的信，所里将于10月初派人到云南参加社教。10月12日，宿白先生同敦煌文物所参加社教工作的人员一同离开莫高窟，宿先生赴酒泉机场回北京。当天我又接到民族所陈元熙和高文德二人的来信，得知民族所在10月20日以后将派出120人的队伍赴贵州省，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社教工作队，所里人已寥寥，似空城一座。10月30日，陈炳应接到省博物馆来电，通知他速回兰州参加社教。次日清晨，敦煌所派车送陈至莫高窟通往县城的文化路口，然后他搭班车到敦煌，再到柳园坐火车回兰州。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这里工作也是如坐针毡，心里不踏实，加之天气冷了，我们想抓紧时间结束这里的工作，终于在11月8日离开了我们工作生活了50天的莫高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