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痛
有一种感情，让我们痛彻肺腑；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心旌荡漾；有一种力量，能帮我们穿越苦难；有一种思想，让我们刻骨铭心。
摔碎的心
父亲在灾难和死亡突至的刹那，还惦挂着我，还在保护着他的心脏，因为——那是一颗他渴望移植给我的心脏！
灾难，在我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我出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苍白的脸色和淡淡蓝色的眉毛让一些亲朋纷纷劝慰我的父母，将我遗弃或者送人。但我的父母却坚定着我是他们的骨肉，是他们的宝贝，用丝毫不逊色的爱呵护着我，疼爱着我。
我五岁大的时候，深藏在我身体内的病魔终于狰狞着扑向我，扑向我的父母。在一场突然而至的将近40度的高烧中，我呼吸困难、手脚抽搐，经医生的极力抢救，虽然脱险了，但也被确诊患有一种医学上称之为“法乐氏四联症”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是目前世界上病情最复杂、危险程度最高、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和心脏跳动的顽症。
我在父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国内各大医院的求医问诊，开始了整日鼻孔插导管的生活。我的父母仿佛一下都苍老了许多，但他们丝毫没有向病魔低头的意思，他们执拗地相信着奇迹会在我身上发生。很快，家里能够变卖的都变卖了。小时候的我很天真，问母亲，为什么我的鼻子里总要插着管子，母亲告诉我，因为我得了很怪的感冒病，很快就会好的。
就这样，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感冒”依然没有好，父亲将我送进了学校。我喜欢那里，那里有很多的小伙伴，还有许多的故事和童话，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医院的味道。
虽然因为身体虚弱，坐的时间稍久，我的胸里就会闷得十分难受，我只好蹲在座位上听课、看书、写作业……偶尔在课堂上发病，我就用一只手拼命地去掐另一只胳膊，好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发出喊叫，我要做一个强者。尽管我常常会昏厥在课堂上，但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家里的墙壁上已经挂满了我获得的各种奖状。
16岁那年的暑假，我又一次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我终于从病历卡上知道了自己患的是一种几近绝症的病。
死亡的恐惧是不是能够摧垮一切呢？
那天晚上，父亲依然像以往一样，将我喜欢的饭菜买来，摆放在我床头的柜子上，将筷子递给我：“快吃吧，都是你喜欢吃的……”我克制着自己平平静静，可绝望还是疯狂地撕扯起我来，我放声哭了起来。
哭声中我哽咽着问父亲：“你们为什么一直在骗我？为什么……”父亲在我的哭问中愣怔着，突然背转过身去，肩膀不停地抖动起来接下来的整整三个夜晚，我都是在失眠中度过的。
，第四天清早，我将自己打扮整齐，趁没有人注意，悄悄溜出了医院。
我知道，医院不远处有一家农药店，我要去那里买能够了结我生命的药物。我可以承受病魔的蹂躏，但我无法忍受父母被灾难折磨的痛苦。而我惟一能够帮助父母的，似乎只有杀掉病魔，而我能够杀掉病魔的惟一方法就是结束我的生命。
就在我和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父亲从门外奔了进来，一把抱住我。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感觉到父亲浑身都在抖颤着，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在哭泣……那一晚，家里一片呜咽，而父亲却没有再掉泪。他只是在一片泪水的汪洋中，镇静地告诉我：“我们可以承受再大的灾难，却无法接受你无视生命的轻薄。”
因为爱父母，我想选择死亡；而父母却告诉我，爱他们就应该把生命坚持下来。
三天后，在市区那条行人如织的街路旁，父亲破衣褴褛地跪在那里，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女儿得了一种绝症，她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善良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奉献你们的爱心，帮助我的女儿走过死亡，毕竟她还只有16岁啊……”我是在听到邻居说父亲去跪乞后找过去的。
当时，父亲的身边围着一大群人，人们看着那牌子，窃窃议论着，有人说是骗子在骗钱，有人就吐痰到父亲身上……父亲一直垂着头，一声不吭。我分开人群，扑到父亲身上，抱住父亲，泪水又一次掉了下来……父亲在我的哀求中不再去跪乞，他开始拼命地去做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工作，他说，那些工作的薪水高，他要积攒给我做心脏移植手术的费用。心脏移植，这似乎是延续我生命健康成长的惟一办法。但移植心脏就意味着在挽救一个人生命的同时，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啊！哪里会有心脏可供移植。可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我不敢说什么，也许，这是支撑他的希望，就让他希望下去吧！我能给父亲的安慰似乎只有默默地承受着他的疼爱。
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从父亲的衣兜里发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单和他写的一封信。那是一份给有关公证部门的信件，大意是说，他自愿将心脏移植给我！一切法律上的问题都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原来，他是在有意接触高危工作，是在策划着用自己的死亡换取我健康的生命啊！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有泪水滂沱而落。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聊天到很久，我回忆了自己这些年和病魔拔河的艰难，更多的是我从他和母亲身上领略到的温暖和关爱。我告诉父亲：“生命不在长短，要看质量，我得到太多太多来自你和妈妈给的爱了，就是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很幸福地离开……”
父亲无语。星月无语。
一天，我从学校回来，不见父亲，就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爸爸去公证处公证，想要把他的心移植给你，表示他是自愿的，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可这是要死人的事情。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没有受理，他又去医院问医生去了……”
母亲说着，流着泪。我的心就揪扯着疼了起来。我知道，那是因为父亲太重的爱挤压的疼痛。而我能做的，却只能是听任父亲。
那天晚上，父亲一脸灰暗地回来了。我看得出，一定是医生也不同意他的想法。
父亲不再去咨询什么移植的事情，开始垂头工作了。只是，依然是那些危险性很高的工作。我渴望生命的延续，但我更渴望父亲的鲜活。
我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以为一切都会在自然中继续下去。
七个月后的一天，我将近40岁的父亲在一处建筑工地抬玉石板的时候，和他的另一个工友双双从五楼坠下。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听送他到医院的一些工友们讲，父亲坠下后，双手捂在胸口前……我知道，我知道，父亲在灾难和死亡突至的刹那，还惦挂着我，还在保护着他的心脏，因为——那是一颗他渴望移植给我的心脏！
而原因，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父亲的心脏最终没有能够移植给我，因为那颗心脏在坠楼时被摔碎了。
（冰雪女孩）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空升腾。跛脚的母亲正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从邻居家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大板车蔬菜在前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在地上，久久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的母亲是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
7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然后用线绑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看着很心疼，但又没办法，毕竟家里有时穷得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
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越学越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
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时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5县学生中惟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
那年6月，我被着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陪妈妈下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收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拉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个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拉也要供他念下去……”
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600元钱，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受多少难，吃多少苦？
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说明，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6000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已经借遍，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给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
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凭她一个人收割完，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都一颤一颤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再不能读下去了呀……”
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60到80元，比起别的同学的200至240，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20、30。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她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10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抗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她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是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5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惟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每餐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椒和咸菜吃；我也是惟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惟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首堂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答道：“妈只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已的话，于是我常捡一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的要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么大的学习障碍。
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专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顺利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便打开我的藏衣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拽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2点，整整答了5个半小时的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
“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会中国数学分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光灿灿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父亲，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及着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一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40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晌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吃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可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210斤白菜应换来21元，可买主只给了20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
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18元2角5分，买完书只剩下1元7角5分。可妈妈只给了我7角5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1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可等我们娘俩快走完40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80里路的车。我后悔得真想打自己耳光，可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哩，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您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妈妈，她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安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