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每月都有固定的祭祀、生产、生活甚至国家军政大事等活动的安排，认为必须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行事，将“顺时”作为行事的准则，认为“不顺时”是引发灾异的原因之一。
一、时令失序思想的起源
时令失序思想最早出现于何时已不太清楚，系统反映这一观念的最早典籍可能是《逸周书》，《逸周书》原有《月令》一篇，今已亡佚。从《礼记》月令的内容看，《逸周书》的《月令篇》当包含时令失序会引发灾异的内容。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时令失序思想可能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有一些言论就已经透露出逆时生灾的观念。《左传·昭公七年》载，士文伯解释日食发生的原因时说：“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子大叔也对赵简子说要建立“礼”制，“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清楚地表达了逆时生灾和顺时立政的思想：“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灾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时令失序思想引进了阴阳五行观念，将一年四季的变化阴阳五行化，并将政令的性质也阴阳五行化，强调四时政令变化与自然的四时阴阳五行变化相合。例如：刑与德这两个概念。德为阳，为生；刑为阴，为杀。春夏万物生长、繁荣，为阳气上升并达到顶点，因此君主要顺应自然，行德政，促进作物生长，改善人民生活；秋冬阴气上升并达到极点，万物肃杀枯死，君主则修刑政，收割作物，处罚罪人。因此，《管子》说：“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二、时令失序思想的两种形式
先秦两汉时令失序思想的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季令失序思想，一是月令失序思想。
（一）季令失序思想
周代国家按五行之德安排行政和经济活动应当是一个事实。古人尊奉五行之德，法天地阴阳而行事，现在看来，当然有机械之处，但从按季节行事，特别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这是农业丰收的基本保证，同时也符合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古代宣扬德教，除了祭祀天地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统一政令，所谓政令也就是按季节或“月令”行事。《国语·周语中》记载：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施德”一词，韦昭注：“谓因时警戒，谨盖藏，成筑功也。”单襄公在宋国看到“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之类的情况，认为这是违背了《夏令》的规定，违背了先王“广施于天下”的“德”政，是废先王之教。从以上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王之德教，是十分具体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逸周书·大聚》也记载了所谓德教：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立勤人以职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职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礼乐，立小人以教用兵，立乡射以习和容，春猎耕耘以习迁行，教茅与树艺，比长立职，与田畴皆通，立祭祀与岁谷登下厚薄，此谓德教。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上古之德政，是顺应四时，祭祀天地神灵，安排人口婚配生育和农业生产的一个传统。《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则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分别对应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季（春、夏、季夏、秋、冬），这是古代君主施行德政的哲学基础。
（二）月令失序思想
月令失序思想在《礼记·月令》篇中有明显的体现。《礼记·月令》将一年分为四季、十二月，每月都固定地安排了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会导致灾害发生。现将其片断摘录列表如下：
年代当行政令及违反月令产生的灾害.
孟春之月
正月“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其大疫，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之月
二月“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之月
三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之月
四月“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日，天子亲师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
五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之月
六月“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雉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欬，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孟秋之月
七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虐疾。”
仲秋之月
八月“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
九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内，皆堇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之月
十月“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
十一月“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居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之月
十二月“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礼记·月令》大约成文于战国时期，与其同时出现，反映同一时令失序思想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编写的一部著作，该书内容分为十二部分，称为十二纪，每一纪为一月，首先载明当月政令及违反政令引发的灾异，然后据此发表议论。这是一种“以传注经”的体例，与春秋三传体例相仿，这也说明《月令》在战国时期已经成“经”，是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规范。
通过比较可以知道，上述不同著作中对时令失序产生灾害的论述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许多矛盾。总的来看，季令失序与月令失序只是表述形式有所区别，本质上是一样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时则训》还提出六合的说法，六合即：“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这是说，上述12个月份存在着对应关系，如果某一月不按月令行事，则必然招致灾害，但发灾时间是与其相合的月份，也就是在半年之后。因此，“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不脱，叶槁着树，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大寒不解，冻也，不发声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济，止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实，长也。）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疾狂，不华而实也。）”
《淮南子》一书中的各种时令观可能是对社会不同学派的总结，这些观点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还不得其详，但也足以证明，灾害的时令失序思想在汉代是广为流行的，这些不同观点最多只是这一思想内部的分歧。
三、时令失序思想在汉代的信仰和普及
汉代君臣笃信“顺阴阳四时”之道，他们认为灾害产生多是由于不顺四时月令造成的。西汉宣帝时大臣魏相说：“《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成帝阳朔二年春，天气异常寒冷。他认为这是大臣不顺阴阳的结果，下诏说：“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哀帝时，李寻也上书称当时灾异出现与不顺阴阳有关。他说：
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大臣韦彪因“盛夏多寒”而上疏说：“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
汉代时令思想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演化为社会规范。其表现在时令的制度化、礼仪化和节日化、风俗化两个方面。
（一）时令制度化、礼仪化
在春生秋杀观念的影响下，汉代顺时行政已经成为定制，春天劝“种树”、赈贫民，秋天“养老施粥”是常见的帝王诏令。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国家还专门颁布了《四时月令五十条》1992年12月在甘肃敦煌甜水井发掘汉代悬泉遗址，发现大量简帛文书为主的文物，其中有墙壁题书一篇《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壁书文首是太皇太后颁布《五十条》的诏令，次为和中致郡太守要求执行《五十条》的命令，要求全国各地认真遵守。《后汉书·礼仪志》以一年十二月为顺序，记载了两汉时期按月令行事的制度。如：立春之日，“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
（二）时令节日化、风俗化
汉代顺时行政在成为国家礼仪制度的影响下，还演化为社会节日风俗，如三月的上巳节、八月的“老人节”、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两“至”（夏至、冬至）等均成为汉代重要节日，并形成了相应的风俗。如上巳这一天，“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仲夏之月……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从这些节日风俗看，有的具有明显的辟邪去灾的色彩。由此可见，顺时行事成为汉代上至国家机关，下至平民百姓都普遍遵守的社会规范，古代的月令观念在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对时令思想的评价
对于“月令观”，汉初的太史公司马谈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他进一步解释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史记集解》引张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各有禁忌，谓日月也。”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段话对月令观念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相当公允的，他不赞同古代月令中那样死板的规定，但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按季节安排农事活动却是必要的。
这种古老的月令传统，在汉代民间则演化成月日禁忌习俗。东汉时王充对这类习俗提出了批评，他说：“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患，大则谓之犯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论衡·讥日篇》。他批评世人做事不从情理上考虑该不该做，而只是盲目地选择历书上吉利的日子。
总而言之，时令失序会产生灾异的观念有古老的渊源，可能是违背农时造成农业灾害延伸扩展的结果，其内核是基本合理的。但是经过阴阳五行系统的演绎，形成了各种繁文缛节的规定，有很多并不合理，因此，对于时令失序思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月令中安排春天播种、冬天修粮仓之类的活动是符合农事规律的，如果不这样做，肯定会妨碍农业生产，给农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古代生产力并不发达，一年农业歉收就可能造成饥荒。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月令有正确的一面。但是，月令观认为，违反月令会引发自然灾害则大都是不科学的。如《淮南子·时则训》认为夏季行春令会产生地震，现在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地震的发生是地球内部活动的结果，和人们的地表行为关系不大，和人们的政治行为更是毫无关联。时令失序思想将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扩大到人类的政治行为，这是不科学的，这和失德天谴思想有类似的地方。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失德天谴思想重点在行为的实质，而时令失序思想重点在行为的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