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灾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灾害史研究的必由之路。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研究者利用大量的古代史志、笔记、杂录、档案、文集资料，对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逐一统计，计算出灾害发生的频次。其中以邓云特的统计最有影响力，至今仍为灾害史研究者所引用。他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灾害按照次数来统计，水、旱、蝗、震、风、疫、霜、雪、饥灾等总计5258次，其中汉代灾害次数即达上百次之多。许多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代灾害史研究应肇始于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这应是我国灾害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本有一份《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其中包括秦汉时期的灾害史料，可惜付印时未能全部刊出，仅以一份简表代之。之后，著名学者陈高佣编成《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此外，记载两汉灾害史料的还有李秦初的《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表》和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两项研究成果，但它们对汉代灾害史料的辑录都过于简略。
新中国成立后，灾害史的辑录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不但有多种大型的全国性灾害史料集相继问世，地方性灾害史料集的编写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有《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此外，王嘉荫、宋正海、顾功叙、张波都做了自然灾害的史料整理工作。张立生主持编绘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对我国多种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予以了图示，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马宗晋主编的《自然灾害与减灾600问答》把灾害集中频发的时段概括为“灾害群发期”，也叫灾害发生的宇宙期，其中大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就是我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黄今言、温乐平的《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行迹年表》也对东汉自然灾害史料进行了辑录。
中国古代灾害史的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定量研究的程度不够，表现在灾害史料的搜集、具体灾次的分等定级、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等方面。这势必会影响到定性研究的工作，比如灾害的后果与影响、灾害的危害程度、赈灾的具体措施、灾害思想的梳理等，这方面的许多文章常常各执一词，其根源正在于此。
另外，灾害史资料搜集偏重灾害发生情况，而对于防灾、救灾资料量化统计不够。搜集灾害发生情况，有利于加深对自然灾害发生时空规律的认识。而对防灾、救灾措施资料的统计，有利于总结防灾救灾经验，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灾害发生资料的统计。邹逸麟认为灾害史研究的重点应当在灾害的社会属性上，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国一些学者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如黄今言、温乐平曾经对赈灾措施做过简单统计，陈业新对汉代的因灾免三公、因灾改元，王文涛对汉代的遣使救灾等都进行了统计。
从总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存在：一是统计的措施涵盖不全，仅限于少数几种救灾措施，大部分救灾措施情况没有统计；二是缺乏对统计标准的讨论，没有资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很难对汉代防灾、救灾情况有准确、深入的判断。
历史灾害学或灾害史其实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丰富的知识素养，要求采取综合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可以说定量统计与分析是灾害史研究的一种标志性方法，这方面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