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1950年，时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毛泽东的几次会面》，载《缅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50年5月，陈云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说：“旧中国地主的土地占有约40%。”《陈云文选》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当时主持西北土地改革的习仲勋也认为，华北一般地区，战前地主占有土地约为30%；而关中地区也不过5%。转引自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第1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近年来的研究，对地主的估计数更低。如郭德宏的研究表明，在旧中国几十年间，地主和富农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6%，占土地总数的54.37%，中农、贫雇农及其他成分者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0.84%，占土地总数的48.88%。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第42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
那么，中共执政之后，为何推进全国性的大土改？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政权并没有全面稳固。实际上，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延续旧有体制。很显然，不能都使用“空降政权”，而是要消灭乡村旧秩序，重建组织，这样的政权才能稳固。在历史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缺乏基层政权的建设，是其在中原统治短暂的主要原因之一。邓子恢在论述土改政治意义时，即强调了它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只控制了上层政权，基层政权大部分仍在封建势力手里……这种国内外情况，就要求我们要强调在土改中，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确立农民专政。”邓子恢：《邓子恢文集》第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当然，中共执政后推行的全国大土改，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等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包括征税来源的保障、粮食供应的保障等。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村市场，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改革，就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须多加解释。”“土地改革的这一个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区别于那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救济穷人的观点的。”“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延续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经验。
第一，争取支持，建立政策体系。
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把土地改革摆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认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与否是财政经济状况能否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区土地改革的三个文件：一是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二是将由刘少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三是《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草案）。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将原先土地改革法草案中规定的“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改成“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为了加强对新区土地改革的领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刘澜涛组成中央土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特别强调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他说：“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主张“和平土改”，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不少代表对这些言论也表现出附和和共鸣。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和抵制的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等，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
此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召集人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
会议经过审议，同意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后，同意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八次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为总则、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附则等6章40条。至此，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有了新的法律依据。
也就是说，这次土地改革中央争取了各个集团的支持，在策略上，如毛泽东所说“不要四面出击”。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政策措施。
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薄一波说：“这次土改进展比较顺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在总结历次土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20—13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第二，严密组织，分步骤落实。
首先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土地改革网络。刘少奇在1950年6月14日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农民协会应该成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应该成为土地改革中活动的中心。正派的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上面派到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工作干部，应该成为土地改革中的骨干。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省的高级领导机关应该与乡村架通电话，与下级密切联系，并逐级派负责人或巡视团下去，切实地掌握运动的领导。”
其次是制定具体办法：（1）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清匪反霸，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乡村政权。（2）由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直接指导土改工作的进行。（3）由土改委员会组织土改工作队，下到农村基层，具体协助农民组织农会和开展土改的各项工作。土改工作队除了有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大学师生参加外，还吸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仅华东区的土改工作队就达6万余人。（4）在各级政府和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由农会来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和财产。
第三，由点到面，逐步推广。
各个地区的土改都是由点到面，先办试点，然后再全面展开。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土改政策的稳妥和注重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别。比如，华东地区，1950年7月份开始土改，各省、专区和县都选取1~2个乡进行典型试验，9月中旬召开第一次典型试验总结会，各乡总结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或征收，分配和总结土改，转入生产四个具体步骤。在此基础之上，土改推进到局部地区。11月中旬，该地区又召开第二次典型试验总结会议，总结了由点到面的经验。12月，各省土改全面展开。中南地区自1950年秋收后土改开始，每一个县和区先在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进行典型试验，然后经过农代会总结经验，再由点到面波浪式地推广。中南局1950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并向中央汇报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情况时，就明确提到他们总结出的经验：“坚持由点到面波浪式的发展方式，一般按一三九的比例向外扩张。”《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土改工作的通知》，见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这一次的土地改革，同样也是非常成功的。1950年冬季开始，政府每年派出30万人以上的土改工作队。到1952年年底，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300万头耕畜，4000万件农具，3800万间房屋，53亿千克粮食。
当然，这一轮土地改革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为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作了充分的铺垫。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改革帮助国家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向乡村社会的全面扩张，重塑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1）重建了基层政权组织，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长期在农村基层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作用的族权、士绅以及学田、庙产；另一方面，则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农会并在村一级农会中发展党员，在乡一级建立党支部。
与此同时，建立了近乎朱元璋式的户籍制度（明朝称为保甲制）。1954年的宪法尚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是，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直到现在，宪法再也没有恢复居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的条款。
（2）重建了基层文化体系。土地改革过程中对“地主”、“劣绅”、“富农”的打击，以及对宗庙、祠堂的破坏，事实上已经打乱了过去的乡村文化网络。要把土地改革以后的乡村重新整合起来，建立新的文化网络是必要的。其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就已经开展生产大竞赛、评选劳动英模和生产模范村、模范区、模范县等。这样的活动一方面达到了组织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部分重建了乡村的文化网络。
（3）强化了国家对农村的经济控制。土地改革中，国家将部分土地收归国有。1950年前后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以及有关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和小城镇地主房屋处理的单行法规曾规定：凡城市郊区没收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不是分配而是出租给农民；在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可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归国有，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举办国营农场之用；小城市和集镇中没收的地主房屋和房基地和非农用地，除分配给农民居住的归农民所有外，一律归政府所有。
另外，农村的土地改革还不仅仅是农业经济的改革，在无偿没收地主财产和富农多余财产的规定下，它必然要通过清算、退押、没收转移财产等方式，将没收范围扩大到地主、富农经营的农村工商业，特别是商业。农村原有私营商业在土改后的衰落，为国家控制农村市场和城乡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这也加强了国家对农民经济上的控制。土改以后国家控制的供销合作社迅速占领农村市场并控制了城乡交流，即证明了这一点。
再从农村资金市场来看，土地改革通过废除高利贷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债务，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长期形成的自由契约形式的借贷关系，加上土地改革“均贫富”所导致的剩余高度分散，为国家所控制的金融机构控制农村短期资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土改以后，绝大部分农民的贷款要依靠国家金融机构，合作化过程中国家通过信贷倾斜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的作用，就说明了国家掌握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有学者说，中共此次大土改导致了新中国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进而，他们认为，此后的集体化运动，是对农民土地的重新剥夺，甚至说，中共利用土地改革获得农民的支持而打下天下，并巩固了政权组织，而后就“反悔”，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夺走。
这种观点值得讨论。所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底是不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从字面含义理解显然比较模糊。实际上，农民并没有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利。换言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并不等于土地私有制。
道理很简单，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奋斗目标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其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农民取得的土地权利，没有支付成本，换言之，农民的土地权利是无偿取得的，在法律上，既不是原始取得，又不属于继受取得，实际上是一种授田制。授田制的本质是一种土地使用权制度，是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民所带来的，名义上是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土地使用权。
三、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集体化运动
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成果，为集体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使集体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中共执政初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开始了下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工作，即集体化运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