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发放赈灾款
3月23日北京政府发放赈灾款北京政府赈务处财政委员会决定，将用海关附加税作担保借得的400万元赈灾款中384万元作为义赈，分六大区发放：国际统一救灾会负责京兆、热河及直隶西部等处，赈款76万元；华北华洋义赈会负责直隶东部等处，赈款72万元；山东灾赈公会负责山东等处，赈款54万元；河南灾区救济会负责河南等处，赈款88万元；山西旱赈救济会负责山西等处，赈款40万元；陕西华洋义赈会负责陕西等处，赈款54万元。
3月27日驻北京公使团抗议清端王载漪回京根据《辛丑条约》第二款规定，清朝端郡王载漪因是“伤害诸国家及人民之首祸”之臣，被定斩监候，后为皇上加恩免其一死，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本月8日，载漪私自回京。驻京公使团领袖公使代表各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端王回京，违反1901年条约，要求北京政府仍将其遣送回新疆。北京政府以载漪回京医病为由回复公使团，后于9月12日将其送返新疆。
北京外交部拟定日本飞机航华办法
3月28日北京外交部拟定日本飞机航华办法日前外交部和航空处分别接到日本驻华公使来信，称日本飞航学校学生拟于四五月间飞行来华。本日，外交部和航空处派人商定九条“临时限制办法”，包括：入境第一站应由我国检查；日公使应事先送交列有详细飞行路线计划和飞行日期，以及飞行员姓名、飞机型号、标志和架数等文件；日机应照指定路线飞行，不得携带违禁物品，按中国指定地点升降，遇人口稠密地区不得低飞，不得向下抛物品，须携带各种证书及日记，等。
留法中国学生发起成立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
留法中国学生发起成立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上月底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北京政府驻法使馆要求津贴事件前后，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岳等人，为在勤工俭学生中间开展工作，发起成立一个进步组织，最初拟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后来，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改名为劳动学会。本日，又以劳动学会为核心，“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的宗旨，成立“勤工俭学学会”。该组织成员迅速由10多人发展到200余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也都成为该会会员。学会最初以里昂为活动中心。3月份以后，随着许多勤工俭学生转到克鲁梭的钢铁厂做工，学会活动中心由里昂转到克鲁梭。学会由赵世炎、李立三领导，深入华工中广泛开展工作，在学生与华工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它与同时期留法学生中另外几个进步组织一道，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骨干。
3月30日广州1000余名妇女集会并到省议会、省署、军政府请愿，要求男女平等。
苏俄与北京政府交涉派代表来华谈判两国关系事宜
3月31日苏俄与北京政府交涉派代表来华谈判两国关系事宜上月初北京政府派遣的办理领事事务人员陈广平到达莫斯科后，与苏俄政府接触，传达了俄国愿派代表来华之意和北京政府就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给苏俄政府的复文。但北京政府对俄国苏维埃政权持有疑虑。2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通过驻英公使顾维钧转告苏俄驻英大使，提出苏俄代表团来华须有四项条件：（一）此次所派人员并非正式接洽两国间商务关系的代表，不意味继承前俄国公使名义及职务。（二）代表团来京时不准传播与中国社会不相容的“主义”及携带登载该“主义”的宣传品。（三）应免除在俄国经商华侨一切强迫性劳役，不得任意封存或征收其物品，应给予华工工作自由，不得强迫或加以限制。（四）俄政府按照双方调查结果赔偿华侨以往所受各种损失。
2月23日，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询问是否预备接待苏俄代表，限两周内答复，否则即请陈广平离境。负责转达此照会的顾维钧随后奉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于3月8日邀请苏俄驻英大使克拉辛会谈，面致外交部《答复俄劳农政府宣言稿》副本和备忘录，并对加拉罕的照会提出抗议。17日，北京政府接到加拉罕的电报，内中表示两国互派领事“极为重要”，俄国可以承认陈广平的领事身份，“惟以平等相互待遇为条件”，即中国必须尽快知照允许俄代表来华；两国谈判以在北京进行为宜。北京政府出于政治上考虑，决定继续采取拖延策略，故电告顾维钧，请向克拉辛转达希望苏俄缓派代表之意。但加拉罕于26日再经克拉辛转交北京政府照会一份，称前经顾维钧送达的《答复俄劳农政府宣言稿》已赞同俄派遣代表来华的提议，他本人对此“特致祝颂之忱”。本日，苏俄政府正式接待陈广平，商谈派代表来华问题。这一举措，使北京政府进退维谷。
张申府等创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本月张申府等创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以“赤”的笔名，为该刊撰写《结婚与夫人》、《自由与秩序》等论文和数篇《随感录》，又成为罗素哲学的爱好者和传播者。上年10月，他与李大钊等在北京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11月，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邀请，到该校任教。约于本月，他介绍原天津觉悟社成员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共产党。不久后，先期赴法的中共上海小组成员赵世炎和陈公培通过陈独秀的信函介绍，找到张申府，先后接上组织关系。4月，由这五个人秘密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任小组负责人。这个小组和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及稍早建立的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等几个进步团体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建立作了准备。
广州组建共产党支部
广州组建共产党支部上年末本年初陈独秀借应陈炯明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机到广州后，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米涅尔、别斯林同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讨论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因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退出讨论，而没有结果。其后，陈独秀找到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经过数次酝酿，约在本月建立广州共产党支部（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谭平山先后担任书记，谭植棠负责组织（一说宣传），陈公博负责宣传（一说组织）。该支部利用广东《群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举办宣传员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逐步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黄爱、庞人铨组织工人抗议湖南第一纱厂商办
黄爱、庞人铨组织工人抗议湖南第一纱厂商办本月，商家华实公司接收了拥有纱锭40000枚、日出纱140余包的湖南第一纱厂。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等组织工人示威，向该公司和省政府提出抗议。4月13日，劳工会组织工人、学生2000余人至纱厂交涉毁约，被赵恒惕派军队镇压，并捕走四名代表。
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篇发表于《曙光》杂志第2卷第2号上的短文提出：社会改造需要依靠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需要团体的训练。为厂救治中国社会的腐败，应当“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的团体”。中国“C派”（指共产主义者）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公开发表的有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文字。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由干事会议选出7名委员组成第一届委员会，会长陈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