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事问题，以废督裁兵最为重要，此固余（指吴佩孚）数年来的主张，裁兵一事，非真正统一之后，不能完全实行。但豫省以赵倜之乱，已将其部下裁撤九十营，又因此次奉直战争，奉军丧失原驻北京之第十六师及暂编第一师、损失至七八成，此为由战争而收裁兵之实效者。次谈山海关方面之奉直战争谓（五月）十七日已订停战条约，奉军开始撤退，此事系因战事延长，则阻碍交通，中外人民蒙极大之不便，故欲早日实行媾和，而从中尽力之结果。又言对于张作霖之处置，谓以收拾时局之故，姑以不严加究办为方针，倘张氏极力反抗，则决意破坏奉系之根据地。因对豫督赵倜，曾取宽大之处置，故对于张氏仍应取同等之态度。吴氏不就陆长之职，因以尽力于极力裁撤各军为方针，故俟山海关方面战事定局之后，即回洛阳，始终自居军人不干政之原则。”
事实上，国际舆论，也有鉴于此，咸认为处在生死关头民国十一年的中国时局，由于吴佩孚之大获全胜，可能获得转机，五月十日的东京《读卖新闻》上一篇《奉直战后》的社论，即可作为持此论调者的代表：
“吴氏大获全胜，同时复有无上之机会，吴氏处事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实吴氏与中国国民今兹正当生死关头。固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惟毅然舍弃武力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计应善用战胜之地位及机会，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因此之故现在无论任何势力，均须并不偏倚，并扫除一切恩怨，使南北各代表参加，从新召集国民会议，讨论上文所云之根本大计，亲自拥护此种国民之运动，则和平统一之大业达其目的，其易将非意料所及。吾人为邻邦中国国民之利益幸福起见，切望吴氏决定意见，选择应行之道焉。”
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以后的国运，是否果有一线光明之望呢？君不见，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时在他民国六年七月一日被迫下台的四年十一个月之后，那日上午八时整，国会众议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国务院代表周自齐、高恩洪、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倬章（字济臣，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等，准时抵达天津黎府，恭迎黎大总统登车启程，一群故都显要，把面团团如富家翁的黎大总统，簇拥上了专车，当午十一时零五分，抵达北京车站。
京中人士、各界商民悬旗结彩，欢迎如仪，黎大总统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氏私邸休息，十一时四十五分再自黎公馆同赴公府怀仁堂，举行“暂行大总统职权”的“就职典礼”。
这夜，黎元洪批第一件公事，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直系当权，北洋第十九任内阁，开出来的阵容，倒也相当的坚强——
总理兼外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谭延闽
财政总长董康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薪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汤尔和
交通总长高恩洪
农商总长张国淦
但是，这个十九任北洋内阁。尽管阵容堂堂，网罗各方，却苦于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头一位，陆军总长吴佩孚，当黎大总统十二日明令发表内阁人选，他十三日便自保定北上，入京亲贺，同时向黎元洪表明心迹，恳请辞职，他说自从战胜奉张，他立刻便和曹锟呈请罢免三巡阅使，目的即在于昭告天下，自此不再开军人干政之例。如今他一心只想返回洛阳，重整军旅，为国家保持一支武力，“陆军总长”一职，他实在是志不在此，毫无兴趣。黎元洪的答复倒也坦白，他说废督裁兵，势在必行，我正是要借重你吴玉帅的威望，请你担任这个执行废督裁兵的陆军最高长官。于是吴佩孚再三谦谢，他承认废督裁兵原是他的一贯主张，以当时情势而论，只怕他不在其“位”，从旁协助，所收的效果还要大些。
黎元洪甚以为然，吴佩孚确有诚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内阁名单发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宣布陆军总长吴佩孚辞职照准。派张绍曾继任。
直皖之役，奉张、直曹打了胜仗便忙不迭地联袂晋京，左右政局，唯独吴佩孚二度获胜，威震华夏，却远远儿地离着北京，仿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到北京亲贺并辞职，一夜都不肯歇，当天晚上就要回保定。曹锟硬拖住他不让走，一来借此盘桓，商量商量今后的军国大计，二则当时山海关内昌黎一带直奉两军的冲突犹未结束，曹锟还得子玉老弟运筹帷幄，遥遥指挥。十五日北政府下令各省一律停战，吴佩孚命直军批亢捣虚，绕出长城围攻奉军右翼，直到十七日奉军方始央洋人出面议和，跟直军签订了八项和约，直奉大战，于焉宣告正式闭幕。
奉张大败，逃出关外，算是自动放弃了扬威京畿，干预政治的“权益”，同时也被迫让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盘，由北政府派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取代奉系。六月二十日，东三省的省议会开联合会，通电赞成东三省统一，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副之。七月三日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升等三省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北政府保持“中立”，然后整军经武，埋头练兵，准备来日和曹吴决一雌雄，报仇雪耻。
黎元洪入京复职以前，在吴佩孚的登高一呼之下，各省督军。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决定，但当黎元洪“一朝权在手，便将令来行”，带兵的督军，多一半又阳奉阴违，迟疑观望，谁肯真的立即下台？唯一宣告自行废督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但是才只一天，便由浙江军官张载阳等通告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致使黎元洪怫然不悦，暗呼不妙，讵料卢永祥改个名义，做个手脚，还算是好的咧，其他各省，对于废督裁军的呼声，根本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全国各省唯一废了督军的，是江西，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命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三军入赣，进行北伐，六月十五日江西督军陈光远，听说北伐军已抵吉安，吓得弃职而逃，正好给黎元洪得着个机会，把江西督军一缺给废了，命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队”。
兵裁不掉，督废不了，使黎元洪诺言不能兑现，内心十分焦躁，他为了勉维北洋政府威信，只得跟吴玉帅先商议好，拿盘踞湖北武汉一带的北洋军。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开刀，他下令撤退前驻岳州和湖南的北洋队伍，责成吴佩孚、萧耀南妥办撤防及善后。吴佩孚等将这一出戏演得很像，他和萧耀南遵照命令，派张福来将各军一律调回洛阳。
七月一日，吴佩孚自保定凯归，他回到洛阳，表示他绝无权位之想，同时也在往后的一段时期，在洛阳大兴土木，扩建他的总部。——洛阳兵营，原有其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前，曾经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一个宣统小皇帝，对于若干遗老，未始没有号召力，因此他曾有过迁都洛阳之议，密令徐世昌在直隶、河南二省境内，物色一座都城。徐世昌列举彰德、顺德、许昌、洛阳四处，经过实地查勘，老袁终于决定在洛阳设一行宫，于是卜地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岸，划地四百万平方米，参酌日本及欧西各国的军营建筑图样，建造砖墙瓦顶的营房，工程历时年余，耗资上银一百七十万两。
这座大营房未及竣工，袁世凯已天夺其魄，一命归阴。往后在这座营房驻扎过的，先是张勋的巡防营，继为张敬尧的第七师，吴佩孚是它的第三位主人。不过，当民国八年八月吴佩孚进驻时，营房的窗楹门扉，全部不翼而飞，无一子遗，整个营房成为一座座的空屋架子，经过他三年多修补增建，经之营之，方始渐渐地恢复旧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挟胜利余威，是中外物望，洛阳西营，访客毕集，往往一日要接见各方宾客二三十人，尤有各省各方派遣的代表，常驻洛阳，承颜接辞，光只营房便不够用了，因此吴佩孚乃在西营之东造一幢私邸，之西筑一座参谋本部，之南建一栋西式洋房继光楼，备有精美客房十余间，专供接待各方宾客之用。
接待四方宾客的继光楼落成，吴佩孚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他的日本顾问，当年在东北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房里，联曰：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冈野和吴佩孚的私人友谊，命他在吴佩孚的极盛时期，前来投效，期能相机进言，穿针引线，影响吴佩孚改变他的仇日心理，进而与日方合作。冈野之来，必有背景，吴佩孚心中自然明白，所以他和冈野相处，亲而不尊，虚与委蛇，一谈到有关日本的问题，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他给冈野的差使，更难免有点委屈了这位老友——吴佩孚让冈野搬进继光楼长住，命他当一份承启迎宾的职务。
根据冈野的统计，自民国十一年七月一日吴佩孚战胜奉军，凯旋洛阳，到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领军北上，二度对奉作战，两年一个半月期间，亲赴洛阳使署访谒吴佩孚的中外名流，日必数十起，冈野收集每日访客的名片，装满了一只一尺立方的皮箱。在此两年内来访的国内显贵，计有北政府国务总理四、各部总长十六、次长十三、全权公使三、名幕十三、各省督军省长六、各省代表六、蒙古王公一、硕儒文豪二、政客五、名门后裔四、工程师一，据冈野补充说明，凡此仅为显要中十分之一，访客中“九牛之一毛”而已。
当冈野迁入继光楼，职司迎宾承启，不久以后，日本达官显要，便开始川流不息地到洛阳来晋谒吴大帅，如日本遣外第一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少将。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重雄少将、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使署交际处的人员统计，前后26个月间，日人来访者多达47名，居各国人士之首位，因此，使署人员喷有烦言，外间也有吴大帅越来越跟日本人接近的传说，一日，吴佩孚便将种种烦言与谣诼，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冈野。
冈野的回答，则是双手捧上了一顶高帽子，他俨然若有其事地说：
“洛阳已成北洋政府的重心，中华四百余州政柄之所在，吴将军你像是神龛中的观世音菩萨，人人都有必欲瞻拜肉身之心，敝国要人远道来访，正是怀着这个心理。将军试想他们远来所需的费用及时间，真是谈何容易，做主人的怎好意思不假以辞色，聊充报偿？同时这也是宣扬将军德威于中外各邦的无上妙法，更是来日功成名就之途径，‘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依在下之意，这事不必大惊小怪。”
吴佩孚要是真听了他的，岂非变成了三尺童子，无识匹夫？对付冈野领来相见的日本人，吴佩孚自有应付的妙策，那便是坚壁清野，使他们无缝可钻。譬如，伊丹重雄是奉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元帅之派，专程来洛阳晋谒，劝促吴佩孚谋取“中日两国军界之亲善”，并且请他聘用日本军官，训练士卒。这位专使很难应付，敷衍既不可，以当时中国国势积弱，偏又板脸不下，得罪人家不得，因此，吴佩孚便在宴会之上滔滔不绝，大谈其“中国文化优越论”，让伊丹重雄根本得不着开口的机会，翌日一早送客，乃使上原勇作的特使，铩羽而归。
旋不久，日方又派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重作冯妇，来劝吴佩孚，应允中日军事合作，吴佩孚则改变方式，避而不答，娓娓不休地追述他在保定念军官学校时代的往事，他说起授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野外要务令八字真言的恩师，日本教官樱井文雄大尉。吴佩孚感慨系之地对铃木说：
“樱井大尉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但是前年我听说大尉业已病故，其未亡人茕独无依，度其凄凉寂寞晚年，听后令我兴不尽的感慨。我今日幸而得此地位，深感辜负师恩之处多多，很想对樱井师母聊尽报恩之心，铃木少将倘若得便，望能为我转达这区区微忱。”
一席话说得既感伤而又诚挚，与席诸人无不为之感动，但是直到席终人散。吴佩孚对于日方二度提出的问题，仍然只字未谈。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之来，系在民国十二年七月八日，他奉了日本政府的训令，在八日下午两点多钟抵达洛阳使署，一进继光楼，冈野立刻遣人通报，可是副官答说：
“玉帅正在午睡，不便惊扰。”
林久治郎无奈，只好在继光楼坐候，等到吴佩孚午觉睡醒，方获接见，他向吴佩孚当面提出日本政府的正式训令：
“本总领事鉴于贵国各地排日、排斥日货及罢工等事件之连续出现，若任其漫无止境，将来在贵我二国间之邦交上，恐惹起重大事态。故日本兹派本总领事请吴将军以诚意阻遏排日举动，目下北京政府因黎大总统之失位而群龙无首，北洋元老曹巡阅使，虽隐任天下之重，然事实上之枢机，握于吴将军之手，此本总领事所以具陈一切而诉于将军座前。”
吴佩孚又拿出他办外交的那一套，就事论事，快刀斩乱麻，直话直说，决不敷衍推诿，他疾颜厉色，正告林久治郎：
“此次敝国各地所起的排日运动，原由于不满贵国之对华政策，而有此民意的发皇，其曲在于贵国！”
语惊四座，使林久治郎大出意外，瞠目结舌，吴佩孚却故意顿一顿，待在座诸人都看出来林久治郎为之语塞，他方始再往下说：
“近日湖南长沙及其他各地的排日事件。吾人推究其起因，莫不都是贵国凭借强权，压迫敝国民意所引起。贵总领事你还没有开口之前，本人并非不知贵我两国关系之密切，但若论各地方兴未艾的排日事件，本人实无法置喙，因为本人深知这是发扬民族正义的中华民众爱国运动。”
局面之僵，众皆失色，参谋长李倬章怕林久治郎下不了台，酿成意外纠纷，他出来打圆场，请玉帅暂停会见，先休息一下，再示意林久治郎辞出，带他到了外面，才告诉他说：
“请总领事在洛阳多住几天，等我们再向玉帅进言，第二次、第三次会见，或许能使双方的意见有所沟通。”
林久治郎被吴佩孚教训了一顿，任务不能达成，他也是迫于无奈，只好由李倬章陪着，畅游龙门、关帝陵等洛阳名胜。另一方面，由冈野上了一封意见书，备述排日问题妨碍中日邦交，亟应谋求补救之道，以免增加日本少壮军人侵华之口实，使日本政府难以应付，酿成战祸。与此同时，李倬章也在吴玉帅跟前剀切陈词，剖析利害，花了好半天功夫，吴佩孚总算答应了不再使林久治郎难堪，当晚请他在吴公馆便饭。
翌晨，再度接见林久治郎，对付日本的两面外交政策，吴佩孚用一纸具文，应付了事，听从众人的劝告——让林久治郎回口打电报到日本外交部时有个交代，吴佩孚当场叫政务处长白坚武起个电稿，请曹锟虚应故事发一个通电。吴佩孚致曹锟电的电文如次：
现日本驻汉口林总领事来访，面称此次对日外交之愤激民气，到处发生排日货之运动，势之所趋，滔滔而无休止。关于外交问题，理应待中央政府之交涉，不可徒凭民气有碍邦交，况因此而无视彼我通商条约上之规定，更使双方俱蒙不利，请速以钧座名义，说明如上理由，发一通电，以收防止排日之效为祷。
吴佩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