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运动中，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大出风头，她不时登台演讲，阐述运动的必要性、迫切性，还通过中外媒体树立了一副“新民”形象。为了争取国外人士对她和蒋介石实施的“新生活运动”给予支持，她在美国和上海的英文报刊，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地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根本意义，以及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动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
1934年2月，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就“新运”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布克妙笔生花地写道：“她和蔼可亲，充满热情，沉着而有自信心，非常忙碌……在结婚以后的几年间，这位动人的年轻新娘，已成长为漂亮的中国第一夫人。她容光焕发，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进取的意志，她在南京已争取到一席重要地位。蒋氏夫妇生活充实，很有规律。他们共同努力工作。他们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以前读《圣经》和做祷告开始的。在蒋中正家里，无人聚会打麻将，也没有跳舞或打牌之类费神安排的社交活动。他们也不出去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然而，宋美龄总是抽出时间，向南京的外国教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开办小学或孤儿院，抚育那些阵亡人员的子女，翻译蒋中正的文电，和译员们进行磋商，或者在重要会议上当他的翻译为世界各地的报刊撰写文章；组织妇女团体，接待许多来访的贵宾；在一个又一个政府事务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她丈夫与红军作战期间和他一起飞行，为的是同生死、共患难。”显然，宋美龄的对外宣传收到了一定效果。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虫和许许多多灾难的威胁，他们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批评，被指责为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尚不够，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因而，运动收效甚微。如果说在这个运动开展一周年之际，还取得一点效果的话，那么在1936年即运动开展两周年之际，由于“蓝衣社”到处胡作非为，“新生活运动”已经名声扫地，就连蒋介石也无法隐瞒自己对运动结果的气愤和沮丧。
对于这场与中国的当务之急背道而驰的“新生活运动”，宋庆龄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她说：“‘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1937年4月，宋庆龄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儒教与现代中国》的文章中指出：“3年以前，国内开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但在一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们任何东西。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
“新生活运动”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蒋介石与宋美龄正是借着推广“新运”，而完成了对华北、西北的第一次巡视。
华北、西北地域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西北，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之地。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派重兵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接受了端纳的建议，携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华北、西北十个省份，以巩固成果。
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张学良、端纳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汉口。在逗留汉口的几天中，蒋介石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和制定“剿共”的新计划，准备对工农红军再一次发动进攻。10月10日，蒋宋夫妇离开汉口，前往洛阳，参加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学院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蒋介石对学员发表了演说。11日下午活动全部结束，经端纳提议，蒋氏夫妇一行10月14日到达西安。
蒋介石下车伊始就发表演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他们还邀请在西安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参加茶话会。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发表演说，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协助推广“新生活运动”。
蒋氏夫妇认为，传教士常年与中国民众生活在一起，是了解他们情况的，因而传教士能够说出一些怎样才能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法来。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中国官员那样由于害怕上级而有所顾虑，报喜不报忧，甚至谎话连篇。宋美龄请求传教士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与他们合作。传教士们从未有过如此殊遇，能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话，使他们受宠若惊，有一人带头发言，其他人便纷纷发言，指出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弊端，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弊端的一些对策。
在西安巡视完后，蒋介石夫妇一行来到了甘肃省省会兰州。兰州之行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危险的，甚至不排除有被暗杀的可能，由于张学良和端纳未阻拦蒋氏夫妇西行，还遭到许多高级官员的严厉斥责。在兰州他们参观了毛纺厂和棉纺厂，登上了兰州古城墙，并视察了兰州黄河大铁桥。随后他们又到宁夏、绥远等地考察。每到一处都与地方首脑会晤，并参观重点工、农业生产建设项目。
华北、西北之行，历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巡视了十个省份。蒋介石也因此接触到了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况，争取了西北将领对他的好感和支持。许多看不惯南京繁文缛节的地方将领，通过直接见面畅谈，开始站到了蒋介石这一边。同时，蒋介石对经济发展的兴趣也起于此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还从未对工业费过心思，此行也改变了他不关心经济建设的形象。还有一点是，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兰州、绥远、开封、太原及其他城市都同外国教会拉关系，同传教士座谈，争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同他们合作，使各地教会合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从而又改变了他们同外国的关系，在争取国外支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蒋介石的华北、西北之行，既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而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那就是炫耀他的武力，传播个人的所谓“领袖魅力”，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在这次巡视中，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以优雅的风采，以自身的能力出现在公众之中。这次旅行虽然使她疲惫不堪，却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之一。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把上层妇女，尤其是各省要人的太太们召集起来，敦促她们为“新生活运动”尽力。在演说中，她反对名门闺秀的深居简出，反对吸鸦片、肮脏和贫穷。她呼吁妇女要有责任感，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关心妇女自身和儿童的福利事业，她任命各地高级官员的夫人为当地“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此行结束回到南京后，她认识到了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应该做、能够做和可以做的事情，特别是增强了对政治的兴趣，并找到了自己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定位和政治定位。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演练。
西安事变与“美人救英雄”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主持南京政府近10年，时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的蒋介石，因为拒绝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被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一级上将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二级上将杨虎城扣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
曾经与蒋介石多次出入战阵、几经历险的宋美龄，这一次恰恰没有陪伴在蒋介石身旁。也正因此，才有一出宋美龄版的“美人救英雄”。当然，这只是一种非正式的生动说法而已，谁都知道，被扣的蒋介石并不是被宋美龄救走的，而是被西安方面放走的，而且，张学良还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连同后半生一起“陪送了进去”。这是必须要先交代的。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已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当此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刻，各党各派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吸引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脱离反共内战第一线，走上呼吁全民抗战的道路。蒋介石面对日寇的侵略，由一味妥协退让，逐渐转变为交涉谈判以至局部抵抗（如百灵庙之役），并开始着手抗战的各项准备，但却仍然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临西安，亲自指挥实施“通渭会战计划”。在他看来，会师于陕北的红军三大主力，只不过是三万疲惫不堪的残余之师，且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他要用30万左右兵力在三个月内将其彻底消灭于陕北地区。只是他没有想到，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共识的情况下，内战不得人心，也不可能成功。他更没有想到，公开反对此次“剿共”战争的竟然是此次作战计划中的主力——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
蒋介石一到西安，立即在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的陪同下，遍游陕西山水。表面沉醉于黄陵、秦陵、华山、骊山风光中的蒋介石，难得和张学良等人进行轻松的谈话。10月27日上午11时，他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由临时行辕临潼华清池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面对因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丢失国土、背井离乡又被迫上前线打内战的东北军，蒋介石讲的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共是眼前的敌人，日本为害尚远，应当先消灭近处的敌人再消灭远处的敌人任何违抗命令的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场的大部分军官听了这种训话极为反感，噪声四起，会场上“攘外安内”的标语也被换上了“安内让外”。
事后蒋介石要张学良、杨虎城对“危险分子”、“左倾分子”进行惩处。张、杨以“左倾分子”已“畏罪潜逃”为名，没有采取行动。不仅如此，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已是忍无可忍的张学良，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表示，如今国难当头，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怎么还能打内战呢？并拿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于10月5日给他的信。蒋介石怒不可遏，一边大骂中共的统战手法，一边怒斥张学良年轻幼稚，如此容易上共党的圈套。
10月30日，蒋介石飞赴洛阳，表面上是“避寿”，事实上是在紧张地部署“通渭会战计划”。张学良带着骑5军军长何柱国飞到洛阳，他不顾蒋介石的反感，再次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马上抗日。蒋介石的回答既干脆又简单：“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第二天，蒋在洛阳军官学校分校的训话中，别有所指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当然知道蒋介石此话的含意。在飞返西安的飞机上，张学良考虑了各种对策和蒋介石分手，辞职引退最后向蒋介石诤谏，希望蒋介石能够改变立场采取非常行动，逼蒋抗日。
11月初，蒋介石正式改组西北“剿共”总部和兵力配备。由他出任总司令，张学良出任副总司令，晏道刚为参谋长。随后蒋介石又飞赴太原、济南，会见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人，为即将展开的“通渭会战计划”做统筹安排。
蒋介石在华北、西北地区穿梭活动，为的是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围歼红军计划。张学良决心为阻止这场内战和劝说蒋介石同意停战抗日，进行最后的努力。正在此时，有三件事使得张学良下定决心，果断采取行动。一是山城堡战役，胡宗南损失一个师，其他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也各有伤亡。张学良、杨虎城从中认识到，国民党军队消灭红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消灭了红军，则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重大损失，从东北沦陷起，只有中共的抗日民主联军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严酷“围剿”中坚持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放弃抗日主张。只有联共抗战，只有与红军一起抗日，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二是“七君子事件”。在一二·九运动的鼓舞下，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1936年5月31日和6月1日，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召集了全国18个市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决定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动全民族抵抗侵略运动。对于全国各界救国运动，蒋介石放风诬称是“反对中央，颠覆政府”，是被共产党利用来作为反对政府的工具。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军、警、宪、特机关，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关押，查封了14种宣传抗日的刊物。这一严重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张学良对此无法理解，遂于12月3日第二次独自驾驶飞机去洛阳，面见蒋介石，表示了他自己的疑惑，要求亲率东北军开赴前线作战，并对蒋介石说：“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训斥道：“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七君子事件”中看到了蒋介石的顽固，看到了蒋介石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大潮而动的真面目。
三是绥远抗战。此时发生的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的壮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傅作义成为全民赞颂的民族英雄。这对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罪名的张学良是一个极大的促动，他要挺身而出，进行抗战，以雪前耻。
三件事使张学良打消了辞职隐退的念头，决心据理力争，劝蒋抗日；劝蒋抗日不成，则逼蒋抗日。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面交《请缨抗敌书》。但与以往一样，蒋介石丝毫不为其抗战报国的激情所动。
就在张学良第二次飞洛阳与蒋介石谈崩的当天，蒋介石突然将原定在洛阳举行的西北“剿共”高级军事会议改在西安进行。12月4日，蒋介石率陈诚、卫立煌、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蒋百里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乘坐专列开往西安。与此同时，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潼关集中，一批批战斗机在西安和洛阳机场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