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可以刺激美国有所作为，但显然她的热望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共产党中国爆发正面作战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特别是韩战的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中国不好惹。宋美龄又遭遇到和几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无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淑女，为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极度低落的阶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是1958年7月，她在美国的友人陈纳德将军过世。陈纳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最诚挚的友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飞虎队，为蒋介石抗日出过大力。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之后，陈纳德也到过台湾，与夫人陈香梅在台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运队也继续为台服务。1957年8月29日，陈纳德在美国作发炎的肺组织切除手术时，切片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以后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了恶性肿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
这时候的陈纳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烧不退，气息奄奄。宋美龄闻讯后，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想说话却有气无力。宋美龄立即止住他，说：“上校（宋美龄一向如此称呼陈纳德），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了。宋美龄伤心不已，一方面是因为难过好友的过世，一方面也是哀怜自己的美国之行毫无结果。
另一个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也是最令她气馁的是：美国不但对宋美龄的言语无动于衷，而且显现出对共产党中国的极大的兴趣。就在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美国开始和共产党中国在波兰的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在两次会谈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共产党中国应该首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的各个岛屿的炮击。双方由于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未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却开了中美接触，讨论台湾问题之先河，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对中美华沙会谈的气氛十分敏感，但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的同一天，宣布派空军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军事要地，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经过一连串的陆海空激战之后，共产党中国向美国传递了有意停战的信息，美国于是派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
在这个联合公报之中，蒋介石暗示“台湾将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采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实属无奈之举，一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如不让步则无法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诸岛（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防卫条件。二来也是蒋介石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就在美国介入，共产党中国利用美国畏战、避战心理，成功地借美国之力迫使蒋介石放弃以武力侵犯大陆，并KIE式形诸于文字之后，蒋介石政府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在以往，每逢节日，蒋介石照例要向全岛发布文告，高喊此类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开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使命，交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49年，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族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由于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布道”，所以该组织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是为“上帝的更大光荣”而努力，或是为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对美宣传的“喉舌”。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
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活跃分子的家人或前辈曾经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做过生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遗产正在被抛弃，有些人则在台湾各地建有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装配线，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总之，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都“奋不顾身”。
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还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她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享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象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常常进出白宫，为宋美龄出了不少力。“中国游说团”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就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20篇之多。她竭尽贬损人民中国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宋美龄抵美后，红地毯再次为她铺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专机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总统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她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与林登·约翰逊促膝谈心。
9月22日，宋美龄应邀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这次午餐会上的演说，宋美龄不再采用以往那种乐观和肯定的语调，她一改既往，用深沉、激越的语音告诉听众：“任何时代场合，自由非廉价可以得来。”她甚至表示：“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种并非新奇的真理和思想，时常被那些醉于宴乐的人、愤世激俗和故意偏私、别有用心的人视为不合时宜的陈腔滥调，而它却萦回在我心里已数不清多少次了。每次都留下一些惨痛的回忆。冷酷的事实乃是：希望放弃它，设法逃避它，颠倒是非和摇尾乞怜都不能以廉价买到自由。”
一位贵宾在酒席宴上说这些晦涩而悲怆的话，十分有煞风景，但是美国人将“反攻大陆”一类的壮志豪言斥之为陈腔滥调，使宋美龄愤愤不平。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她也顾不得许多，顾不得合不合宜，在议员面前骂将起来，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0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双十节”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宴上，她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让人们打开人类心灵，以使人们不致为了世俗的些许财货，把自己出卖给无神论和伪善不可知论者而自堕于恶行”。她以此含沙射影，谴责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暗喻英国是为了40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大。
29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拉、侥幸的手法对待中国共产党。
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台北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人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角色。
台湾出版的《蒋夫人与元老派》称：“一般相信，蒋夫人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权的保卫战中出过大力。联合国自秘书长哈玛绍赖依以来即倾向主张中共入会。……能抵挡这股国际逆流达十数年之久确属不易。”
“我们更要比以前依靠自己了！”
到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台美“蜜月”关系结束了。早在1963年10月，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刻指日可待。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对关岛作暂短访问期间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这实际上是向共产党中国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明确的信号。
与之同时，他采取一连串实际行动：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以观光名义访问中国大陆；允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的大陆商品；准许美国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国和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同时停止提供F—5型飞机给台湾，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等。
尼克松曾是宋美龄十分欣赏和信赖的美国朋友。他曾六度访台，通常是宋美龄担任他和蒋介石会谈的翻译，有时她也会参加他们的讨论。尼克松在他那本《改变亚洲历史的人物》一书中，对宋美龄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宋美龄除了是蒋介石同外宾会谈时“极优秀的译员”外，还具有其他的意义。“一般人认为：一位领袖的妻子，系因夫而贵，与个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无关重要。这种看法，不但忽视一位领袖妻子在幕后所担任的任务，且玷污了领袖妻子所具有的特质与性格。我相信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与道德力量，已使她自己成为一位重要的领袖。”蒋氏夫妇也曾对扛了多年反共大旗的尼克松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使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恰恰是这个“老朋友”。
对于尼克松的举措，宋美龄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在美国停止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当局对此提出质问，美国则以经济困难，难以继续维持作回答。宋美龄指责此为遁词，对中美华沙会谈，台湾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正在此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来临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还说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大陆的官方邀请。他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台湾当局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尼克松宣布接受邀请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才从国务卿罗杰斯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据他回忆说：“这件事实在令人震惊。”“有几分钟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当他将此事告知蒋介石、宋美龄时，两人先是震惊得一言未发，接着便是极端的愤怒。在此情绪之下，蒋介石、宋美龄立即指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还指示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
沈剑虹在拜会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时，向他转述了宋美龄、蒋介石是如何愤怒、困惑和震惊的情况。格林答称：尼克松如此行动的目的在于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并保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会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