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公司的真老板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从中国大陆撤至香港的中国民航飞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航空公司”。宋美龄因为与中国空军的特殊关系，对“华航”事务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华航”性质很特殊，它成立于1959年，初时设资本额台币20．7亿元，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工作人员则由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因此，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的部长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是民营”，但却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华航”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公营”。
首先就体制而言，“华航”既是公司，就应该有公司注册，而且董监事名单要公开。但在台湾，这些资料均属机密，而在台湾官方，则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据说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后来改由国民党中常委、前“交通部”部长连战担任。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而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截至1985年，“华航”的总资产已达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亦达10．6亿美元。一般正常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已接近破产边缘。“华航”则不然，它有“华航小组”负责解决财务问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支付，它是个特权公司。
除了体制上属于国民党公营外，整个财务上它亦属于公营的性质。“交通部”辖下设有“民航局”，“民航局”又有一个“民航事业作业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任务即是协助“华航”。如果“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的仍是“民航局”，款项由“国库”拨款而设的“民航事业作业基金”先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国民党政权出资本，“华航”作生意，而且亏损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赖，这种特权生意人人会做！
另外，“华航”经营不力，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作保护，但仍然租与“华航”使用。“华航”已连续亏损多年，这已超过“保护”，而等于是“特权”了。据估计，单是“民航局”的“民航事业作业基金”，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为了“华航”即已亏损了100亿台币以上。
“华航”的种种特权，据说肇始于“空军之母”宋美龄。自“华航”成立以来，她一直介人甚深，形同实际上的董事长。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决定，人事决定权也属于“最高当局”。所以有人说，“华航”不是公营、不是民营，它真正的可以说乃是私营！
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国民党那种“党”、“国”、“家”三者不分时代的产物。正因为三者不分，他们办的公司，当然不要去“登记”，反正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任何公司有了亏损，理所当然地用国库去贴补。“华航”即是例证。
不过，那个“党”、“家”、“国”不分的时代在台湾已经过去了。现在，“蒋家政治”业已衰微，应该到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并且按制度办事的时候了，应该登记的就要去登记，应该自负盈亏的就不能再由纳税人负责，自蒋经国去世后，岛内不少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宋美龄对空军是情有独钟的，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带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1987年10月底，她在蒋介石逝世纪念会演讲“我将再起”时，仍然佩戴飞行徽章。当然，她对于“华航”事务是不舍得放弃介入的，尤其对于“华航”的人事，她的话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后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1986年发生的王锡爵投奔大陆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此即由于宋美龄的插手。因为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而受赏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她在台的亲信传达的意见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乌钺不必去职。而且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来承担！”慑于宋美龄的余威，当局未能对乌钺作任何处置，乌钺照坐“华航”的“宝座”。当然此后乌钺对于有关老夫人的一切事务，无不尽心竭力。1990年，宋美龄离台赴美时，乌钺就为她运送那数量惊人的行李而帮了大忙。
当然，这样的“国事”当成“家事”办的例子不在少数，忠心耿耿为宋美龄效力的人，也会被她利用权力而安插进“华航”。
宋美龄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宋亨霖。他是早年士林官邸的一名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壮，精力旺盛充沛，他对于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迅速得当、有条不紊，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的宠信。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后，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数度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当然也得跟着两头跑。有的随员因为家在台湾，不愿这样长期离家赴美，另一方面，因为宋美龄常不在台湾，两边的事务都须要料理，急须一个信得过的得力帮手。
于是，宋美龄想到了一向精明干练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以后，宋美龄就把他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先是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帮宋美龄处理台湾这边的一些事务。后来直接派他到美国纽约常驻，除了“华航”本身的事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送来迎往，负责和台湾联系。从宋亨霖在“华航”工作的始末，可以对宋美龄对“华航”的实际影响力窥见一斑。
孔二小姐是圆山饭店的总经理
宋美龄对大姐宋蔼龄一家感情极其深厚，对其子女们极其关照。孔家在依靠蒋家政权获取巨额财富后，也不忘分予好处给她。在宋美龄的“关照”下，孔令侃在上海“打虎运动”中被“放虎归山”，孔二小姐也成了圆山饭店的总经理，经营着这个孔家在台湾的最大的产业。
宋美龄非常重视姐妹感情，尤其是与其大姐宋蔼龄一家更是关系密切到“打在你身上，就疼在我心上”的地步。孔家也利用宋美龄的特别关爱，在蒋介石政权下大发横财，赚取了巨额财富，形成了一部典型的钱权互动史。
孔祥熙、宋蔼龄一家与宋美龄在经济上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孔家借助宋美龄及妹夫蒋介石的权势，大肆聚敛财富，这当中自然不能少了给宋美龄的好处。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从美国借到的5亿美元中，有1亿美元作为公债推销。到1943年春，销售数量达5000万美元，孔祥熙突然下令停止销售，所剩5000万美元主要由孔祥熙与宋美龄等人鲸吞，用官价购人，再高价出售到黑市，一倒手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舆论界轰动一时的孔祥熙“美金贪污案”。在“美金贪污案”中，宋美龄不必担骂名，却得到了巨额利润。类似的权、钱互动，以权换钱的事自然还有很多，在互相的利用中，孔、宋两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联为一体，蒋经国打在孔令侃身上，自然会疼在宋美龄心上了。
孔祥熙未能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步上正轨，这显然有愧于“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公职，但宋蔼龄却籍孔祥熙之便和其他皇亲国戚之利，成功地维护了她自身的经济利益，造就了孔祥熙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及至今其子女在美国的庞大财产。到1949年从大陆撤退之前，她已把大部分财产转移至海外，这些财富多在美国，少部分在香港、日本和欧洲。最早是经营房地产、股票，后来转投资到银行金融、旅馆业，他们的子女在石油、房地产投资方面也大有收获。
孔二总经理
孔家在台湾目前最大的产业就是圆山饭店，饭店的董事长是孔大小姐孔令仪，而大部分股权归孔二小姐孔令伟所有。
宋美龄因为一生未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就是宋蔼龄的两男两女。尤其是孔令伟，更是最得宋美龄钟爱，以至外界关于“孔令伟是宋美龄亲生女儿”的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孔祥熙与宋蔼龄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伟，因宋美龄习惯于如此称呼她，故大家也跟着叫她孔令伟），宋美龄对于她的每一位外甥、外甥女，固然都很疼爱，可是，她对孔二小姐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情怀，她们之间的亲密感情，甚至有逾母女，难怪别人会有种种猜疑。当然，熟知内情都晓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圆山饭店，由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控制着，而且，它本身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以至在台湾屡屡引起争议。
圆山大饭店矗立在台北近郊，其雄伟有使人觉得“连山在它面前都会变小”的气势。它是台湾最早的国际观光饭店，在国民党外交迎宾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圆山大饭店的建立较早，自国民党撤离大陆，迁到台湾，又经过朝鲜战争，外交局面算是渐趋安定，台湾当局对外关系也就跟着活跃起来。于是有了开建饭店，接待国际宾客之议。据台北市的老议员说，圆山大饭店设立时，乃是由士林官邸出面，向台北市银行贷款两亿元而建成的。当时官邸的出面人乃是宋美龄的武官，后来曾任台湾“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他一直是宋美龄的亲信。
据说这两亿元台币的贷款，至今尚未归还。虽然饭店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雇员600人，资产总额23．16亿元台币的大企业。1986年时，它的营业额已达15．82亿元台币。“台北市银行”由于是债权银行，因而特地组成了一个“圆山大饭店管理委员会”，由“台湾省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不过，谁都知道，圆山饭店后台强硬，这个管理委员会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于是，这个既非国民党当局公营，又非民营，形态特殊的观光大饭店遂长期以非正常的状态维持着。它并未向台湾“经济部”作过公司登记，不过它似乎又有营利企业的身份，因此在财政资料上可以查出它的发展状况。
不过，据说自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传播媒体探讨了圆山大饭店的合法性问题后，圆山大饭店管理人士已开始和台湾“经济部”接洽，考虑取得合法之身份，当然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波折。
1988年3月，“立法院”立法委员林钰祥质询“圆山大饭店究竟属于何人”？台湾“交通部”部长郭南宏不得不出面辩称：圆山饭店属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所有，其土地是向台湾省政府租用，并要缴付营业税的。
郭南宏表示：圆山大饭店的前身为圆山俱乐部，当初经济不发达，旅社很少，接待外宾有困难，因此，由黄仁霖借用台湾旅社成立圆山俱乐部，用以接待外宾，后来便邀请尹仲容、董显光、俞国华及周宏涛等4位共同捐款50万台币，成立财团法人，经营具有国际水准的旅馆以接待“国宾”，发展观光事业，促进“国民外交”。其附属事业是圆山大饭店，已办妥营利事业登记，也领取发票，并缴纳税款，土地向台湾省租用，订有租约，每年要缴租金，且每年有完整的会计制度，其盈余及基金的利息都归财团法人所有，如财团法人结束，则归台湾省所有。因此，其营业状况都照规定办理。
郭宏南说，此财团法人设有董事9—11人，董事不能分取任何利益，或支取酬劳。在董事中有两位是当初的捐助人，也就是“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和“政务委员”周宏涛。郭南宏称：他们在公余之暇推动公益事业，不支取待遇。根据“司法院”的解释，公务员担任财团法人的董事，并不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俞国华在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就请假，并于1987年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因此，圆山大饭店是属非营利的财团法人所有。
但是公众依然有很多疑问：这批捐资者为何有这么多钱？钱从何来？这么一件大善事，为何在事件未发生前，多年来这些人都未透露过？这许多疑点，都不是郭南宏这么一番话可以令人得到圆满答案。
尤其是蒋夫人宋美龄，更与圆山饭店脱不了干系。且不说初期筹建时由她的亲信出面借款，即是到了后来，饭店也一直控制在孔家手中，而孔家在台湾的坚实后台，谁都知道一直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夫妇。
事实上，宋美龄对于圆山大饭店的事务，也始终很关心，以至外界有人说，这饭店是化公为私，一笔糊涂账，外人难于弄清楚，而这个企业，大概也是“宋家王朝”在台湾惟一的企业。1973年，圆山饭店落成，宋美龄特地交待饭店的管理阶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挂在圆山饭店顶楼的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饭店视察，对这幅复制的图十分满意。
宋美龄的发式很特殊，头上戴的“包包头”是假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又以6—8支的长发叉竖插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头”。宋美龄偶尔会到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拿到圆山饭店底层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帮她清洗，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宋美龄扎上。
这些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是孔令伟是圆山饭店的经理，一切过往账目在相当长时间内由她亲自负责，孔令伟在台期间的主要活动一是管理饭店，二是陪伴宋美龄，特别是陪她夜间聊天，圆山饭店当然是主要话题，宋美龄自然要过问饭店的经营情况。
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须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宋蔼龄受老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轻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1948年11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