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说唐绍仪有政治野心，想当总统。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为了赶走唐绍仪，袁世凯蓄意制造了一个王芝祥督直事件。
此事说来话长，还是参议院在南京的时候。当时，参议院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规定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谘议局改为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
直隶代表谷钟秀、刘若曾等人考虑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有些声望，做直隶都督合适，把王推荐给唐。
革命党人认为王芝祥做直隶都督，掌握军权，可起抑制袁的作用，也很赞成。
唐绍仪也因为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而忧虑，曾经与孙中山计划，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向北方发展，密议以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柏文蔚出任山东都督，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五个军的武装力量，保全实力以待变化。王对督直当然是欣然同意。
回北京后。唐绍仪面陈袁世凯，袁说：“此事好商量。”
唐绍仪轻信袁已同意，通知了直隶人士，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省议会）跟着做出推王督直的正式决议。
孙中山为此特致电袁世凯，请其按照顺直议会决案加以委任。
但是，直隶是袁世凯、北洋军的发迹地，他们不允许外人插足进来，更不能听任一个接近同盟会的军人控制军权。
所以，王芝祥到北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称誉不绝，请他吃饭，并聘为高等顾问。但是背后，老袁却找到冯国璋、段祺瑞密商出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来。
唐绍仪说王芝祥督直是“北洋民意所归”，袁世凯就针锋相对来个“北洋军意反对”，密令直隶五路军队突然发出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遍发匿名信，威吓请王督直的各界人士。
这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第一次用北洋武力干预政治。
6月2日，袁世凯同时发出两令，一令说：“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宜操自央央。”，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查明请王督直的电报，是否“系奸人托名擅电”，若是，即依法严惩。
另一令是“斥责”军人不应“迎拒主将”，“不许军人干涉政治”。
形式上似乎他老袁不偏不倚，但他正是借军界强烈反对为词，拒绝了唐的推荐，提出让王芝祥任南京宣抚使，帮助黄兴解散留守部队。
任命王芝祥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内阁的威信和职权，如不坚持，将来内阁势必降为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因此，唐绍仪不接受袁世凯的意见，一再申述要尊重《约法》，不要失信于直隶人民。
袁世凯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直督，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么？”
唐绍仪说：“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唐绍仪说：这是责任内阁的职权，我要发表。”
袁世凯说：“我不盖印，就能生效么？”
袁世凯不给唐绍仪盖印，唐绍仪也拒绝在袁世凯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上签字，进行抵制。
6月15日，袁世凯竟然将不经内阁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
按照《临时约法》，总统命令不经内阁副署不能发生效力。
袁世凯这一举动，是公然违背《临时约法》，破坏责任内阁的重大事件，也是他扼杀共和、谋复帝制的狂妄野心的初次暴露，应该立刻起来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革命党除少数人指出袁违法外，大多把它看作袁、唐个人之间的争斗，看不清事件的实质，因而未给唐绍仪以应有的支持。
其他党派也基本上袖手旁观。
而那个引起双方争论的王芝祥尤其不争气，在拿到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经费，经袁示意余款不必上交后，觉得当宣抚使比做直督实惠，便不管斗争不斗争，心安理得地南下了。
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迫打击过甚，忍无可忍，于6月17日留下一道辞呈，愤而拂袖出京。
老袁对自己的这一手十分满意，为求锦上添花，他又来了一套猫哭耗子式的假慈悲，先是准唐请假，以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继之命梁士诒和段祺瑞前往天津作形式上的挽留。
梁士诒在挽留时曾谈到袁、唐私交甚厚的问题。
唐绍仪说：“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时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唐绍仪态度十分坚决。
6月27日，袁世凯在唐绍仪的辞呈上批语曰：
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兹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服，应即准如所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宽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暇，备政治之谘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富国民之望。
6月20日下午，同盟会代表张绍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往谒袁世凯，告知同盟会国务员于昨晚议定全体辞职。
张绍曾提出，第二次组阁，最好组织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如采用混合内阁，同盟会会员不愿加入。
袁世凯不赞成，说：“非职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意，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并郑重讲：“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掌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
若是仅仅听袁世凯说说，那是说的再冠冕堂皇不过了，又是“用人唯才”，又是“顾全大局”，但实质上呢？
袁世凯的所谓“用人唯才”，不过是排斥异己、任用私党的代名词。
唐绍仪在他看来不是“长才”吗？但结果如何？
在袁世凯那里，除了亲信党羽和甘心附逆者外，任何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顾全大局”，也不过是要全国人民和革命党体谅其“苦衷”，放弃革命立场，不要“拘束”和“牵制”其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而已。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已使部分嗅觉灵敏的人觉察出他将来有一天总要搞黄袍加身的把戏。他感到马脚露得太早，大为不利，特于6月24日致电黎元洪和各省都督辟谣，隐匿形迹。
电文曰：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影从，遂使两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慈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慈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维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苟以救国为前提，则当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
在这里，袁世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刚出娘胎就盛赞共和的人，谁若怀疑其帝制自为，图谋不轨，即为“意存破坏”，他就要“与天下共弃之”。
袁世凯的表演，可谓出神入化了。
这一时期，袁世凯还对陈裕作过如下的表白：
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吗？我是在对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的都没有什么结果。即如你现在所驻地南京，就是六个朝代皇帝的惨史，他们的子孙甚至于临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愿生在帝王家的怨言，上溯秦汉，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结果？清帝逊位后，虽受到优待，但是一旦国民不承认他，还有什么方法存活下去呢？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敢在这乱糟糟的时候，挺身而出，当此大任吗？请你将我的话告诉孙、黄二公及第八师各位，使他们信任我。
袁世凯这忠厚诚恳的样子，不由忠厚的人不信，陈裕当时即是一个。谁要说袁世凯想要当皇帝。他就和谁争论。直到袁世凯称帝后，他才清醒过来，追悔莫及。
如此阴险的一个袁世凯，忠厚长者孙中山怎能不吃他亏呢？
6月29日，经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
自从唐绍仪辞职后，身为同盟会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总长陈其美未到职）于6月21日、22日又联袂辞职。
袁世凯未准。
7月初，这4个人又齐至总统府向袁世凯面辞。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财政总长熊希龄于11日递上辞呈。
袁世凯见同盟会阁员坚辞，正合己意，准其与熊一同辞职。
交通总长施肇基已于月底离阁，现在阁员仅剩下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几个心腹和驯顺如羊的陆征祥了。
7月18日，陆征祥出席参议院会议，这个所谓外交名流对施政方针讲不出什么名堂，却把提出补充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出言无状，议员大哗。
袁世凯闻知，深恐补充阁员名单通不过，特具函参议院，请暂缓投票，再行协商。
参议院不予理会，次日，将陆所提6个补充阁员即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交通胡惟德、工商沈秉堃，全部否决。
袁世凯见遭到如此惨败，满腔愤懑，可又说不出任何正当理由，只好在招待全体议员、进行疏通的同时，再次把夹袋中的法宝——北洋军拿出来。使出流氓吓人战术。
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痛骂参议院不顾国家危急；署名“军界公启”的某些家伙，“声讨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罪状，并牵及谷之死力为王芝祥君督直者，受得贿赂若干云云，且谓将与天下共诛亡”。
“能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一万元”的传单撤遍了北京城；有罪名曰“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言若再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
有人向参议院打电话，“声称军警异常激烈，请贵院注意。”
北京军警公所甚至召开会议，声称再不通过新提的补充阁员名单，即请求以武力解散参议院。
一时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章太炎也随声附和，拉扯一些人致电黎元洪，请黎建议准袁世凯便宜行事，不要拘泥《约法》。
黎元洪随即通电指责议员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提出自今以后，应由大总统主持于上，各都督维持于下。对于补充阁员，议员必须速为赞同。
参议院受到攻击，内部产生分歧。
26日，表决第二次补充阁员名单时，除工商总长蒋作宾被否决外，下余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铃皆通过。
8月2日，通过刘揆一为工商总长，加上原来曾任的4总长，陆征祥的超然内阁组织起来了。
但是，陆征祥是个庸才，提挈不起全局政务，参议院又弹劾其失职，故称病请假不出。
8月20日，袁世凯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
赵秉钧对院中公文概不批阅，一切直接请袁办理，责任内阁完全成了总统的附属机关，袁世凯开始独揽大权了。
镇压革命党
搞垮责任内阁，只不过是袁世凯反对共和制度的一个尝试，要复辟帝制，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搞垮责任内阁的同时，他还加强了反革命集权与专政的工作。
袁世凯身为临时总统，进行集权与专政，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不再分裂，有一个从事生产劳动、过安定生活的和平环境。
袁世凯利用人民群众的这一心理状态，事事强调统一，军令要统一，政令要统一，制度等等也要统一。
统一到哪里去？统一到他手中，说到底，一切听他的。否则，就给人加上“破坏统一”的罪名，置于死地。
袁世凯投身行伍，靠带兵起家，经过了无数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深知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因而最看重军权。
对于革命党的武装，袁世凯极端仇视，他始终遵循着能消灭者则立即消灭之，不能立即消灭者则分化瓦解之、削弱之，最后仍旧消灭之的原则。
但是，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军队，袁世凯既不能也不敢公然用武力加以根本解决。而这支庞大的力量正是其复辟帝制的巨大障碍，不设法解决又不行。
最初，袁世凯三令五申军人必须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企图以此加以控制。
但是，袁世凯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革命党的军队怎能听他的呢？于是，他又用裁军的办法削弱南方军事力量。
当初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时，袁世凯就确定了一旦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的方针。
在南北对峙的过程中，不仅革命党组建了军队，袁世凯也招募扩建了军队，如从减轻全国人民负担着想，应该按照实际需要，南北方军队一起裁减；如从保卫共和国出发，多留南方军队，少留北洋军队，则尤为必要。
仅仅裁减南方军队无疑是不公平的，是一个阴谋。
可惜，革命党领导人缺乏革命警惕，对此认识非常不足。特别是担任整顿军队责任的黄兴，错误地认为和平时期没有保留大量军队的必要，在袁借口军饷困难不予供给的压力下，非但不坚持保留，反而自动请求辞职，放弃军队的领导权。
为此，谭人凤曾专门去南京见黄兴，批评他不以保障共和为意，徒博功成身退虚名，劝其保存军队，打消辞意。
黄兴不但不听，反而大说革命大义，动员各省军队回本省，不愿回者给川资遣散。
黄兴接着提出辞职。
本来，袁世凯对此求之不得。但是他又极其虚伪地致电黄兴留任，并电孙中山代为挽留之。
袁世凯还致电谭人凤说：“大局甫定，亟想借重，业已迭电慰留。并无裁撤之意，乞勿误会。”
谭人凤来到北京见袁世凯说：“大总统既诚意慰留，即应代为解困，现统兵数万，无饷分发，奈何！”
袁世凯皱着眉头说：“此事累黄留守为难，殊深抱歉。但现时库币如洗，请转达暂时勉强支持，俟有来源，自当竭力补助。”
一分钱不给，叫你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却又摆出一副古道热肠来挽留，这就是袁世凯的高明之处。
黄兴的辞呈又到了。
谭人凤问：“如何处理？”
袁世凯答：“克强辞意坚决，不便强以所难，只得成其高尚之志耳。”
于是，袁世凯准许黄兴辞职，下令凡隶属于留守府的驻江苏部队，除由陆军部直接统辖一部分外，均改归江苏都督程德全接管，并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协助程切实裁汰。
他们按照袁世凯的要求，把驻江苏部队大部分解散。
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也被裁减很多。
7月3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去职，驻沪部队为程德全接收。
革命党人失去了主要支柱，力量大大削弱，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年以后充分应验。
